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的视角对_撤市设区_的绩效研究_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
——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李开宇１，２，魏清泉１，张晓明２
（１．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５１０２７５；２．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地理研究所，西安７１００６１）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ＰＡＮＹＵ
ＬＩＫａｉ－ｙｕ１，２，ＷＥ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２
（１．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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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ｒｅｓｅｎ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Ｐａｎｙｕｃ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ｔｗ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ｅ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ｔｈｅＰａｎｙ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Ｉｎｓｕｃｈｋｉｎｄ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ｏｓｅｍａｎ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ｗｏｒｔｈｔｏ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ｇ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ｏｎｌｙｔｏ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ｏ，ｔｈｅｏｎｌｙｍｅａｎ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ｓ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ｔｏｓｅｔｕｐ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ｗｈｏｌｏｓｅｔｈｅｉｒｆａｒｍ，ｔｏｐｅｒｆｅｃｔ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ｔｃ，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ｂｙｔｈｉｓｃａｎｗ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ｎｙｕ；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１１－０４
提要：在５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
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

在如
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
考。

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
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

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
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
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

从番禺区视
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
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
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一步完善土
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
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番禺；“撤市设区”；绩效分析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２文献标志码：Ａ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我国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撤县（市）设区”的政区调整。

但是，１９９０年后，在行政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国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空间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行政手段［１］，“撤县（市）设区”被赋予了“是扩展大城市发展空间和打破行政区经济障碍的重要手段”等更多的功能。

单纯从中心城市的角度进行“撤县（市）设区”的绩效分析，往往可以得到政区调整效果十分显著的结论，一般都认为“撤县（市）设区”：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凝聚能力，促进城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城市化进程；更有效地利用地区资源，促进产业协作，合理布局生产力，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更有成效地对地域上紧密相连的城镇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减少各种冲突和矛盾，建设节约型社会，方便市民，减轻群众负担等。

但是这种忽视了对作为“撤县（市）设区”的另外一个主体—被撤的县（市）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绩效分析，往往可能疏略区域在响应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积极的或消极的“信号”，而这些“信号”有可能对我们提高“撤县（市）设区”的调整绩效和完善城市管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尝试着从番禺区的视角来分析广州市的“撤市设区”的绩效，探讨对在“撤县（市）设区”过程中新设立城区的城市管理等问题。

１在番禺区的视角下“撤市设区”的绩效分析２０００年，经国务院批准，番禺市、花都市通过“撤市设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总第９４期
区”成为广州市的两个新区。

在２００５年，经国务院批准，广州市进行了城区的调整，原番禺区南部的南沙地区从番禺区划出设立为南沙区，新番禺区面积缩小为７７０．１３ｋｍ２，辖７个街道办事处（市桥、东环、沙头、桥南、小谷围、大石、洛浦）和１０个镇（新造、南村、化龙、石楼、石基、大岗、东涌、榄核、沙湾、钟村）。

１．１“撤市设区”对区域发展的积极影响
广州市提出番禺“撤市设区”的主要目标包括：拓展广州市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广州市交通网络质量，强化广州市集聚能力与规模效益，推进南沙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从广州的发展来看，番禺“撤市设区”的基本目标已经完成。

从番禺来看，“撤市设区”也促进了区域发展。

１．１．１提升了经济发展空间
番禺成为广州一个区后，使大广州的区域发展空间增大，广州市能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对全市进行区域内资源统一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广州市先后在番禺启动了小谷围大学城“科技港”、南沙“海港”丰田汽车城和钟村石壁新火车客运站等重大项目。

番禺也在广州大都市整体发展战略统筹前提下，更有效地利用国家、省、市建设资金和广州市的国际地位，直接地融入广州大都市经济圈的分工与协作中，在高起点上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

１．１．２交通设施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番禺设区前，受建设资金的制约，境内无高速、无地铁，对外交通十分不方便。

