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_邹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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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Langacker, R.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Ⅰ,Ⅱ.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第一章 1.3 节 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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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如隐喻、转喻、自指、转指等，渐渐形成为一种造词法。 任何语言的词汇都经过了从贫乏到丰富的过程，在古代词汇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利用词义泛化是最
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是，古汉语有些词类“活用”现象往往是不同的词类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王、 衣、冠、雨、泥”作动词时读为去声，作名词为非去声，类似于英语词的转类所用的“词缀法”，事实上 它们已经通过音变构成了一些新词。马建忠用“假借”[6]来形容这种现象是合适的，这跟古汉语的“假 借造字法”确实异曲同工，不妨把它看作“假借造词法”。金兆梓在《国文法之研究》中谈到“‘活用’ 实在是文字上一种普通的趋势而所以救语言文字之穷的”[7]25。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高守纲、邓明认为 “只有相应语义本有专门表达形式，但却不用，而临时让另一个词改变其词性来表示该语义的，才是词 类活用。”[2]我们且不去论这种定义是否存在问题，至少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古汉语大量的所谓词类“活 用”其实是因为“相应语义没．有．专门表达形式”才这么用的，如《左传》中“下雨”这个意义全部是由 “雨”（去声）来表达的，当时并没有另一个相应的专门表达方式。有人认为“雨”作动词是活用，有人 认为是兼类，有人又提出动词“雨”（《说文解字》：“水从云下也”）才是它的本用。我们且不去管这些争 议的对错，至少我们应该把去声的“雨”和非去声的“雨”看作两个不同语音标注的词。古汉语的“活 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词汇学问题，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古汉语的活用，就会有扩大化的倾向， 把很多兼类当作活用。我们认为，汉语发展早期很多的所谓“活用”是词汇贫乏引起的造词现象，跟儿 童习得语言的早期词汇贫乏的“词类范畴错置”有共通性。在用词过程中，借助于各种语义联系和语法
2009 年 4 月 第 29 卷 第 2 期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pr., 2009 Vol. 29 No. 2
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
邹 立 志，白 聪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现代汉语的活用主要是修辞现象，而古汉语的活用却主要是“词汇–语法”现象。（1） 古汉语词类“活用”是汉语发展早期词汇贫乏引起的造词现象。（2）古汉语词类“活用”对句 法结构的高度依赖性，是语言早期句法结构相对简单引起的。（3）词类活用现象的逐渐减少， 其原因主要来自于语言系统内部：1）词汇的日渐丰富导致词汇–语义系统演变；2）句法结构 向复杂化的方向演变。（4）通过词类活用现象我们看到古今汉语追求经济性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关键词：词类活用；词汇–语法；语法修辞结合
·37·
“饭、军、前、后”在古汉语中本义是动词[2]。看来，拿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观念去看古汉语遇到的障 碍比较多。本用、活用的区别在这里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简单二分反而会给古汉语语法体系带 来困惑，我们暂且把是否“活用”的简单答案判断悬置起来，将古汉语的“活用”加引号表示，也许能 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北京话儿童词汇–语义系统发展研究”（SM200710028003）；北京市哲社十一五规 划项目（06BaWY014）；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0071D0501600225）
作者简介：邹立志，1971 年生，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用学和言语习得方面的研究；白 聪，1987 年生，女，河南睢县人，学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用学和言语习得方面的研究。
