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的经济叙事解读

《走出非洲》的经济叙事解读
卢海翔;付嫚嫚
【摘要】《走出非洲》是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成名自传体小说.小说记录了1914年至1931年之间她在非洲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经历.在整部作品中,迪内森运用了经济叙事技巧,从而达到其特定文学艺术目的.通过对作品中经济叙事的分析,从经济视角重新解读《走出非洲》,并进一步挖掘作者的深层动机,实现对整部作品的多重解读.
【期刊名称】《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30)001
【总页数】5页(P84-88)
【关键词】伊萨克·迪内森;《走出非洲》;经济叙事;叙事功能;叙事模式
【作者】卢海翔;付嫚嫚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1731;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17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一、引言
《走出非洲》是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自传体小说。

小说记录了1914年至1931年间她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经历。

既描写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又讲述
了一连串惊心动魄或是生动有趣的事件，还展示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非洲土著人及外来白人，故事最后为我们留下了离别的伤感和无奈。

之前对于《走出非洲》的解析有集中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方面，有探讨非洲宗教特征的，有把该小说作为生态自传体小说加以解析的，也有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

本文尝试从经济角度，尤以经济叙事为主，对《走出非洲》内外种种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既包含了经济因素在故事中多种功能及主要的经济叙事模式，又有故事中叙事与迪内森实际经济状况及观念紧密联系而得出的深层经济动因。

二、经济叙事功能
在《走出非洲》中，经济因素已经不仅作为故事的背景环境出现，众多经济因素已融入故事，嵌入情节结构，即已经成为故事本身的一部分。

进一步来说，经济作为作品中的一个叙事元素，承担起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推动了情节不断发展。

小说中对经济的描写主要呈现为独具特色的非洲本土商品经济意识和个人特定的经济行为。

这些对经济的描写体现出物质现实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不仅包括故事中的各个人物，也包括现实中作者本人。

作为叙事推动力的经济元素，对故事中一些情节的安排和处理获得了特定的情感与艺术效果。

《走出非洲》中的经济叙事主要有如下三种重要功能:
(一)情节架构功能
经济成为《走出非洲》叙事的结构要素，提供故事情节展开的明线与暗线，安排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作为故事人物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以及作为过渡元素使情节的逻辑衔接得以实现［1］117。

经济叙事元素为整个故事提供了这
样一条潜在发展线索，同时也是人物经历、思想变化的过程:当农场经济状况较好时，或者说是运转正常时，迪内森并不重视农场的生产及盈利状况，更多的是寄情山水和关注自然人文;而当农场经济状况恶化时，迪内森立即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农
场的生产盈利上，并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试图挽救农场，后阶段的叙事中经济元素
明显增加。

小说开篇“I had a farm in Africa，at the foot of the Ngong Hills”［2］3。

就已透露出强烈的经济意识，凸显了“我”和“非洲”的关系:“我”是主语，“农场”是宾语，“我”和“农场”的关系是占有关系，“非洲”是一个地点状语，是农场把“我”和“非洲”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这个条件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如
果失去这个经济纽带，即农场，就切断了“我”和“非洲”的联系。

小说的开篇就为结局埋下了伏笔，故事的结束也印证了这一推论。

随即故事像一幅幅画面逐个展开。

农场作为背景，为人物的出场及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舞台，同时农场的生产为迪内森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了她一系列的经济活动。

但在这一过程中，农场的经济因素被刻意隐藏了起来，读者对经济的关注被迪内森的叙事技巧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叙事又突然强有力地把农场推向了故事的前台，成为主体。

此时，其他因素又退居为围绕农场的附加因子，影响了农场命运的走向。

由于受到农场所处位置的环境制约，降水稀少的环境条件以及国际市场上咖啡价格持续下跌的不利经济形势等多方面的影响，农场最终破产。

在结尾处，视线仍然是所在的那片山:The outline of the mountain was slowly smoothed and leveled out by the hand of distance［2］372。