番禺撤市设区以后，在广州市的大力支持下，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区内区外交通十分方便，如已建的华南快速，在建的新光快速干线、东新高速、地铁３、４号线，规划建设的新火车客站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近１０００亿元。

这些交通廊道为番禺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加快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与疏散，利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番禺的区域竞争力。

１．１．３城市规划力度加强
设区后，在广州市的领导下，番禺改变了过去村镇建设规划滞后的情况，加快编制镇域规划、中心村规划，许多镇域的总体规划（如沙湾、石楼、大岗等）已被批准，部分中心村的规划编制也已完成，共涉及９８个项目的番禺区片区规划也正在编制当中。

规划力度加强，使工业集聚点进一步优化，由原来的“村村点火”调整为２６个得到批准的工业集聚点，各专项规划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１．１．４区域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增长
番禺“撤市设区”后，土地审批、项目审批权限上收到广州市，特别是在广州市对番禺建设用地审批严格控制后，在新增建设用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番禺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在政府主导下外迁“三低”企业（目前已外迁企业３１家），提高新项目引入“门槛”，呈现出由原来通过多上项目粗放型增长向现在追求土地产出效益集约型增长的转型趋势。

用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率＝△人均ＧＤＰ／△Ｓ（新增加用地面积）来表示用地的集约度，番禺的用地集约度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１１陡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９．８２。

固然，番禺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这种变化与广州市严格控制土地利用审批有直接
关系，但是这不仅反映了这种转型的趋势，也说明番禺转向集约型发展的空间很大。

１．１．５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撤市设区”后，在大广州发展思路引导下，番禺区的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发展速度相对下降，第三产业增长加快。

从产业结构来看，三产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８．８∶５５．３∶３５．９演进为２００５年的５．７∶５１．２∶４３．１。

１．２“撤市设区”后存在的问题
１．２．１上下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
番禺“撤市设区”后，审批权力上收，极大地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市、区两级政府间在管理上出现“越位”、“缺位”。

一方面上级政府管辖区域太大，工作量大和复杂性增加，审批时间延长，延误经济发展时机。

番禺设区前，一个项目行政审批案从审批到落实只要２０天左右，而设区后无论在规划部门、国土部门或消防部门的审批时间都是原番禺的２—３倍。

另一方面，番禺设区后，番禺的权力空间进一步缩小，部分行政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区政府对区内各部门缺乏有效的制衡，各部门间的关系更是难以协调。

１．２．２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控—规—建”失调
“撤市设区”后，广州市政府计划在番禺进行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在番禺区划定了大面积的控制区域，不允许开展任何形式的生产和建设。

如广州新城控制面积达２００ｋｍ２，大学城４３ｋｍ２，广州铁路新客站３５．７ｋｍ２，在珠江沿岸、金山大道两边各控５００ｍ，其他主干线也最少控１００ｍ，还有纵横分布的“绿带”等等。

“控规”使大量原已批准使用的建设用地和历史用地无法继续开发使用。

另一方面，几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控制用地基本未动工建设，大面积土地闲置。

到目前为止，番禺闲置土地达８６０多ｈｍ２，其中６０％是上级部门规划控制之内。

同时，番禺区批准建设用地，又极为短缺，２００４年批准新增用地不足３０ｈｍ２，２００５年仅为２０ｈｍ２。

受用地审批影响，相当一部分已投入建厂前期资金的企业，因用地审批迟缓而错失了企业发展良机，许多原本看好番禺的投资项目也因而“花落别家”。

１．２．３农村地区城区化管理问题重重
“撤市设区”时，番禺有６０多万农民，“撤市设区”并没有使这些农民真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撤市设区”后，广州市在番禺区实际采取了农村地区城市化管理的模式，给规划、建设、民政、交通等部门的管理与农民生产、生活带来困难。

（１）在城市规划方面：撤市设区后，番禺农民新建、翻建房屋等都需要到广州市规划局审批，由于部分村的中心村规划没有落实等原因，农村很多危房以及旧房拆建无法进行。

整个番禺区在２００４年一年内批准的农村建房数量不足１０件。

这一方面导致农民的不满情绪加剧，激化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民私自建房等违法用地现象急剧增加。