古汉语的实词几乎“都可以活用”[4]2，在现代汉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名、动、形相互“串门”的情 况。如：
火：N：一把火．。A：他的相声最近很火．。V：他火．了。 油：N：一斤油．。A：很油．。V：油．着一副脸。 风光：N：这儿风．光．很好。A：很风．光．。V：他这次着实风．光．了一番。 共同的认知心理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语言提供了词类活用的基础，但是古今汉语的词类活用却有 着一系列重要的本质差别。关于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的修辞性质，人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所以本文要重 点讨论古汉语词类活用的词汇－语法本质。
通观古汉语的词类“活用”，如果说早期的词类是“依句定类，离句无类”，还是说得通的。古汉语词 类“活用”往往要借助于虚词（如助动词、副词）、句法（如组合关系、平行句式）、语境等去识别①。如：
富而能臣．，必免于难。（《左传•定公十三年》）（臣：作臣下，前有助动词“能”） 从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肘：用肘推，前有副词“皆”） 老其老．，慈其幼．。．（《国语•吴语》）（老：老人，幼：小孩，依组合关系而定）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诗 •王风•大车》）（谷：食谷，引申为“生”，平行句式） 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战国策•秦策一》）（蛇：象蛇一样，语境） 有些学者对所谓“名词活用作副词”提出异议[8]。如： 上礼之恭，乃目．送之。（《汉书•爰盎传》（目：用目光） 不庭．辩之。（《史记•平津侯列传》）（庭：在朝廷上） 认为“用在动词之前表处所、使用工具、依据等意义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是介宾短语省略介词‘以’、 ‘于’的省略式”，“不是词类活用”[8]。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类“活用”现象是语言发展早期组合 规则不太稳定的结果，用现代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在语言的格标记尚未发展成熟以前，存在着一些不 带格标记的组合关系，所以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自然会以“活用”来理解。其实儿童语言发展早期也有这
认知语义学告诉我们，语言中词类边界的模糊性有其深刻的认知心理基础。因为事物、属性和动作 并无明确的界限，把一个东西看成事物还是动作，取决于我们心理上形成的主观“意象”。对动作进行整 体投影，则可感知为事物（V→N），动作在时间上的连续量凸现为程度的变化，便可将动作感知为属性 （V→A）。对事物进行分阶段的连续扫描，则可感知为动作（N→V），事物都有属性，凸现该事物的典 型属性时，便可将事物感知为属性（N→A）。对属性进行整体投影就成了事物（A→N），属性都有程度 之别，如果凸现从程度浅到程度深（或者相反）的变化，就形成可以连续扫描的过程（A→V）①。吕叔 湘、朱德熙指出：“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3]8，这是实事求是的。词类的存在并不具有先天 必然性，词类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
便捷的扩充词汇的方法，它往往会比新造词优先考虑，毕竟借用比创新要容易得多，所以语言发展早期 会出现较多的所谓“活用”。语言中这种词义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词语负载的义项过多造成记 忆的负累和干扰，为了分化义项，就可能用语音上的形式标记分化出新词（即破读）或者用区别性更强 的新造词来代替，这种泛化就会慢慢趋于减少。如汉语因为造出了“戴、穿、下雨”等动词（性）表达， 早期那种“冠、衣、雨”的动词用法后来就消失了。而“锁”没有新造出另外一个异形的动词，就成了 兼类。儿童用已经习得的名词“手”来表示尚未习得的动词“摸”，便是用来救词汇贫乏之穷的，这样一 种表达策略能让我们凭借较少的词汇表达较多的内容。我们在成人语言里也经常看到人们在情急之下找 不到别的表达或者语言中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时也会出现“活用”现象：如：“宝．贝．他的东西、西瓜特别 沙．、有点儿面．、有点儿肉．，我要军．色．的帽子”等等，如果不增加另外的语言成分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找 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相应的意思。
词类活用一般被定义为：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将甲类词用为乙类词的现象。不管怎么去界定，词 类活用基本上被确认为有这么两大特征：一是临时性，二是出现了语法功能的变化。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是“临时性”与其相对的“常用性”只是个使用频率的问题。古汉语统计显示，人们感觉上的“临时” 或“常用”可能跟统计上的数据出入很大，“长期以来以今律古、滥用词类活用而致使词类活用的范围过 宽的弊端”[1]确实存在。二是“语法功能的变化”，就有个谁变为谁的问题。这在现代汉语中问题还不太 大，而在古汉语中光区分谁是“本用”，谁是“活用”就很成问题。高守纲、邓明指出现代汉语里的名词
