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鲍扎”建筑教育之历史沿革——移植、本土化和抵抗

zz: 中国的“鲍扎”建筑教育之历史沿革——移植、本土化和抵抗来源：Yvonne Lee的日志
摘自《建筑师》第126期返回本期目录
中国的“鲍扎”建筑教育之历史沿革——移植、本土化和抵抗
顾大庆
【摘要】本文试图对“鲍扎”建筑教育在中国近80年的发展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归纳，以移植、本土化和抵抗这三个阶段来描述“鲍扎”这个外来的建筑教育制度在中国从最初个别散乱的实践发展为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方法，同时经历了一个以民族形式为主线的、以渲染练习为具体表现的本土化的过程，最后它又是如何在近二十多年面临变革的挑战以及继续对中国的建筑教育发挥影响。

【关键词】鲍扎，历史，中国建筑教育，设计教学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eaux-Arts education in China. It attempts to outlin e its major phas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present through a period of dramatic social,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hanges, to describ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 f its system, curriculum change and studio teaching with a focus on the teaching of the Beaux-Arts method, and to examine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tudents in terms of worki ng method and design attitude.
Key Words: The Beaux-Arts, History,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China, Design teaching 一、问题的提出
“鲍扎”（Ecole des Beaux-Arts，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之谐音）式的建筑教育在中国已经实行了近80年。

1927年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设立的建筑系被共认为这段历史的起点，[1] 但是关于这个过程的终点，却没有一个共识。

很难说，现今的建筑教育只是继续着“鲍扎”的传统，或者已经完全脱离了“鲍扎”的束缚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当我们试着对这段历史作一个整体的回顾时，我们的思考将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来展开。

首先，“鲍扎”式建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它是如何从最初的少数学校的零星实践最终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建筑教育制度？其次，“鲍扎”的教学方法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方法又如何在适应中国特定的政治、学术、专业和教育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化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鲍扎”教育？最后，就全球性的大趋势而言，“鲍扎”建筑教育最终被现代建筑教育所取代，但是为何中国建筑教育的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
这三个问题可以放在中国“鲍扎”建筑教育的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中来讨论。

第一个阶段从1927年建立第一个建筑系开始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结束，“鲍扎”成为全国建筑教育的统一模式。

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鲍扎”教学制度在取得决定性的
统治地位后完成了本土化的转换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可以算是一个后“鲍扎”的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建筑教育的改革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从表面上看，“鲍扎”式的建筑教育已经终结，其实不然。

为了能够在繁杂和零散的史料中整理归纳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本文的描述以其中一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即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简称东南大学），它的前身为南京工学院（1952-1988，简称南工），国立中央大学（1928-1954，简称中大），以及最初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7）[2]。

这个选择并不是随意的。

就历史而言，该系曾经是中国“鲍扎”教育的大本营及许多院系的教学原型。

此外，中国建筑教育的代表人物杨廷宝、童寯和刘敦桢在此工作了将近40余年，影响由此辐射向全国。

本文的目的在于把握“鲍扎”建筑教育在中国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点，是一个粗线条的素描。

这项工作得以进行，主要得益于过去的20年间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大致上，这个研究领域由五个部分所构成：一，纪念和缅怀文章；二，硕士和博士论文；三，个人自传；四，系史整理；五，历史文献汇编。

总的来说，在这样一个学术架构中，存在两个基本的缺憾。

其一，片段细节有余，而整体归纳不足，缺少对建筑教育历史发展沿革的整体把握；其二，史学研究为主体，缺少一个设计者的观点，尤其缺少批判性的思考。

二、移植：“鲍扎”作为建筑教育的范型
在1923至27年之间创立第一个建筑学专业之前，中国几无正式的建筑学教育。

外国建筑师在2 0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从事设计和建造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插足于建筑学教育，这和邻国日本的情况很不一样[3]。

中国的建筑教育是由一批留学海外的学生返国后开创的。

于是，对于中国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了解可以依循一个简单的线索，一是这些留学生所就学的学校和国家，二是他们回国后所创建的学校，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国立中央大学之初创年代
在20世纪的初期，美国的大学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向往的接受建筑学教育的留学目的地，其中又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最为热门。