在这个句子中“我”和“农场”都没有再出现，因为农场已经破产，而“我”也即将离开非洲。

开篇的地点状语山脉成了被动句的主语，施动者是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体现出迪内森被抛弃而被迫离开非洲无可奈何的心情。

在具体情节中，经济因素作为叙事直接推动力，推动了情节层层发展。

在农场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对枪击事件本身的叙述篇幅较少，围绕经济赔偿问题的叙事比重却要远远大于前者，可见经济叙事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由赔偿争议引出的新人物——基南朱伊大酋长，也将会成为故事后来发展的重要人物，经济叙事把故事
人物自然地引出并推向前台。

人物命运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经济因素，经济叙事起到了叙事杠杆和叙事推动力的作用。

基南朱伊酋长的死着实令人惋惜。

“马赛人居留地——暂停施行牲
畜检疫规划，这位吉库尤老酋长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带上随从出发……去牵回属于他的牛以及那些在流亡期间生的小牛犊……是他的腿让牛给撞了，这可能是这位吉库尤酋长致死的原因。

”［3］282统治着十多万吉库尤人的大酋长，只因执意要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而遭遇意外，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在迪内森的叙事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一个因“贪财”丧生的吉库尤老酋长，而是一个具有朴素物质占有欲的土著老人。

他的欲望不是享受奢侈，而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占有欲，他对作为财富象征的牲口的追求不加以任何掩饰，这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物质欲望观念。

正如迪内森所叙述:“吉库尤人不懂得奢侈，他们中间最富有的也生活得像个穷光蛋。

”［3］89
(二)风格规范功能
《走出非洲》中的经济叙事有着统一的风格，迪内森对故事中经济细节的描写凸显了真实、精确、幽默的艺术风格，对各个人物思想、行为所作的细节描写贯穿整部小说。

迪内森对索马里人重视牲口做出了描述:他们也坐下来以同样的方式……评判对他们索马里故乡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名字及其族谱早已铭刻在他们心里［3］81。

这段描述把索马里人的内心想法表现得惟妙惟肖。

对卡尼努面对失去大量羊
时既可怜又愤怒的直接描写:从一开始，卡尼努就好像是准备彻底殉难，他低着头，倒吸凉气，仿佛每点一只羊都像是从他嘴里拔掉一颗牙齿……卡尼努的心碎了，失掉了自制力。

他甩掉皮斗篷，猛地冲向前，疯狂地做着手势，一时间，他像头公牛似的向我吼叫。

那是求救的呐喊，是令人心颤的发自痛苦深渊的呼叫［3］91。

这里尤为有趣的一个描写是对卡尼努家庭经济状况用具体数字的直接表述:他名下有
三十五头牛、五房老婆和六十只羊［3］89。

这段叙述把我们的关注引向牛、妻子、羊三项的排列顺序上。

迪内森在此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明显违反常规的序列，她并
没把“妻子”置于序列之首或之尾，未刻意制造旨在明确分类的间隔效果。

迪内森在此“别有用心”的叙述打破了牛、羊、妻子三者之间的差异界限，并非贬低女性地位，而是突出表现了牛、羊等牲口对土著人的重要经济意义，同妻子一样，牲口对于他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情节发展的需要，小说中出现了经济条文叙事。

在“农场里的一次枪击事件”一章结尾，出现了如下赔偿协议:
1．卡尼努将赔偿韦奈纳一头奶牛并带一头小母犊;
2．这头奶牛和小母犊将给韦奈纳的儿子万扬格里，因为他是枪击事件中的受伤者; 3．这头奶牛和小母犊将是万扬格里的财产;
4．这头奶牛和小母犊交付后，这宗案子彻底了结，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得再谈起或提及此事。