用来表达事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句法形式我们可以记作 N-V-N（V 指谓词，包括形容词），在六种可能 的组合里，除了 V-N-V 要理解成 NVN 要付出的句法代价太大（完全相反，没有任何基本式的句法痕迹 保留）而很少见，另外四种组合 NNN、VVV、VVN、NVV 都属于不稳定的变式（最起码保持了一个 N 或一个 V 来维持基本式的句法痕迹），只要作出理解策略上的相应改变，基本都能转化成 NVN 式理解， 词类身份在组合中得到确认。如：NNN–“春风风人”（《（刘向《说苑•贵德》），NVV–“王亲释其缚” （《左传•昭公四年》），VVN–“勺饮不入口”（《左传•定公四年》），VVV–“行寡悔”（《论语•为政》）。
二 古汉语词类“活用”具有词汇学意义
如果把古汉语跟儿童语言习得联系起来看，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类似“活用”的现象在语言发 展早期是很正常的情况。儿童对词类范畴的习得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阶段，早期可能会出现词类串用现象， 如用“贝手．灯”（2.5 岁）表示“贝贝摸．灯”的意思，“没有红．他的脚”（2.5 岁）[5]，“红”表示“弄红”， 这跟古汉语“春风风．人”（刘向《说苑•贵德》）、“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之 类的现象颇为相似。
三 古汉语词类“活用”对句法结构的高度依赖性
语言规则有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但是从历时的角 度看却有个“聚合–组合–聚合–组合……”循环发展的互动过程，儿童早期也经历了由“单词句–双词 句–多词句”的不同阶段，可看作是从聚合到组合的发展。由于要表达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早期的聚合类 开始在组合轴上横向扩展，等到组合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聚合的类反过来又由组合关系来确定，慢慢形成 一些稳定的“句法槽”。聚合关系由开放的、非稳定的实体组成，组合关系是封闭的、稳定的抽象形式框 架，按照索绪尔“关系决定成分，形式决定实体”的理论，我们通过基本句法组合使词类身份得到确认。
① 参见王克仲《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中大量的语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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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现象，如“大．石．头．搬起来，把大灰狼打死”（2 岁），大石头前没有工具格“把”；“下．走”、“街．街．玩” （1.5 岁），“下”、“街街”前没有处所格“往”和“到”，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儿童在进行词类活用[9]。赵 克勤指出：“在先秦，词类活用虽然不能完全排斥修辞方面的因素，但大多数还是受当时的语法规律所制 约，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与其说是运用修辞手段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名、动、形三类词时常通 用的表现”[10]107。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9)02-0037-06
词类活用是古今汉语的老问题了，但仍有很多方面没有讨论透彻。有很多问题经常混在一起，例如：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是否是同等性质的问题、同一层面的问题？按“活用”的定义来看，它应 该是临时的和少见的，但古汉语的“活用”为什么会如此之多而普遍呢？为什么词类活用跟词的兼类、 句法省略等纠缠不清？为什么我们在词类活用问题上不能以今律古？“词类问题研究的相对落后状态， 已经制约了古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前人对古汉语的词类活用作过很多探讨，也有很多 争议，但经验性的研究居多，从理论上的系统探讨还不够，通过古今汉语比较它们的本质差异的文章也 很少见。我们认为，虽然古今汉语词类活用有共同的认知心理基础，但它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如 果说现代汉语的活用主要是修辞现象，古汉语的“活用”却主要是“词汇–语法”现象，它们在成因、 性质、发展、经济性方面都有一系列重要的区别。
