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坏帐处置囚徒困境与激励设计

金融坏帐处置囚徒困境与激励设计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坏帐处置的囚徒困境起因于外部的“隐形合谋”和内部的风险；而大行其道的虚假依法收贷虽是单个风险责任外部化的个体最优行为，但却将整个金融坏帐处置直接导入了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率的福利损失状态。

在给定外部风险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的落脚点在于继续深化金融机构内部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坏帐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高度责任心下确立灵活多变的坏帐处置策略，以适应、引导和改造外部，在变化中寻找和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提高坏帐处置效率。

一、引言：转轨时期金融坏帐处置的递减效应
有人曾形象地把金融坏帐比喻成“正在融化的冰糕”，意思是说，其边际处置效率必定是递减的。

而近年来企业逃废、多头开户和公款私存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又使得金融机构连个“冰糕影子”都难见到。

于是，依法收贷这种“非常手段”成为主要坏帐处置手段被金融机构广泛运用。

而实际运行中的依法收贷却有虚实之分、真假之别。

真实的依法收贷，意在靠自身力量处置坏帐、盘活资产；而虚假的依法收贷或为谋求政绩，或为争取呆帐核销指标，为风险责任外部化做准备。

但不论真假，依法收贷毕竟都是要通过手段认定企业手中“风险后的剩余资产”，o的控制权，所以，自然就产生了金融机构依法收贷与企业处处设防、尽力抗争的行为冲突，使得环境更加复杂，效率进一步递减。

本文分析了某银行在生存压力下一些“独特而有效”的风险处置做法。

从中得出了在困境和冲突之下仍可寻求到权衡折衷机会的政策结论。

本文将分四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重点分析外部的“隐形合谋”与内部的虚假依法收贷交互作用，共同将金融坏帐处置导入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率的被动状态。

第二个层次，从理论上探讨虚假依法收贷行为导致了风险处置的个体最优行为与总体福利损失；第三个层次，引入实证，分析某银行行为与企业(政府)行为的变化及交互作用取得了折衷囚徒困境的结果；第四个层次，导出深化金融机构内部改革的政策结论。

二、从囚徒困境到内外交困：“隐形合谋”与虚假依法收贷行为及其效率
博弈论在纳什议价模型(Nash Equilibrium)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两个议价人在都清楚对方议价条件的情况下，各为获得此消彼长的最高收益而要价过高(极端行为)，结果谈判破裂，双方一无所获。

通常，围绕金融坏帐问题也出现了这样两对囚徒困境：一对是企业逃废金融债务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金融机构极力抵制的困境；一对是金融机构依法收贷行为与企业为生存而抗争的困境。

之所以定义这两对行为为囚徒困境，原因在于银行索偿与企业赖债都是严格利已的行为，最后却导致了鱼死网破的最坏解。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金融机构在依法收贷中与企业(政府)形成的囚徒困境。

(一)外部的“隐形合谋”使囚徒困境演变成刚性的“依法收贷困境”。

依法收贷是金融机构借助法律手段收回贷款或保全贷款权益。

但目前，有几个因素与依法收贷活动并不和谐：一是各金融机构对劣质企业普遍实施的只收不贷的限制性信贷策略，银企联系比以往疏远了，关系不融洽；二是企业赖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后的剩余资产”不足以兑现所有的金融债务，且仍然存在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道德风险；三是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对风险与价值的判断有出入，金融机构认为企业已难以为继又赖帐不还，只能依法收贷了，而企业与政府并不以为然，各打各
的算盘，各有各的利益。

基于此，许多企业最担心依法收贷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企业要将仅有的一点有效资产变现给金融机构而后被无情抛弃。

没了仅有的一点物质基础，企业自然就断了生路，经理人员将失去企业控制权收益，员工将失业，政府部门的收入等也将因此而减少，所以，依法收贷对企业和地方具有极强的负放大效应和杀伤力，而金融机构的剩余损失也将难以弥补。

显然，这是一种“鱼死”与“网破”的囚徒困境。

为了生存，企业与政府部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联手予以封杀，让依法收贷计划落空。

于是，在一致利益的驱使下，就首先有了企业与政府部门最初的合谋行为。

但最初的合谋行为能否如愿，还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获得司法支持，二是逼迫当事人就范。

所谓“获得司法支持”，无外乎是尽量寻找金融机构在信贷手续、诉讼时效等方面的漏洞和缺陷，尽量寻找到可以利用的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为难以执行“造势”。

所谓“逼迫当事人就范”，就是向金融机构施压，逼迫其做出符合合谋人所预期的妥协与退让。

但这一切，都不能少了司法部门的“配合与参与”，这样，最初的合谋行为就演变成目前常见的企业、政府和司法部门三方“隐形合谋”的局面。

而且，这种“隐形合谋”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具有刚性，几乎达到了对企业资产的完全控制；他们设关布卡，张好口袋，单等金融机构往里钻。

事实也充分证实，金融机构在依法收贷中基本上陷入了一种“败诉多、执行难和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困惑状态。

可见，外部的“隐形合谋”，使囚徒困境升级为刚性的“依法收贷困境”，足以将金融机构牢牢“套”于其中。

三、硬约束与软制度：金融坏帐处置的个体最优行业及其后果
学会利用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盘活资产是进步的——种表现，而且，真实的依法收贷确实也在坏帐处置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但是，处置金融坏帐是种特殊的“风险交易”，而且，依法收贷要面对比—般交易行为更为繁杂的硬性约束条件。

四、生存压力下的行为优化：一家困境的故事然而，同样是处置金融坏帐，却在一个即将被降格处理的某县级银行身上发生了行为优化。

五、性评论：内部压力的激励效果
这家银行的故事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也许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学的在于寻找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内核，即它为什么有积极性把事情做好。

我们发现，“降格”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约束，这种威胁致使银行无法把责任外推而自己不受损失，因而形成了有效的激励。

说到底，银行面临外部约束(地方政府偏袒企业，借款人倾向逃债)时，如果内部约束足够强硬，则可以改变银行的行为。

例如，在饲料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银行精心设“计”把县粮食局拽进局内，如果不被该银行新增270万元贷款的谈判承诺所感化，康达公司压根就不会承接237万元的坏帐。

在第一水泥公司一案中，如果不是“刻意”事前同那这家民营企业长达30天的艰苦谈判和漫长协商而放“马后炮”，如果不及时给予300万元的贷款扶持，385万元债务极有可能一“拍”了之而不会名正言顺地记在这个AAA 级民营企业的名下。

同样，如果不负责任地将造纸厂114万元不良贷款列入破产程序，或者不以优惠利率让利于联合化工公司，金融债权和债务担保都无任何实际意义。

因此，激励优化了银行的行为。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的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在现有的框架下，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处置金融坏帐的机会；第二，金融坏帐处置中的外部冲突和内部困境都是有条件的，通过内部激励设计是可以拆衷和削弱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金融坏帐处置问题上，应将目光由外部转向金融内部，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