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
作者：栗荣郭若平时间：2012年11月21日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概念已被中国共产党大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

后来扩大到以“阶级意识”来分析问题，如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

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革命理论发展的需要，“阶级”概念被扩大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阶层，及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

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因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多次改变。

由此中共逐渐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

同时，“阶级”概念扩展到党内，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

这样，“阶级”概念不但包含了实体性“阶级”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识”意义上的“阶级”。

以“阶级”概念为分析起点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上法西斯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而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日益加深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共产党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时局下，通过分析和处理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关系，逐步形成一套以“阶级”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

这套理论的形成，将“阶级”概念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扩展到了思想意识层面，其运用范围也从党外扩展到了党内。

一、“阶级”概念与“阶级意识”
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分析概念，“阶级”这个外来词汇，在中国的清末民初才开始被国人使用。

中国本土化的“阶级”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指经济层面上的含义，而是指涉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这是“阶级”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使用中的一个特点。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五号发表名为《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文章，以俄国的阶级状况为例指出：“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

”（《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页）在这段话中，“阶级”这个概念已触及了政治层面上的含义，意味着“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

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李大钊、陈望道等也相继采用“阶级”概念的经济和政治含义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

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中提到：“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阶级的自觉”、“阶级竞争”等的提法，表明“阶级”概念又包容了政治与意识的含义。

在20世纪20年代思想理论界，普遍认同“阶级”概念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至于一本社会科学词典这样描述“阶级”的特征：“阶级的特征是牠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

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

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

”（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世界书局1929年版，
第640－641页）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的共同认知。

从经济与政治含义上观察“阶级”的构成，是中共早期理论的一种特色。

1925年毛泽东曾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分析，他的依据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毛泽东虽然没有对“阶级”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但这里的“地位”与“态度”指涉，已经意味着毛泽东观察到，“阶级”概念主要由经济与政治两种要素所构成。

建立在这种理论认知基础上，再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毛泽东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几种阶级成分。

毛泽东对于其中每一种“阶级”的分析，都科学地使用与“阶级”内涵相关的概念，如“生产关系”、“生产力”、“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等等。

实际上，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与周边的概念共存，并且也只能在这种共存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毛泽东的分析显然体现了这种理论逻辑。

毛泽东的这种“阶级”分析，在中共早期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力量、对象等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党内政治与思想格局的变化，“阶级”概念的使用又被赋予了“意识”的特征，显示“阶级”这个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内涵的充实与提升。

关于“阶级意识”，李达曾这样论述：“无产阶级感于生活之压迫，发生阶级的自觉，因而产生阶级的意识。

资本阶级之社会意识反社会之趋向增大，而无产者阶级意识社会化之趋向亦因而增大，潮流所激，资本阶级虽然欲借政治权力以维持有利之社会意识，而新社会意识非取而代之不止也。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后期创造社成员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做过大量的研究。

1928年彭康在评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就认为，对科玄论战双方的批判应该在“‘普罗列搭利亚特’意识之下，用辩证法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伦理来做根据”（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曾对“阶级意识”下了这样的定义：“同属于一个阶级的人们，虽然也有贫富的等差，但其收入的源泉与获得生活资料的式样却是一样的。

因这种经济的物质条件，阶级的构成员明白在同一的阶级内，他们底利害关系是一致，而且要与在经济的关系上完全相反的阶级抵抗，更非巩固地团结不可。

这种对于共同利害的自觉，对于他阶级的反目的自觉，称为阶级意识。

”（同人：《阶级意识》，《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显然，后期创造社成员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他们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群体，后来大多数成员又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左联”。

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观点，是中共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化阵线上的表现。

这些涉及“阶级意识”的论述，对此后中共阶级理论的演变带来了影响。

1929年，左翼作家林伯修在谈到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时，认为“普罗文学底大众化，固然要使大众爱护，但不是一味在讨他们的‘欢喜’而只管去追随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意识，除开一部分觉醒的人们以外，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即意识形态――引者注）底支配，就是自然成长性的阶级意识底缘故”（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1930年，何大白从文学阶级性的角度强调：“一个文学的作品，是代表一个阶级的一种意德沃罗基的。

”（何大白：《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
大系》第1集，第374页）何大白与林伯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阶级”概念经历经济学、政治学阐释之后，又把“阶级”概念的含义引入意识形态的层面。

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在“阶级”概念的意义生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种分析意味着“阶级”这个概念，已从原初的经济或政治含义，演化为文化意识上的含义，使得后来“阶级”概念可能用于对思想问题的分析。

二、“阶级”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理论中的分析功能
“阶级意识”的介入，实际上就是“阶级”概念内涵的扩大，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就是“阶级”这个概念被引入思想意识领域，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之所以需要对“阶级”概念进行意义扩展，一方面是理论上“阶级”概念本身的诠释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与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而强调党内斗争、提高“无产阶级意识”以及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做法分不开的。

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思想观念中，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程度、“无产阶级意识”的强弱，被看成是关系党的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思想层面上的“阶级”问题，就成了中共理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文献显示，中共六大以后，“阶级”才真正被比较完整地表述成“阶级意识”的含义。

1929年，《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中指出：“自六次全国大会号召全党肃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和国民党的工作方法以来，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如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及以私人感情关系为出发观察一切工作等等，并还没能开始减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把党内的这些问题归为“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意味着中共对“阶级意识”的范围开始泛化。

