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志于道

游于艺志于道作者：陶亮闫睿
来源：《收藏家》2022年第02期
2021年12月21日于河南博物院开展的“金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玉特种工艺瑰宝展”是2019年“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立以来首次联合策划和举办的专题展览，展览汇聚了沿黄九省区23家文博单位近300件金玉特种工艺文物精品，时代跨越近4000年。

该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会、河南省文物局支持，河南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主办。

我们希望通过“金”“玉”结合工艺的产生、发展和延续及其背后的理念变化来展示黄河儿女的创新活力和卓然智慧，让观众在品鉴器物之美、技艺之美、匠心之美、文化之美的同时，感知中华民族的文化厚积与自信。

该展览将会延续到2022年2月20日。

“玉”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是神圣和永生的象征，折射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取向。

中国先秦以铜为“金”或“吉金”，青铜器在早期中原王朝具备礼制功能，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

秦汉以后，黄金以其珍稀和不朽的象征，逐渐取代青铜，在高端制器中广为使用。

金、玉为主体的特种工艺器，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融汇着东西方物质精华，彰显着雍容华贵的气质，
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工艺技术相互借鉴，使用理念渐趋同化，蕴含着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涵。

一、金玉辉映
金玉材质的组合，使得金、铜的光芒毕现与玉石的莹质凝辉相映成趣，并融合了两者的神圣性与礼制功能。

绿松石是先民最早认识并使用的玉料之一。

绿松石原石通常薄而细小，因此其制品早期多是一些简单的小挂饰，在距今八千多年的裴李岗文化中就有较多发现。

其后多与其他材质嵌合而成，夏代以前的绿松石镶嵌制品可见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镶绿松石骨雕筒、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出土的镶嵌绿松石腕饰、山东临朐西朱封大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镂空组合玉饰等。

夏代中后期的二里头遗址中始见用绿松石镶嵌于铜器上，如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图1），这种铜牌饰多出土于贵族墓葬，一般置于墓主人的胸前或腕部附近，两侧边多有用于系带的小穿孔。

这种兽面被认为是神面，与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绿松石镶嵌片的组合作为神像的理念一脉相承。

二里头时期的绿松石制作技术在工具的使用和技术的操作上都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并且对绿松石的选用也存在严格的筛选。

200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一座贵族墓的墓主人身上的绿松石铜龙形器（图2），总长70、头宽15厘米，由白玉和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其制作技术初步综合包括嵌片楔状斜边、多样几何形、标准化及微型拼合等工艺①。

有学者通过实验，手工将一件绿松石片状原料改制成一长方形嵌片约需40分钟，从而推算制作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至少需要1400小时才能完成。

铜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的颜色范围相对集中，色相、饱和度、明度和均匀性指标较好，表面洁净度值多为极洁净，而兽面铜牌饰所选绿松石较龙形器稍次，项链类绿松石又次之②。

二里头时期的绿松石作坊和制铜作坊仅见于二里头都邑，且处于都城的中轴区域，外有围垣，区域重要、管控严格，表明青铜礼器、绿松石器的生产、分配都由最高统治阶层掌控，是王权的象征。

夏代王朝都邑的绿松石料，主要来自陕西洛南辣子崖古绿松石矿一带，应是从该地经过粗加工后，沿洛河由水运进入夏代国家的腹心®。

绿松石在早期除镶嵌在具有神性的牌饰上外，主要还镶嵌于礼仪性兵器上。

辉县褚丘出土的嵌绿松石龙纹铜戈（图3），铜内部位用各种不同形状的绿松石薄片镶出龙纹，线条偏圆润，龙纹的瓶形角、额上的菱格纹等都是典型的商代特征。

商代晚期青铜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装饰青铜容器，如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嵌绿松石铜缶，通高仅10.7厘米，通身嵌饰绿松石，组成兽面纹图案，表明当时镶嵌绿松石水平已经很高，但用绿松石装饰容器的现象尚不多见。

春秋晚期开始，非金属镶嵌工艺臻于鼎盛，青铜礼器上嵌绿松石类表面装饰较多出现。

嵌绿松石错金铜方鉴（图4）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嵌绿松石的复合菱形纹图案，鉴腹外壁以勾连纹隔成方栏，栏内有错金嵌绿松石方形几何图案，四个龙形耳的龙身上也镶嵌有绿松石。