因为词类活用问题牵涉到用词、构词、词义引申等诸多方面，也涵盖了词汇、语义、语法、修辞等各 个维度。如果不对语料作细致的甄别和分析工作，把这些方面混为一谈的话，就会掩盖很多值得深究的重 要问题，也会减弱我们的语言理论对语言应用的指导价值，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都无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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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认知语义学看古今词类活用的共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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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如隐喻、转喻、自指、转指等，渐渐形成为一种造词法。 任何语言的词汇都经过了从贫乏到丰富的过程，在古代词汇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利用词义泛化是最
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是，古汉语有些词类“活用”现象往往是不同的词类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王、 衣、冠、雨、泥”作动词时读为去声，作名词为非去声，类似于英语词的转类所用的“词缀法”，事实上 它们已经通过音变构成了一些新词。马建忠用“假借”[6]来形容这种现象是合适的，这跟古汉语的“假 借造字法”确实异曲同工，不妨把它看作“假借造词法”。金兆梓在《国文法之研究》中谈到“‘活用’ 实在是文字上一种普通的趋势而所以救语言文字之穷的”[7]25。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高守纲、邓明认为 “只有相应语义本有专门表达形式，但却不用，而临时让另一个词改变其词性来表示该语义的，才是词 类活用。”[2]我们且不去论这种定义是否存在问题，至少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古汉语大量的所谓词类“活 用”其实是因为“相应语义没．有．专门表达形式”才这么用的，如《左传》中“下雨”这个意义全部是由 “雨”（去声）来表达的，当时并没有另一个相应的专门表达方式。有人认为“雨”作动词是活用，有人 认为是兼类，有人又提出动词“雨”（《说文解字》：“水从云下也”）才是它的本用。我们且不去管这些争 议的对错，至少我们应该把去声的“雨”和非去声的“雨”看作两个不同语音标注的词。古汉语的“活 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词汇学问题，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古汉语的活用，就会有扩大化的倾向， 把很多兼类当作活用。我们认为，汉语发展早期很多的所谓“活用”是词汇贫乏引起的造词现象，跟儿 童习得语言的早期词汇贫乏的“词类范畴错置”有共通性。在用词过程中，借助于各种语义联系和语法
2009 年 4 月 第 29 卷 第 2 期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pr., 2009 Vol. 29 No. 2
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
邹 立 志，白 聪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现代汉语的活用主要是修辞现象，而古汉语的活用却主要是“词汇–语法”现象。（1） 古汉语词类“活用”是汉语发展早期词汇贫乏引起的造词现象。（2）古汉语词类“活用”对句 法结构的高度依赖性，是语言早期句法结构相对简单引起的。（3）词类活用现象的逐渐减少， 其原因主要来自于语言系统内部：1）词汇的日渐丰富导致词汇–语义系统演变；2）句法结构 向复杂化的方向演变。（4）通过词类活用现象我们看到古今汉语追求经济性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关键词：词类活用；词汇–语法；语法修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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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军、前、后”在古汉语中本义是动词[2]。看来，拿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观念去看古汉语遇到的障 碍比较多。本用、活用的区别在这里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简单二分反而会给古汉语语法体系带 来困惑，我们暂且把是否“活用”的简单答案判断悬置起来，将古汉语的“活用”加引号表示，也许能 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北京话儿童词汇–语义系统发展研究”（SM200710028003）；北京市哲社十一五规 划项目（06BaWY014）；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0071D0501600225）