此处涉及了一个问题，即按照当时中共的“阶级”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以及占有多少是决定“阶级”的关键因素，那么，把“经济问题”纳入“阶级”概念之中的确无可厚非，但《决议案》把“闹个人问题、以私人感情关系为出发观察一切工作”也划入了“非无产阶级意识”之内，这是否意味着“阶级”问题在思想层面上开始凸显，并且引发了中共对党内思想斗争的关注呢？结论是肯定的，可以从这个时期对“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的分析中看出。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对“非无产阶级意识”所作的定性与范围，已将“阶级意识”问题看成是党内思想斗争的焦点，例如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就是这样。

决议案认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并且，党内存在的“非组织意识”，“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3、805页）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在涉及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时提出“要注意思想斗争”，具体地说就是“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要求各级地方党部、红军中党务委员会对党员成分进行一次审查，“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洗出党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在这里，“阶级意识”显然泛化为“思想意识”，这就使“阶级”概念的运用，超出了这个概念本身的范围。

在某种意义上说，“阶级”概念的超越性运用，是
中共党内产生“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思想意识上的“完全无产阶级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首先，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使得中共对于党员成分的纯洁与否异常警惕；其次，当时中共正处于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并且准备“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争背景之下，不得不强化党的“阶级意志”，以应对即将发生的困难。

况且，党内自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反映出“农村中落后的散漫性与和平保守的意识”等等。

因而，中共就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

（《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2、13页）1933年3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特别强调，由于中国的落后，革命中将会出现更多叛徒和变节，“而变节中的大多数正是那些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由于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可能会被“拉进工人运动”中去，但是，他们是带着“动摇犹疑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21页）参加革命的，因而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在此，中共明确提出对“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将其看成是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些史实，显示出中共看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两个特点：首先，“非无产阶级意识”不仅仅出现在党内，而且在革命阶级队伍中也同样存在，并且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因此，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范围是很广的。

其次，对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尤其强调要注意防范“小资产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侵蚀。

这就为后来延安时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埋下了伏笔。

虽然，每个阶级的思想是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共同意识的，但是，纠正或者肃清某个阶级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与这个阶级的彻底决裂。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极力强调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非与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完全破裂，而是要根据具体的革命实际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制定相应的策略。

三、“阶级”概念与革命语境下的阶级划分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鉴于政治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从确定革命阶级主体出发，又划分出社会的不同阶级阵营，以便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来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确认“阶级”概念的指涉边界，就成了党的意识形态的重心。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曾强调：“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在此阶段中，“革命动力只是工农”，并且，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这里的革命阶级主体所指的是农民，而其中主要“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至于富农，则强调“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0、322页）此时正是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发动之际，论战中也有人认为“富农是反革命，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因此，应该采取“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由此可见，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里，对于农民这个阶级，党内对其“阶级”的成分
及其性质的判断，是存在较大分歧的。

这种分歧显然源自于党内对“阶级”概念认知的差异性。

“阶级”概念认知的差异性，同样存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评价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成熟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独立地位。

甚至直到后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政策时，仍旧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怀疑态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恐怖工农运动，所以革命运动越发向前进，他们的恐怖也越发加强。

如果革命运动对象集中在帝国主义，他们还勉强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到了革命运动转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就手忙脚乱，跑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

” （杜鲁人：《中国经济读本》，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

）然而，中共尽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现在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8页）。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也使中共看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想要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要发展民族资本，必然会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这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革命性。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同样产生过怀疑，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资产阶级并非完全不革命了。

例如，毛泽东就认为至少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可能参加革命的，这是观察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所得出的一个看法，因此，他才会得出结论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共“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乃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后来党内出现了托派，他们坚持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执政的观点。

中共却改变了对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由以前将其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改为只是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对国民党一度称呼为“走狗”，因为“在帝国主义者一致向全中国民众进攻的状况之下，统治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完全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工具”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32页）。

这样，中共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大门之外。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共并没有僵化地固守“阶级”概念的原本规则，而是依据具体的现实背景，对“阶级”的具体表现成分作出区分，以便在国难当头之际，准确获得对不同阶级政治立场的判断。

这种具体的政治判断，在针对蒋介石政治集团时得到了运用。

1936年8月，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不再提“抗日反蒋”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方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改变此前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看成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看法，转而认为蒋介石政权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共与其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

原因在于，虽然中共判断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有可能参加抗日，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仍然认定“除了中日两国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

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在中共党内对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阶级属性存在不同的看法，虽然政策层面指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但仍有人认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29页）；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判断，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者是代表“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

虽然看法各异，但无论哪一种认识，无疑都显示出了中共对于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既要肯定资产阶级有抗日的可能性，又坚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要恰当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然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改变以往的政策，转向主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而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连曝出“防共”“限共”的文件，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不断出现。

面对此种局势，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和“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反投降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6页）显然，中共已预计到统一战线变化的必然性，也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再次产生了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是与对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本性的不信任分不开的。

但从抗战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此时还不适宜与资产阶级决裂。

这样，革命阶级的主体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其中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

1939年秋到1940年春，毛泽东在延安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革命的阶级主体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

”但“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在中国革命力量的组成部分方面，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由此可见，到了延安时期，中共才在“阶级”概念框架中，系统化地区分了中国社会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种区分使得中共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与发展方向。

但是，问题还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这个阶级。

将资产阶级完全排除在革命大门之外，是不是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作用呢？尤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语境下，与资产阶级决裂符合现实逻辑吗？当然，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也根据以往中共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中共对于资产阶级是否具备革命性存在疑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鉴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中共不得不跳出这个“怪圈”来思考“革命力量”的问题。

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方面，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观察到：“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