山东淄博稷下街道商王村出土的牺尊（图5），通体饰以金、银丝嵌错的几何云纹，头顶及双目间至鼻梁上端镶嵌绿松石，眼球为墨精石，眼上眉毛各嵌7枚长方形绿松石块，口角左右错银丝两道，各嵌8枚银质星点，以示胡须。

项圈巧妙遮掩首体接合处的合缝痕，其上嵌16枚椭圆形银珠。

牛背上有一盖，盖为一长颈禽鸟，两翅平展，翎羽以绿松石铺填。

这件牛形牺尊从礼制上来说是先秦器用制度的落日余晖，但从工艺角度来说，又是玉石嵌错工艺的经典之作。

绿松石与黄金的结合大约始于夏商时期，多发现于北方草原文化地区，受到西亚、中亚和南西伯利亚草原部族的影响。

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的金耳饰（图6），为穿珠式金耳饰，主要存在于夏商时期太行山到黄河东岸的北方地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图7），也是传统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

从器物本身镶嵌物来看，此时金器上镶嵌的已经不局限于绿松石，而推广到其他玉石和宝石，这是东周以后古人审美經历了从神圣华贵之美到奢侈华丽之美的转变所导致，绿松石神圣性渐失，和田玉为主的真玉以及宝石类与黄金组合，淋漓地演绎了奢华之美。

春秋战国时期的绿松石镶嵌黄金技艺借鉴了青铜容器嵌玉石的工艺，先铸造器物主体，铸造时将镶嵌绿松石的部位预留出来，再将绿松石粘贴嵌入。

陕西宝鸡益门二号墓出土的金柄铁剑即明显表现出这种特征。

秦汉时期受到西亚和中亚的影响使用掐丝工艺，将金丝或金片按照绿松石或宝石的形状围成一周对头焊接后，焊接或粘接在底托上，再镶嵌饰物，表明金饰工艺逐渐脱离青铜工艺的影响，迈入了掐丝包边镶嵌的新阶段。

陕西西安未央区卢家口村出土金灶（图8）系掐丝和焊缀金珠工艺在汉代金银器使用上的典型之作。

金灶灶台上的锅里的粟米寓意“金丹”，整器取象于炼金丹求长生的丹灶，是秦汉时期神仙方术思想流行的反映。

战国至两汉，与中原流行的“玉殓葬”不同，中国北方河套地区如甘肃、内蒙古等地长期盛行的是“金饰墓主现象”，即用金饰在墓主人的头部、上半身、下半身、足部，或者在墓主人的衣物上进行装饰，以显示墓主人的财富、身份和权威。

墓主身上佩戴金饰数量较多、饰品较小，纹饰类型以动物纹偏多。

这种葬俗起源于欧亚草原地区，如黑海西岸的瓦尔纳墓地、俄罗斯图瓦地区的阿尔然二号王冢、阿富汗的“蒂拉丘地”墓葬等较为典型。

甘肃马家塬战国墓的金饰墓主现象即受到此种因素的影响。

到了秦汉时期，黄金由于其不易腐蚀的稳定性，取类比象，被赋予不朽的性能，这或是受到传统用玉理念的影响。

汉代贵族甚至服食黄金炼成的金丹，以期长生不老、飞升成仙。

《史记·孝武本纪》载“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

”当黄金被赋予这种不朽的象征意义后，金和玉的使用理念前所未有地趋同化。

先秦时期，除以绿松石作为镶嵌的特种工艺器外，还有以玉和金（含青铜和黄金）分别为主体加以结合的特种工艺器。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多件带有玉质或者石质铃舌的铜铃，这类铜铃一般都与绿松石龙形器或者绿松石铜牌饰一起出土，《诗经·周颂·载见》
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表明这种“金声玉振”的乐音似是用以指引着龙神引领灵魂升天。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带翼铜铃（图9），顶部有孔，原应装有玉质铃舌。

金玉合器的接合工艺一般有套合与铸接两类，套合是在金、玉两部分主体制作出来后，用铆钉、黏合剂（一般是树脂、漆液、桐油、天然沥青或动物胶）等进行铆合粘接。

铸接则先将玉矛、玉戈或玉戚等玉质部分预制好，然后将其末端包裹于陶范中，再浇铸铜质部分，为使两者连接更加牢固，与铜质部分连接的玉质部分末端预留有孔洞，类似青铜器铸造中的铆接工艺。