作者简介：邹立志，1971 年生，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用学和言语习得方面的研究；白 聪，1987 年生，女，河南睢县人，学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用学和言语习得方面的研究。
古汉语的实词几乎“都可以活用”[4]2，在现代汉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名、动、形相互“串门”的情 况。如：
火：N：一把火．。A：他的相声最近很火．。V：他火．了。 油：N：一斤油．。A：很油．。V：油．着一副脸。 风光：N：这儿风．光．很好。A：很风．光．。V：他这次着实风．光．了一番。 共同的认知心理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语言提供了词类活用的基础，但是古今汉语的词类活用却有 着一系列重要的本质差别。关于现代汉语词类活用的修辞性质，人们基本已经达成共识，所以本文要重 点讨论古汉语词类活用的词汇－语法本质。
通观古汉语的词类“活用”，如果说早期的词类是“依句定类，离句无类”，还是说得通的。古汉语词 类“活用”往往要借助于虚词（如助动词、副词）、句法（如组合关系、平行句式）、语境等去识别①。如：
富而能臣．，必免于难。（《左传•定公十三年》）（臣：作臣下，前有助动词“能”） 从左右，皆肘．之。（《左传•成公二年》）（肘：用肘推，前有副词“皆”） 老其老．，慈其幼．。．（《国语•吴语》）（老：老人，幼：小孩，依组合关系而定）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诗 •王风•大车》）（谷：食谷，引申为“生”，平行句式） 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战国策•秦策一》）（蛇：象蛇一样，语境） 有些学者对所谓“名词活用作副词”提出异议[8]。如： 上礼之恭，乃目．送之。（《汉书•爰盎传》（目：用目光） 不庭．辩之。（《史记•平津侯列传》）（庭：在朝廷上） 认为“用在动词之前表处所、使用工具、依据等意义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是介宾短语省略介词‘以’、 ‘于’的省略式”，“不是词类活用”[8]。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类“活用”现象是语言发展早期组合 规则不太稳定的结果，用现代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在语言的格标记尚未发展成熟以前，存在着一些不 带格标记的组合关系，所以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自然会以“活用”来理解。其实儿童语言发展早期也有这
认知语义学告诉我们，语言中词类边界的模糊性有其深刻的认知心理基础。因为事物、属性和动作 并无明确的界限，把一个东西看成事物还是动作，取决于我们心理上形成的主观“意象”。对动作进行整 体投影，则可感知为事物（V→N），动作在时间上的连续量凸现为程度的变化，便可将动作感知为属性 （V→A）。对事物进行分阶段的连续扫描，则可感知为动作（N→V），事物都有属性，凸现该事物的典 型属性时，便可将事物感知为属性（N→A）。对属性进行整体投影就成了事物（A→N），属性都有程度 之别，如果凸现从程度浅到程度深（或者相反）的变化，就形成可以连续扫描的过程（A→V）①。吕叔 湘、朱德熙指出：“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3]8，这是实事求是的。词类的存在并不具有先天 必然性，词类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
便捷的扩充词汇的方法，它往往会比新造词优先考虑，毕竟借用比创新要容易得多，所以语言发展早期 会出现较多的所谓“活用”。语言中这种词义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因为词语负载的义项过多造成记 忆的负累和干扰，为了分化义项，就可能用语音上的形式标记分化出新词（即破读）或者用区别性更强 的新造词来代替，这种泛化就会慢慢趋于减少。如汉语因为造出了“戴、穿、下雨”等动词（性）表达， 早期那种“冠、衣、雨”的动词用法后来就消失了。而“锁”没有新造出另外一个异形的动词，就成了 兼类。儿童用已经习得的名词“手”来表示尚未习得的动词“摸”，便是用来救词汇贫乏之穷的，这样一 种表达策略能让我们凭借较少的词汇表达较多的内容。我们在成人语言里也经常看到人们在情急之下找 不到别的表达或者语言中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时也会出现“活用”现象：如：“宝．贝．他的东西、西瓜特别 沙．、有点儿面．、有点儿肉．，我要军．色．的帽子”等等，如果不增加另外的语言成分的话，我们似乎很难找 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相应的意思。
词类活用一般被定义为：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将甲类词用为乙类词的现象。不管怎么去界定，词 类活用基本上被确认为有这么两大特征：一是临时性，二是出现了语法功能的变化。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是“临时性”与其相对的“常用性”只是个使用频率的问题。古汉语统计显示，人们感觉上的“临时” 或“常用”可能跟统计上的数据出入很大，“长期以来以今律古、滥用词类活用而致使词类活用的范围过 宽的弊端”[1]确实存在。二是“语法功能的变化”，就有个谁变为谁的问题。这在现代汉语中问题还不太 大，而在古汉语中光区分谁是“本用”，谁是“活用”就很成问题。高守纲、邓明指出现代汉语里的名词