赔偿协议的四条内容都涉及到了经济关系，分别是赔偿数额、赔偿原因、赔偿所属权以及赔偿作为最后结案方式(即万扬格里一家以后不得再以枪击伤害为由要求其他经济赔偿)。

赔偿协议的产生“解决”了之前关于赔偿数量、分配的激烈争论，同时又体现出非洲本土的经济意识，枪击事件最终得以解决。

(三)塑造人物性格功能
从经济角度观察《走出非洲》中的人物，把人物放置于真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看到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画面，由此进一步挖掘人物的经济动机，揭示他们的经济潜意识［1］118。

迪内森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特征描写，通过对经济行为及观念的叙述，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如卡迈特通过精明的生意投资让自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一方面能轻松驾驭财富，另一方面却又对其嗤之以鼻;法拉赫对《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抱有同情，体现出他利益先于道德价值观。

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也有着复杂的性格。

按照迪内森的叙述，伊萨本是一个安于本
分的人，但因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作为遗产继承的一头牛)打乱了他的生活。

迪内森把他描述为“经不起幸福的冲击……他情绪亢奋、烦躁，好像一个手脚冻僵的人被突然带进温暖的房间”［3］240。

原本安分的伊萨在这一笔财产的幻象下迷失了自我，对未来个人经济前景盲目乐观，于是做出了不符合他表层性格的决定——娶新妻。

由此可见，之前一直生活在贫穷状况下的伊萨饱受了生活的折磨，他表层本分的性格是由其低下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不受人注意使他内心痛苦而长期受到压抑。

而当获得意外之财时，内心的压抑被瞬间打破，欲望被加倍放大，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在他的潜意识中，期望追求较高的经济地位及别人的关注。

经济状况的微小改变却让伊萨的命运彻底颠覆，让人印象深刻。

小说中的经济叙事不仅塑造人物性格，还进一步强化人物性格，使其所描述的每一个人物真实而独特。

三、经济叙事模式
通过文本阅读可知，《走出非洲》中存在着聚散分合与突变两种经济叙事模式。

(一)聚散分合模式
故事中人物的聚散，线索发展的分合，情节走向的离合都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经济通过聚合功能以及离散功能发挥作用，引导情节的走向［1］119。

对于《走出非洲》中的聚散分合模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把握。

农场成为了一个经济系统，同时也是故事的叙事空间，正是这样一个系统的存在把迪内森同非洲人联系在一起。

他们各自成为该系统的一部分，并互相产生关系，整本书的各个部分也主要依据这种叙事模式，叙事顺序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展开［6］90，而是按照作者与系统中每一部分产生关系而引发事件展开。

然而随着农场经营状况的变化，各个人物的聚散状况也随之改变。

农场的破产，即这一经济系统的崩溃，使各个元素失去了聚合在一起的基础以及价值，导致迪内森同农场上所有人的分别。

从微观来看，迪内森同农场上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作一个小的聚散分合
结构。

典型的如农场上的印度老木匠辛格，基于经济联系成为农场的一个功能部分，与作者聚合;又因为经济纽带的断裂，即农场破产，与作者分别。

法拉赫、卡迈特
及所有的佃农都属于这个模式的范畴。

由此看来，聚与散都是通过经济线索推动的。

(二)突变模式
突变模式表现为经济线索若隐若现，隐而不发，当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经济叙事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叙事推动力，使人物的境遇、情节的走向发生突然的逆转或急剧变化［1］119。

迪内森笔下的《走出非洲》的经济叙事更倾向属于突变模式。

小说的前部分内容主要是迪内森寄情山水自然以及与当地人之间发生的各种轶事，重点并不在农场的经营盈利上。

尽管提到了农场的一些经济问题，如干旱、蝗灾、咖啡收成不佳、开展其它产业失败，但都比较分散，且在叙事中没有表达出经济上的紧迫感。

经济问题若隐若现，还未一齐发作使农场状况急剧恶化，读者也不能从阅读中感受到来自故事中的经济压力。

这样的叙事方法更像是迪内森有意为之，故意把经济危机因素一定程度上加以隐藏，引导读者和她当时的意识保持一致，即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农场的经营状况。