新郑望京楼遗址采集的这件铜内玉援戈（图10），铜内前端有一圆形小孔，穿透对应的玉援部位，原应有铆钉加以固定。

玉援与铜内连接部位的表面缝隙间残留有黑色填充黏合物质，可知铜内与玉援间以黏合剂结合，铜内尖部和玉援边缘沟槽内都残留有纤维捆绑痕迹，黏合后可能以绳索之类起到辅助固定作用。

这种结合并不牢固的复合兵器，不适宜于实战，都是礼仪性兵器。

玉作为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载体，至两周时期（尤其是东周以来）形成了玉德之说，并且形成了“玉珉之争”的真玉、假玉概念，通常以和田玉为真玉，从而引发了和田玉的大规模使用。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 出土的玉柄铁剑（图11），玉柄由茎、首两部分套接而成，皆为和田青玉，柄茎圆柱中空，以纳铜柄芯，玉柄首中部镶嵌绿松石片，两侧有透穿小圆孔，贯以铜质销钉以固定铜芯与柄首。

工艺精巧，装饰华美。

二、包金裹银
包镶之美，使器物具有金银之表。

中国早期包镶金器存南北之别，此种差别基于各自对青铜和黄金的价值取向和功能的差异。

南方将黄金制品置于极优越地位，在礼制功能上或已超越了青铜，具备了高等级身份象征及与神沟通的职能。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铜人头像（图12），金面罩用金皮捶打而成，制作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

一般认为，这种金面造像代表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这种特征可能借鉴了西亚、近东文明的因素而加以改造创新。

北方则用传统青铜器体现等级，黄金制品级别并非极高，多作为器物装饰，如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岗上层时期金叶、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2号大墓出土金箔饰片、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金箔片、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中出土金箔片、山西石楼县桃花庄商代墓葬中出土弓形金饰，大多是作为镶嵌于漆木器、铜器及玉器上的装饰性制品。

新乡市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包金铜内玉援戈（图13），在玉援的宽端用黄金加以包裹，也是起到装饰性效果。

汉代以后包金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金层包贴在铜器表面，与铜器基体的贴合性很好。

河南永城保安山墓出土的包金铜车軎（图14），从外表来看，与鎏金器几乎一样，表面光洁、金层匀整。

但是通过高倍放大镜，能发现金层缺损部位的边缘平整，与青铜基体分界明显，部分金层出现鼓包褶皱现象，可以看出是包了一层金。

而金层缺损处露出的黑色部位，显示应该是使用了黏合剂。

三、镂金错彩
纹饰审美早期注重教化功能，使人感受神力的伟大和王权的威严，其后突出等级规范，走向重写实的典雅端庄，自东周以后的世俗化趋向，使纹饰审美突出奢华精美，注重工巧，加之东周以来铁制工具的出现加快了青铜器表面镶嵌技术的发展，因此错红铜、金银等工艺勃兴。

嵌错红铜和金银的工艺是利用了红铜和金银等良好的延展性，铸造时预留纹饰槽，然后将红铜、金银等材质的金属片和金属丝填压进纹饰槽内，并加以磨错，以使结合更为紧密。

红铜嵌错最早用铸镶法，可分透壁铸镶与半透铸镶，以半透铸镶为例，先铸近于器壁一半厚度的红铜纹饰块，背面铸出凸榫，起到与器物合范时芯撑的作用，然后将红铜纹饰块嵌入整个器物范中进行浇铸即成。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嵌红铜方豆（图15），通过表面部分纹饰片的脱落可以看出是半壁铸镶。

纹饰嵌槽内留有垫片，铜豆器表的红铜纹饰与内部的垫片形成對应关系。

铸镶红铜之后出现了直接嵌错红铜丝和红铜片的技法。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东周时期嵌错红铜和金银工艺的发展状况。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这件采桑人物范（图16），其纹饰多见于东周时期嵌红铜容器上，应当是用于铸造嵌红铜类器物上的预留纹饰槽。

错金银工艺于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目前发现较早的是用于嵌错铭文，如国家博物馆所藏栾书缶、山西省垣曲县谭家村出土的韩钟剑等。

其后较多地用于嵌错器物纹饰，河南洛阳西工区小屯出土错金团花纹铜流鼎（图17）、四川成都新津机场出土的错银云纹铜方壶（图18），表面纹饰精细、流畅，是战国时期错金银器物的精美之作。