地方规划部门只能在法规与农民正常生活需要之间左右为难。

（２）在民政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收养的弃婴户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总第９４期
口问题。

设区前，农民收养弃婴的户口可以通过各部门的协调，按农村户口上户。

设区后，按广州市的规定，农民收养弃婴的户口属于集体户口，被收养的弃婴不能获得农村户口，被收养的弃婴因而没有权力获取相应的权益（如土地分配、分红等）。

在农民的慈善行为前，在将城市化率作为政绩考核重要指标下的城市管理制度缺乏应有的弹性和人文关怀。

（３）在交通方面：目前，摩托车仍是番禺村民出行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

实行广州老八区“摩托车不上牌”的政策，将给番禺区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此外，设区后番禺的客运企业仍不能享受老八区公交车的优惠政策，在油价上涨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下，番禺客运企业却要执行上缴公路客运附加费的管理规定，番禺客运企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困境中。

（４）在建设方面：番禺撤市设区后，一系列重大项目启动，在番禺区征用农民土地数量巨大。

虽然广州市重大建设项目在番禺区征地的价格逐年攀升，到２００５年为１０万／亩，但是与番禺辖区内部分镇政府征地２０万／亩的价格相比，与仅仅一河之隔的广州老城区内高达３０万／亩征地价格相比，这种价格上的差异严重损害了番禺区失地农民利益。

同时，政府对征地补偿标准实行“一刀切”，公益性基础设施用地与商业性质用地的补偿标准一致，同样也损害了农民利益。

此外，到目前为止番禺共有１５．６万的失地农民，由于各种原因还有相当部分政府承诺的１５％经济发展留用地没有兑现，出现了失地农民安置难的问题。

２从番禺区案例解读提高“撤市设区”绩效的途径
２．１影响“撤市设区”绩效的主要因素
影响“撤市设区”绩效的因素包括：①区是由市管辖的二级政府，本来属于县（县级市）的审批权、决策权、财政权等收归到市一级政府。

“撤市设区”使番禺原有的行政生态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打破了番禺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②从番禺来说，“撤市设区”增加了行政管理的层级，降低了管理效率；③管理模式单一。

番禺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的区域，采用城区统一模式管理，不分对象和不分区域的“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只能降低管理效率；④受管理体制影响，番禺区政府部分职能部门协调不力（主要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和非垂直管理的部门之间的协调），影响了区政府行政行为的整体协调能力。

２．２提高番禺“撤市设区”绩效的主要途径
２．２．１“撤市设区”只是整合区域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从总体上来看，番禺“撤市设区”，扩大了广州市的发展空间和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总量规模，增强了广州市对区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成效显著。

这一方面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城市政府主动用以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战略手段，是城市政府调整辖区内各地区和部门经济社会职能、整合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这与广州市强大的带动能力与番禺已经积累的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关。

因此，未来的“撤市设区”调整，必须从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与将被撤县（市）的发展基础等方面充分论证，审慎进行。

此外，从番禺“撤市设区”５年多的历程来看，“撤市设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城市管理制度的创新，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城市粗放的增长模式。

这种没有伴随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调整，其调整效能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

因此，未必所有需要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的大中城市都走“撤市设区”的道路。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源耗竭或紧缺的问题，出现了伴随着行政管理权力转移的城市间合作共建工业区和开发区的“跨界的城市增长”［２］的现象。

虽然“跨界的城市增长”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也说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解决城市扩张空间不足、实现中心城市空间扩张并非“撤市设区”一条路可走。

２．２．２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是提高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实施发展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带战略中，未来区域间城市的协调发展更为重要。

囿于当前城市管理模式的不足，行政区利益分割，相互毗邻但非隶属关系的城市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机制薄弱，跨界区域矛盾突出。