但是，当杨廷宝于1921年离开清华学堂将要赴美之际，更早的一批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已经学成归国了。

其中，柳士英和他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校友于1923年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立了一个大专程度的建筑学课程。

随着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南京成立，于1927年开办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程度的建筑学课程。

中山大学是由苏南地区几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其中工学院的建筑科即吸纳了苏州工专的部分师资和教学大纲。

刘敦桢带领六位学生加入了新的学系。

此时全系仅有教员三人，助教一人。

科主任刘福泰毕业于美国的俄勒冈大学，负责设计教学。

毕业于英国的李祖鸿则负责美术和制图
课程。

与柳士英同为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刘敦桢负责历史课程。

1928年初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两个月后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932年，建筑工程科改为建筑工程系，此后的一段时间直到1937年，建筑系得以不断发展，师资也不断扩充。

卢树森是第一个宾大毕业生加入了建筑系，另一个宾大毕业生谭垣先是聘为兼职教师，后转为全职。

谭垣主要负责一年级的设计基础课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学系的设计教学向宾大式的“鲍扎”体系转换作出重要贡献。

其他的教师分别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如贝季眉求学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鲍鼎来自于美国伊利偌伊大学。

这里不厌其烦地陈述教师的名单，其目的在于说明师资教育背景的多样化，这必然会对教学大纲产生影响。

既然教学大纲的原型取之苏州工专，日本的影响是必然的。

在比较了东京高工、苏州工专和国立中央大学的教学大纲后，潘谷西和单踊指出中央大学的大纲具有“博纳兼容”的特点[4]。

东京高工非常强调技术训练，苏州工专虽不是东京高工的翻版，但很明显非常注重营造和管理方面的教学。

而比较苏州高工的大纲，中央大学则大大提高了在设计训练方面的时间和比重，同时保持技术训练的强势。

绘图、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课程也得到强化。

换个说法，早期中央大学的设计教学虽然开始掺有宾大式“鲍扎”的影响，但却是“杂”而不纯，正如它的教师组成那样[5]。

（二）东北大学建筑系：宛如宾大的一所分校
1928年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成立的建筑系是国内的第二个建筑学专业，它的历史要简单明了得多。

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梁思成通过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获得了东大建筑系主任一职。

当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从欧洲旅行回国抵达沈阳时，东大已经在没有任何师资和大纲的情况下招收了一班学生。

可以想见一切都是匆忙上阵的。

第一年，教师仅有梁思成夫妇两人。

第二年，梁的宾大同窗，童寯和陈植受邀来任教。

教师队伍的单纯统一为执行宾大式的“鲍扎”教学体系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

正如童寯在若干年后所评论的，那里的一切从图书资料、模型和其他设施统统留有宾大的印记。

与中央大学的教学大纲相比较，东大的大纲更加强调设计课程，“时间几乎多了一倍。

”更为重要的是“鲍扎”的教学方法可以得到彻底的贯彻而没有任何阻碍，这包括工作室制度和设计竞赛方法。

简言之，东大简直“就是宾夕法尼亚（即宾大，作者注）建筑系的一个‘分校’。

[6]”
尽管东大建筑系具有发展一个彻底的宾大式的建筑教育体系的独特条件，但是该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被迫关闭前的这三年间并没有太多的发展。

梁思成早在此一年前就离开东大去了北京的营造学社任职，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重要的学术经历。

陈植也在1931年离开赴上海开始他的建筑师生涯。

童寯则帮助结束了东大的教学，一部分学生转到中央大学继续学业，一部分去了上海，在童寯和一些建筑师朋友的帮助下完成学业。

东大建筑系的历史虽然十分短暂，但是其重要性不能忽略。

这是梁、陈和童寯三人在宾大毕业后的第一次教学经历，为他们今后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也是宾大式的“鲍扎”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实际演练，而若干年后成为全国性的建筑教育模式。

该系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却已经在国内小有影响，与南方的中央大学建筑系并驾齐驱，学生作业发表在《中国建筑》杂志上。