金银贵金属普遍用于嵌错后，嵌错红铜几于绝迹，体现了审美上的尚奢华。

战国至两汉，与中原流行的“玉殓葬”不同，中国北方河套地区如甘肃、內蒙古等地长期盛行的是“金饰墓主现象”，即用金饰在墓主人的头部、上半身、下半身、足部，或者在墓主人的衣物上进行装饰，以显示墓主人的财富、身份和权威。

墓主身上佩戴金饰数量较多、饰品较小，纹饰类型以动物纹偏多。

这种葬俗起源于欧亚草原地区，如黑海西岸的瓦尔纳墓地、俄罗斯图瓦地区的阿尔然二号王冢、阿富汗的“蒂拉丘地”墓葬等较为典型。

甘肃马家塬战国墓的金饰墓主现象即受到此种因素的影响。

到了秦汉时期，黄金由于其不易腐蚀的稳定性，取类比象，被赋予不朽的性能，这或是受到传统用玉理念的影响。

汉代贵族甚至服食黄金炼成的金丹，以期长生不老、飞升成仙。

《史记·孝武本纪》载“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

”当黄金被赋予这种不朽的象征意义后，金和玉的使用理念前所未有地趋同化。

先秦时期，除以绿松石作为镶嵌的特种工艺器外，还有以玉和金（含青铜和黄金）分别为主体加以结合的特种工艺器。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多件带有玉质或者石质铃舌的铜铃，这类铜铃一般都与绿松石龙形器或者绿松石铜牌饰一起出土，《诗经·周颂·载见》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表明这种“金声玉振”的乐音似是用以指引着龙神引领灵魂升天。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带翼铜铃（图9），顶部有孔，原应装有玉质铃舌。

金玉合器的接
合工艺一般有套合与铸接两类，套合是在金、玉两部分主体制作出来后，用铆钉、黏合剂（一般是树脂、漆液、桐油、天然沥青或动物胶）等进行铆合粘接。

铸接则先将玉矛、玉戈或玉戚等玉质部分预制好，然后将其末端包裹于陶范中，再浇铸铜质部分，为使两者连接更加牢固，与铜质部分连接的玉质部分末端预留有孔洞，类似青铜器铸造中的铆接工艺。

新郑望京楼遗址采集的这件铜内玉援戈（图10），铜内前端有一圆形小孔，穿透对应的玉援部位，原应有铆钉加以固定。

玉援与铜内连接部位的表面缝隙间残留有黑色填充黏合物质，可知铜内与玉援间以黏合剂结合，铜内尖部和玉援边缘沟槽内都残留有纤维捆绑痕迹，黏合后可能以绳索之类起到辅助固定作用。

这种结合并不牢固的复合兵器，不适宜于实战，都是礼仪性兵器。

玉作为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载体，至两周时期（尤其是东周以来）形成了玉德之说，并且形成了“玉珉之争”的真玉、假玉概念，通常以和田玉为真玉，从而引发了和田玉的大规模使用。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 出土的玉柄铁剑（图11），玉柄由茎、首两部分套接而成，皆为和田青玉，柄茎圆柱中空，以纳铜柄芯，玉柄首中部镶嵌绿松石片，两侧有透穿小圆孔，贯以铜质销钉以固定铜芯与柄首。

工艺精巧，装饰华美。

二、包金裹银
包镶之美，使器物具有金银之表。

中国早期包镶金器存南北之别，此种差别基于各自对青铜和黄金的价值取向和功能的差异。

南方将黄金制品置于极优越地位，在礼制功能上或已超越了青铜，具备了高等级身份象征及与神沟通的职能。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铜人头像（图12），金面罩用金皮捶打而成，制作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

一般认为，这种金面造像代表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这种特征可能借鉴了西亚、近东文明的因素而加以改造创新。

北方则用传统青铜器体现等级，黄金制品级别并非极高，多作为器物装饰，如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岗上层时期金叶、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2号大墓出土金箔饰片、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金箔片、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中出土金箔片、山西石楼县桃花庄商代墓葬中出土弓形金饰，大多是作为镶嵌于漆木器、铜器及玉器上的装饰性制品。

新乡市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包金铜内玉援戈（图13），在玉援的宽端用黄金加以包裹，也是起到装饰性效果。