用来表达事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句法形式我们可以记作 N-V-N（V 指谓词，包括形容词），在六种可能 的组合里，除了 V-N-V 要理解成 NVN 要付出的句法代价太大（完全相反，没有任何基本式的句法痕迹 保留）而很少见，另外四种组合 NNN、VVV、VVN、NVV 都属于不稳定的变式（最起码保持了一个 N 或一个 V 来维持基本式的句法痕迹），只要作出理解策略上的相应改变，基本都能转化成 NVN 式理解， 词类身份在组合中得到确认。如：NNN–“春风风人”（《（刘向《说苑•贵德》），NVV–“王亲释其缚” （《左传•昭公四年》），VVN–“勺饮不入口”（《左传•定公四年》），VVV–“行寡悔”（《论语•为政》）。
二 古汉语词类“活用”具有词汇学意义
如果把古汉语跟儿童语言习得联系起来看，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类似“活用”的现象在语言发 展早期是很正常的情况。儿童对词类范畴的习得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阶段，早期可能会出现词类串用现象， 如用“贝手．灯”（2.5 岁）表示“贝贝摸．灯”的意思，“没有红．他的脚”（2.5 岁）[5]，“红”表示“弄红”， 这跟古汉语“春风风．人”（刘向《说苑•贵德》）、“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之 类的现象颇为相似。
三 古汉语词类“活用”对句法结构的高度依赖性
语言规则有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但是从历时的角 度看却有个“聚合–组合–聚合–组合……”循环发展的互动过程，儿童早期也经历了由“单词句–双词 句–多词句”的不同阶段，可看作是从聚合到组合的发展。由于要表达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早期的聚合类 开始在组合轴上横向扩展，等到组合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聚合的类反过来又由组合关系来确定，慢慢形成 一些稳定的“句法槽”。聚合关系由开放的、非稳定的实体组成，组合关系是封闭的、稳定的抽象形式框 架，按照索绪尔“关系决定成分，形式决定实体”的理论，我们通过基本句法组合使词类身份得到确认。
① 参见王克仲《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中大量的语言事实。
·39·
样的现象，如“大．石．头．搬起来，把大灰狼打死”（2 岁），大石头前没有工具格“把”；“下．走”、“街．街．玩” （1.5 岁），“下”、“街街”前没有处所格“往”和“到”，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儿童在进行词类活用[9]。赵 克勤指出：“在先秦，词类活用虽然不能完全排斥修辞方面的因素，但大多数还是受当时的语法规律所制 约，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与其说是运用修辞手段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名、动、形三类词时常通 用的表现”[10]107。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9)02-0037-06
词类活用是古今汉语的老问题了，但仍有很多方面没有讨论透彻。有很多问题经常混在一起，例如：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类活用是否是同等性质的问题、同一层面的问题？按“活用”的定义来看，它应 该是临时的和少见的，但古汉语的“活用”为什么会如此之多而普遍呢？为什么词类活用跟词的兼类、 句法省略等纠缠不清？为什么我们在词类活用问题上不能以今律古？“词类问题研究的相对落后状态， 已经制约了古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前人对古汉语的词类活用作过很多探讨，也有很多 争议，但经验性的研究居多，从理论上的系统探讨还不够，通过古今汉语比较它们的本质差异的文章也 很少见。我们认为，虽然古今汉语词类活用有共同的认知心理基础，但它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如 果说现代汉语的活用主要是修辞现象，古汉语的“活用”却主要是“词汇–语法”现象，它们在成因、 性质、发展、经济性方面都有一系列重要的区别。
因为词类活用问题牵涉到用词、构词、词义引申等诸多方面，也涵盖了词汇、语义、语法、修辞等各 个维度。如果不对语料作细致的甄别和分析工作，把这些方面混为一谈的话，就会掩盖很多值得深究的重 要问题，也会减弱我们的语言理论对语言应用的指导价值，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都无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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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认知语义学看古今词类活用的共同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