而直到“艰难岁月”一章叙事者才“不得不”坦白表明农场的经济危机已经很严重，各种经济问题一齐爆发，随之给读者带来的是强烈的经济压迫感。

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从“寄情山水”到“农场破产”的剧变，所传递出的叙事强度很大，感情上难以接受。

这一发展趋势并非是一个渐变过程，而更像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突变过程。

故事的前四部分犹如田园般的场景，紧随其后却是经济崩溃的危机，危机的种子被置于故事之外［4］。

经济上的突变也导致了迪内森思想的突变。

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要离开农场，甚至打算死后也要长眠于此。

但经济上的突变促使她在短时间内就做出了离开的最终决定，因此经济突变是人物思想变化的最终推力。

然而从“农场破产”到“决意离去”之间的逻辑联系似乎少了一个环节，作者并未把其中原因言明。

这一结局彻底摧毁了迪内森本人在作品绝大部分内容中所构建出的她与非洲人文、土地融为一体的和谐
状态［8］。

从实际的经济层面来看，她并未真正融入非洲，一旦失去原有的经济优势(农场、土地等)，就无法继续在非洲独立生活。

她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只能回到欧洲，在这一点甚至比不上宁愿流亡也不愿离开非洲的伊曼纽森。

在这里，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大于人际关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总和。

迪内森的整个经济叙事方法也体现出了她本人的经济意识。

农场的经济状况尚可时，她关注的是自然人文，对农场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关心，也没有过多描述农场这个经济系统具体是如何与其他外部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的，故前部分的经济叙事较为分散和隐蔽。

这与迪内森当时的经济意识状况是相一致的。

当有人提出要发展其它产业的建议时，叙事中并未体现出她的热情态度，而是被动接受。

对于发展的目标也含混不清，盲目尝试，在她的表述中把这看作近似于赌博下注的风险游戏。

叙事中经济因素比重的大小直接体现了迪内森对经济的关注程度，而描述语言的性质又反映出她的态度。

正是基于这种不关注农场经营的态度，与后来的天灾、外部经济状况恶化一同发生作用导致了农场的破产。

故农场破产的结局，早在其经济叙事特点中已经注定，并非意料之外。

四、结语
自传是关于个人如何成长或自我如何演变的故事。

回顾过去，作者发现一些事件具有当时不曾料到的后果，另一些事件则是在作者写作之际思考它们时才显示出意义［5］。

从迪内森的创作时间来看，从1936年开始创作到1937年完成该部作品，是在她1931年离开非洲之后。

然而她仍然在小说中有意隐藏诸多经济因素，使得作品中经济的隐性地位与现实生活中经济因素的显性地位呈现出一种反差和不平衡状态。

作者确实有特权在叙事话语中有意增加或减少经济因素的数量、加强或削弱经济因素的影响力。

而迪内森刻意减少和削弱经济因素的叙事技巧，从经济视角来看，可以认为她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把农场破产的原因归因于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非洲人的人文关怀之上，从而掩盖其殖民者的身份以及殖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的
命运，为这充满“人文关怀”的殖民主义赢取更多的同情和认同。

就连迪内森之后接手农场的开发者也认为经营农场失败的原因在于迪内森本人对农场佃农近乎于固执的无私奉献［6］177。

迪内森的非洲仆人卡迈特也在事后表示:迪内森夫人绝不是名族主义者，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小孩或成人，她从未歧视过任何人［7］。

经济叙事为《走出非洲》的文本建构及特定的艺术效果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对作品中经济叙事的解读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迪内森的形象，对于她身份的认识产生了更多的疑惑:《走出非洲》中的迪内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仁慈无私、慷慨解囊的救助者?还是利益驱动的殖民者?抑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作家?也许都是，她扮演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始终无法脱离经济关系网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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