汉代以后包金工艺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金层包贴在铜器表面，与铜器基体的贴合性很好。

河南永城保安山墓出土的包金铜车軎（图14），从外表来看，与鎏金器几乎一样，表面光洁、金层匀整。

但是通过高倍放大镜，能发现金层缺损部位的边缘平整，与青铜基体分界明显，部分金层出现鼓包褶皱现象，可以看出是包了一层金。

而金层缺损处露出的黑色部位，显示应该是使用了黏合剂。

三、镂金错彩
纹饰审美早期注重教化功能，使人感受神力的伟大和王权的威严，其后突出等级规范，走向重写实的典雅端庄，自东周以后的世俗化趋向，使纹饰审美突出奢华精美，注重工巧，加之
东周以来铁制工具的出现加快了青铜器表面镶嵌技术的发展，因此错红铜、金银等工艺勃兴。

嵌错红铜和金银的工艺是利用了红铜和金银等良好的延展性，铸造时预留纹饰槽，然后将红铜、金银等材质的金属片和金属丝填压进纹饰槽内，并加以磨错，以使结合更为紧密。

红铜嵌错最早用铸镶法，可分透壁铸镶与半透铸镶，以半透铸镶为例，先铸近于器壁一半厚度的红铜纹饰块，背面铸出凸榫，起到与器物合范时芯撑的作用，然后将红铜纹饰块嵌入整个器物范中进行浇铸即成。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嵌红铜方豆（图15），通过表面部分纹饰片的脱落可以看出是半壁铸镶。

纹饰嵌槽内留有垫片，铜豆器表的红铜纹饰与内部的垫片形成对应关系。

铸镶红铜之后出现了直接嵌错红铜丝和红铜片的技法。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东周时期嵌错红铜和金银工艺的发展状况。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这件采桑人物范（图16），其纹饰多见于东周时期嵌红铜容器上，应当是用于铸造嵌红铜类器物上的预留纹饰槽。

错金银工艺于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目前发现较早的是用于嵌错铭文，如国家博物馆所藏栾书缶、山西省垣曲县谭家村出土的韩钟剑等。

其后较多地用于嵌错器物纹饰，河南洛阳西工区小屯出土错金团花纹铜流鼎（图17）、四川成都新津机场出土的错银云纹铜方壶（图18），表面纹饰精细、流畅，是战国时期错金银器物的精美之作。

金银贵金属普遍用于嵌错后，嵌错红铜几于绝迹，体现了审美上的尚奢华。

战国至两汉，与中原流行的“玉殓葬”不同，中国北方河套地区如甘肃、内蒙古等地长期盛行的是“金饰墓主现象”，即用金饰在墓主人的头部、上半身、下半身、足部，或者在墓主人的衣物上进行装饰，以显示墓主人的财富、身份和权威。

墓主身上佩戴金饰数量较多、饰品较小，纹饰类型以动物纹偏多。

这种葬俗起源于欧亚草原地区，如黑海西岸的瓦尔纳墓地、俄罗斯图瓦地区的阿尔然二号王冢、阿富汗的“蒂拉丘地”墓葬等较为典型。

甘肃马家塬战国墓的金饰墓主现象即受到此种因素的影响。

到了秦汉时期，黄金由于其不易腐蚀的稳定性，取类比象，被赋予不朽的性能，这或是受到传统用玉理念的影响。

汉代贵族甚至服食黄金炼成的金丹，以期长生不老、飞升成仙。

《史记·孝武本纪》载“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

”当黄金被赋予这种不朽的象征意义后，金和玉的使用理念前所未有地趋同化。

先秦时期，除以绿松石作为镶嵌的特种工艺器外，还有以玉和金（含青铜和黄金）分别为主体加以结合的特种工艺器。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多件带有玉质或者石质铃舌的铜铃，这类铜铃一般都与绿松石龙形器或者绿松石铜牌饰一起出土，《诗经·周颂·载见》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表明这种“金声玉振”的乐音似是用以指引着龙神引领灵魂升天。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带翼铜铃（图9），顶部有孔，原应装有玉质铃舌。

金玉合器的接合工艺一般有套合与铸接两类，套合是在金、玉两部分主體制作出来后，用铆钉、黏合剂（一般是树脂、漆液、桐油、天然沥青或动物胶）等进行铆合粘接。

铸接则先将玉矛、玉戈或玉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