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儿童“后遗症”

留美儿童“后遗症”
作者：冯翔
来源：《课外阅读》2011年第08期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

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这两个孩子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至今他俩仍以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妈妈于爱群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上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

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是在美国做的这项工作。

2008年至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

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

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

“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

”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

“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

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

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

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

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

”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

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

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

”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

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ncho写的是“坏人”。

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

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

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

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

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 Point就算合格。

”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

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

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

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一天晚上，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

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

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

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

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

“这才是民主。

”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
事实上，牛牛高涨的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

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

牛牛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

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

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

”
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

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
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

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
“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

”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

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

”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

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

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

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

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

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

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

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

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

”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

”
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

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

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

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

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关于未来，Pon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

”“美国人很有野心。

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Pet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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