（三）中央大学的沙坪坝时期以及学术架构的形成
战争不仅逼迫梁思成的东大关闭，也影响到中央大学的命运。

1937年，建筑系随大学迁往陪都四川重庆。

在师生们的精心计划和照料下，图书等教学资料均安全转移到沙坪坝新校舍。

其时，教学和生活条件均极端艰苦，学系的运作也极为艰难。

大部分教师离去，一段时间仅剩少数的学生和一位教师。

1940年，刘福泰离系，系主任一职由鲍鼎担任。

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当时集中了国内的一些最著名的建筑师，建筑系可以聘请杨廷宝和童寯来系任教[7]，刘敦桢也于194 3年重返任教并于1944年担任系主任。

如此，由杨、童寯、刘组成的基本学术架构基本形成，并延续此后30-40年。

这被称为“沙坪坝时期”，以彰显一个建筑系经过磨难之后达到一个鼎盛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就是学系完成了向巴黎—宾大式的“鲍扎”体系的转换。

童寯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特别强调了教师人事的变动对建筑系学术方向的决定性作用[8]。

（四）解放前其他的一些建筑教育实践
作为当时国内官办大学之首的中央大学，其建筑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享有独特的地位。

尽管建筑系的运作遇到过种种的磨难，但是它无疑是当时最完善的一个建筑学教育体系。

1938年当时的教育部在中大的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颁布了一个建筑学的科目大纲标准。

这可以被看作将“鲍扎”体系推向全国的第一次尝试。

在1927年中央大学成立建筑科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各地又有数个建筑系成立，除东北大学建筑系外，尚有1928成立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1931年广东省成立的工业专门学校的建筑工程系，次年以广东工学院名义招生，1933年更名为广东省立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此外还有1934年的上海沪江大学建筑系，1937年的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1937年的重庆大学土木系增设的建筑学专业，等等[9]。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建筑学教育兴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期，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时刻。

这些建筑学系又都因为战乱内迁等原因，经历了人事的不断改组，其中也有学术观点对立的原因。

但是大体上还是“鲍扎”式的教育在起主导作用。

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建筑学系并没有受到宾大“鲍扎”体系的直接影响。

其中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甚至与此相距甚远。

该系是由黄作创办于1942年。

黄作毕业于英国的建筑联盟，后在哈佛设计研究院深造，受教于格罗皮乌斯，是现代建筑的坚决拥护者。

他的教学是典型的包豪斯式的。

据罗小未回忆，她在一年级的第一个作业是“质感和肌理”练习。

在北京，梁思成于1946年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在致清华大学校长梅眙琦的信中提到：“在课程方面，生以为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 des Beaux-Arts式之教学法）颇嫌陈旧，遇于著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

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 Walter 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著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

”
[10] 1947年，他有机会重返美国，并带回来一套源自包豪斯的“设计基础”的课程材料[11]。

虽然梁思成的背景是宾大的“鲍扎”教育，他还是眼光独到地在清华的一年级设计教学大纲中加入了一些二维和三维的抽象练习。

其他还有广东省立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和重庆大学建筑系，也有文章指它们的教学主张是倾向于现代主义的[12]。

（五）解放后“鲍扎”体系统一全国的建筑学教育1949年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

就建筑教育而言，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只是间接地影响了“鲍扎“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最终把“鲍扎”体系推向全国的应该是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以及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运动。

毫无疑问，新的中央政府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这是推行任何新政策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行政命令和学术争论往往是缠绕在一起的，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

院系调整之后，中央大学被分割为若干大学。

建筑系分属在中央大学原址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

全国则有以后称为“老八所”的八大建筑院系：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土木建筑学院、华南工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这个版图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结束。

顺应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员和学生也纷纷加入这些建筑系并担任主要学术和教学职务[13]。

这为“鲍扎”教学的传播创造了人才方面的条件。

推动全国的建筑学教育最终采纳“鲍扎”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50年代全国性的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运动。