近年来，在各种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大城市区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了多轮改革和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目前区县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３］。

“撤县设区”模式为都市区的构成和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区划调整仅是都市区内部整合的开端，它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区域管治模式等方面的变革配合进行，才能实现从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到良好的都市区管治的飞跃［４］。

在我国已完成的包括番禺“撤市设区”在内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注重扩大城市的空间、忽视市区两级政府权力与职责调整的模式，使得区划调整成为了市级政权扩大职责范围的手段，严重地挫伤了区级政权的积极性。

近年来，部分特大城市纷纷对市辖区的空间结构进行调整，通过对过小的市辖区的拆并相应地扩大了部分市辖区的区划和管辖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市区两级政府管理权限与职责的关系、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就尤为重要。

同时，尽快促进市辖区、特别“撤市设区”的区的各职能部门领导转变思维尺度，形成“从城市整体尺度思考、理解问题，从辖区尺度落实工作”的跨尺度思维理念，提高两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能力。

２．２．３对“撤市设区”的区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从目前来看，国内撤县（市）设区的主要调整模式包括［５］：①撤县或县改市设立新区，撤销中心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设立地级市直接管辖的市辖区；②增设新的市辖区，设置方式有市中心紧邻的部分地域设立新区、自身规模较大的市辖区拆分设区、市辖区同周边县或县级市的部分行政区域联合设区三种；③扩大市区的地域范围，将临近的县或县级市的部分行政区域划入市区的范围。

在这些模式下，特别是前两种模式中，新设立的区可能都辖有相当面积的农村地区，区内的区域发展差异十分明显。

番禺的案例表明，对这些区简单的实行城区化管理，没有体现出重视区域差异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只能引发更多的管理矛盾和社会问题。

李开宇，等：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
２．２．４优化产业结构必须考虑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经济低成本扩张不仅是番禺区、珠三角，也是全国很多地区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然而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模式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优化产业结构始终是市、区发展的重要任务。

优化产业结构是否就一定意味产业结构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型而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关键是就业非农化，而现阶段农民就业非农化的重要路径却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番禺在承担众多广州市新的发展项目时，也承受着大规模征地和出现大批失地农民引发的社会问题。

虽然广州市与番禺区政府经过多方面努力，已经在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包括征地补偿、实施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股权固化、农民生产技能培训、强制执行农业经济发展预留用地、允许农业建设用地流转等方面，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确保失地农民利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从长远来看，通过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增加就业对促进区域发展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２．２．５完善土地使用制度
从广东保护农民和失地农民利益实践来看，有两个方面值得借鉴：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落实和合理利用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行的是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变的只是使用权，农民不会永远失去土地所有权，保护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和收益权，使广大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减少了征地产生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６］。

落实和合理利用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总量上要尽快采用多种途径和模式落实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指标。

小谷围岛上外迁农民的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指标历时２年还没有落实，这对那些失地农民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也是市、区两级政府的损失。

二是改革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使用模式。

番禺有的镇政府正在探讨将分散的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聚集使用、规模使用的可能与途径。

规模使用和向中心镇聚集使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效率，也有利于城镇化发展。

三是鼓励多种模式开发农村经济发展预留用地。

这不仅包括投资方式、利益分配模式的多样化，也包括产业类型的多样化、适当引进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２．２．６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
随着“撤市设区”后，区内的“镇改街”和“村改居”工作也将推向快速轨道。

在目前整建制调整模式下，农村城市化的“换牌运动”在发展和蔓延，“虚假城市化”在危害我国城市化进程。

从番禺“撤市设区”后“镇改街”和“村改居”的调整工作来看，从社会文化、经济制度、产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引导农村城市化稳妥发展，协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关系，使农村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切实获得利益，是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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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开宇（１９６９—），男，陕西汉中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２０；修订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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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环保局２００３年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马俊杰（１９６２—），男，陕西户县人，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生，从事环境规划与生态建设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１５；修订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１５
（上接第１３页）
２００７年第２期总第９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