向毛泽东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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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学读书
毛泽东同志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和他投身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和他一生刻苦的读书生活分不开的。

读书,使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从八个方面向伟人学读书。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实践。

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实践,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云云。

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所以毛泽东加紧收集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

他说:“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他通过发愤读书,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密切联系实际。

毛泽东读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

正如他所说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我们要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
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广收博览。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各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

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

1957年,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林克“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

在列车上,毛泽东在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善于抓住文章阐述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质。

据毛泽东秘书回忆,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都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

一次,毛泽东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读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

读书效率高,说明他读书主要读精髓、读要点、读实质。

敢于质疑,敢于否定“定论”,提出己见。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

他认为,读书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
和意志。

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他说: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

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但毛泽东大胆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敢于否定“定论”,还表现为古为今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赋予古人论述以崭新意义。

在1945年的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作批注。

毛泽东读书善于作批注,这是众所周知的。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

文字批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及发挥,有对原文观点的臧否和疑问,也有自己提出的独立见解。

延安时期,他阅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关于内外矛盾及其运动原理后,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在书上批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

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

”后来,他在《矛盾论》一书中将这一批注阐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

作批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动
笔墨不读书”,随时记录下所感所悟和思想火花,就为系统思考问题打下了基础。

善于向书本作调查。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

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诗文。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就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后来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仔细阅读。

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前人的文集和诗集。

毛泽东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8年全国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运动。

对于应不应该消灭麻雀,科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在刊物上展开了讨论。

毛泽东在仔细阅读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后,1960年3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

科学界的意见对于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

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
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

”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社会调查。

大革命时期,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三十年代,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一些解决富农问题的政策,解决了贫农、雇农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曾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

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做调查研究。

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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