不仅引进苏联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还聘请苏联的专家传授教学方法[14]。

但是这些受过“鲍扎”良好训练的学者很快发现他们急于向苏联人学习的正是他们早就在做的，即“鲍扎”的方法[15]。

全国院系调整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运动使得一些原先与“鲍扎”体系不一致的学校纷纷转向。

同济大学即是一例。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这时也不得不采纳以建筑类型为基础的大纲，放弃了模型制作的设计工作方法。

教师在学术观点方面的不同最终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受到打击。

可以说，政治因素在促成“鲍扎”的大一统局面的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本土化：西方方法和中国内容的统一
沙坪坝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为杨廷宝和童寯两位的加入而巩固了建筑系作为“鲍扎”体系大本营的地位。

而早已在中大建筑系任教的谭垣则对建立严谨的设计基础训练和强调建筑的艺术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展到沙坪坝时期，一套基础训练的教学方法已经形成，成为一种传统。

以后，这种确认和发展“传统”的努力就没有间断过。

从1950到80年代初，“鲍扎”式的建筑方法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演变过程，最终达到西方方法和中国内容的统一。

我们对“鲍扎”本土化的考察主要顺着“鲍扎”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和它的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鲍扎”作为一种设计工作方法和它的形式倾向之间的关系两条线来展开。

（一）“鲍扎”的“师徒制”和名师风范
梁思成、杨廷宝和童寯等在宾大学习时均学业突出，成绩骄人。

毫无疑问地，他们把宾大的最精髓的东西带了回来，移植在中国。

在此我们需要对他们所认识、信仰和实践的“鲍扎”方法的本质
作深一步的分析。

梁思成和杨廷宝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教育的文字资料，这与他们实际参与建筑教育的程度似乎是不成比例的。

而童寯则留下关于建筑教育的文章若干，其中关于巴黎“鲍扎”
和宾大“鲍扎”的两篇最为重要［16］。

前一篇写作于1944年，在他加入中央大学后。

他称“鲍扎”体系为现今世界最为先进和成熟的训练建筑师的方法。

他认为这个方法的核心有两点，即由著名建筑师任教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的互助教学。

在详细介绍了巴黎“鲍扎”从入学考试到罗马大奖设计竞赛的教学大纲之后，童寯明确指出东北大学完全采纳了“鲍扎”的工作室制度，而中央大学则不是。

童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定不会是闲来随笔之作。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理清建筑教育的思路，就是为了回应当时在建筑系内对教学源流的争议或困惑。

第二篇文章写就于文革初期，作为南京工学院教学改革的参考。

童寯先对宾大的美术学院和保罗·克瑞（Paul Cret）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简要介绍，然后详细说明宾大的工作室制度和设计教学大纲。

最后，童寯指出我们的建筑教育，“其根子乃在远离中国的费城甚至巴黎。

”[17]
“鲍扎”的atelier在童寯的文中被翻译为“师徒制”和“图房”。

师徒制的本质在于示范和模仿，即学生以老师作为模仿的榜样。

“示范”是“鲍扎”教学的核心之所在。

“学徒制度，已共认为教建筑之最完善制度，盖良师益友之利，惟于此得完全发展。

”[18] 师徒制的实行关键是要有名师。

杨廷宝和童寯等均受过一流的设计教育，具有明锐的设计意识，熟练掌握绘图和作画的技能，并有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在他们加入中央大学时已经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建筑师。

从这点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专业水平决定了他们也必然是优秀的教师，是师徒制教学的典范。

不仅如此，师徒制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加入不少人性的内容。

老先生们在改图时的一举一动成为日后学生们回忆时最富感性色彩的部分。

此外，师徒制还额外地带有道德典范的内涵。

老一辈教育家的品格风范对后学的示范作用远超出专业教育的范畴，这点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也都有非常显著的强调。

师徒制不仅是一种师生关系，也是年轻教师和他们的导师之间的关系，这是师徒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

许多的回忆文章均提及年轻教师是如何在老一辈教师的指导下作范图的经历，是“鲍扎”
体系训练年轻教师的独特方法。

年轻教师的训练一般从一年级的基础教学开始，备课的内容主要就是画“范图”，这是因为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就是帮学生完成渲染作业，其中不乏直接在学生的图上动笔示范。

老教师通过“范图”来提高年轻教师的水平，从而保证了设计知识和方法的传承。

“范图”绝不是单纯为学生提供模仿的样本那样简单。

（二）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鲍扎”及其实践
师徒制的优势在于名师的言传身教，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名师的个人魅力、设计倾向和教学风格（也可以放大地说是个人的教学方法）与一个教育体系的固有方法混为一谈，结果在各类研究和回忆文章中个人层面的描述大大多于体系制度的分析。

其实，“鲍扎”作为一个成功的教学体系，它有
非常明确的教学方法。

“鲍扎”的成就之一就是设计方法的机构化，把设计的方法转化为一套教学运作的方法[19]。

宾大的哈卜生（John F. Harbeson）在《学习建筑设计》一书中把“鲍扎”体系归纳为以下几点：1.
设计工作室制度；2.高低年级学生之间的互助教学；3.实践建筑师担任设计教学；4.新生即进入设计训练；5.设计竞图和快题训练[20]。

该书先是以系列文章的方式在《铅笔尖》杂志上连载，后集结成书。

其目的并非为本校的学生作教学参考书，而是为全美其他缺少师资和教学资源的地区的建筑学校参与“鲍扎设计学院（The Beaux-Arts Institute of Design）”组织的设计竞赛提供教学指引。

《中国建筑》杂志曾经连载发表名为“建筑正规”的文章，作者石麟炳，但是主要内容均取自于哈卜生的《学习建筑设计》一书[21]。

由此可见，除了宾大的毕业生之外，以宾大的教学为基础撰写的《学习建筑设计》也是当时国内主要教学参考书。

这对确定宾大式的“鲍扎”在中国的“正宗”地位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所谓的教学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指设计教学的组织和运作，如何出题，如何开始，如何辅导、如何结束，如何评图，等等。

对于我国早期的一些建筑学校的设计教学，我们除了还能够对教学大纲一类文献作分析比较，从课程比重的变化推测教学的倾向性之外，对于实际的教学操作因为很难有文献纪录而几乎一无所知。

童寯在比较东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指出：“旧日东北建筑系，纯采取学徒制度，其教法模仿巴黎，图案限期交卷，合集比赛，而由各教授甄列给奖。

中央大学建筑系则不重视此制。

”[22] 这里所说的就是一套设计教学的操作方法。

张在他的自传中对东北大学的设计教学提供了些许学生角度的描述，其中提到的设计晋级制度以及教授闭门评图等皆是“鲍扎”特有的方法[23]。

而对于中央大学的相关教学描述就非常之少，以童寯的文字来作推理，在做法上肯定有所不同，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异[24]。

“鲍扎”方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设计工作室空间的安排，即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处一室上课，相互帮助。

对此，有关中央大学教学的回忆中有明确的描述。

在早期，中央大学的学生每届仅有数人到十多人，全部加起来不过三四十人，安排在一间教室足矣[25]。

高年级安排在靠门的位置，好让低年级的同学每天经过时观摩学习。

从宾大的大图房到中央大学的“大平房”，其间自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当20世纪50年代中末期学生人数急速增加，建筑系迁入中大院系馆，这种不同年级的学生共处一室的方法自然就不能实行了。

童寯关于“鲍扎”体系的若干文字表明他本人对“鲍扎”的制度是有明确的概念的。

有文献描述童寯在设计教学中非常坚持最初的草图不能变动，这也是“鲍扎”特有的教学方法。

不过我们可以想像这最后大概已经成为童寯个人对“鲍扎”方法的坚持。

从整体上来看，“鲍扎”作为一套建筑设计训练的操作方法除了在东北大学的短暂历史中有过比较彻底的贯彻之外，以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系统的发展和坚持。

在杨廷宝和童寯入主中央大学后，他们是否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现在不得而知。

解放以后，这些方面就更加退化了。

“鲍扎”作为一个教育体系更多地体现在它的造型主张。

（三）以渲染练习内容的转变为标志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