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中传统神话的应用及功能

《女勇士》中传统神话的应用及功能
大量应用中国传统神话是汤婷婷代表作《女勇士》的叙事风格之一。

《女勇士》应用中国神话有其基本策略，即在保持传统故事情节完整性的基础上，根据需要重构传统故事的精神内核。

这种应用方式不仅展现异域风情、吸引读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本民族历史记忆的发掘和重塑，探索少数族群于异质文化中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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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和民间传说是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

华裔美国文学家擅长于在作品中使用中国神话以表达特定的涵义，发挥神话的文化象征功能。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很多少数族裔，他们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文化身份危机。

华裔作家汤婷婷文学创作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是族人处在异族文化中的境况。

为探索这一主题，汤氏又刻意在作品中引用、改写中国传统神话。

这一过程显示了华裔作家在中西文化交织语境中，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努力和挣扎。

因此，从神话原型批评视角，研究汤氏小说中神话的应用策略及其功能显得特别有意义。

一、《女勇士》对中国传统神话的应用
生于第一代华裔美国家庭，汤婷婷对中国传统神话十分熟悉，为成功进行文学创作奠定基础。

汤婷婷想象力极其丰富，大胆对传统神话进行重构。

她认为“使古老的中国神话得以存活的方法便是以新的美国方式来讲述它们。

”在此基础上，她创作了有“美国式的中国菜”之称的《女勇士》。

经过对中国神话的重构，《女勇士》成了美国式的中国神话集合体。

正如弗莱所说，通过移位可以“帮助我们将文学经验统一起来”。

（1）花木兰的神话
《女勇士》的第二章改编自北朝民歌《木兰诗》。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保家卫国，战场上英勇杀敌，屡立战功。

凯旋归来后，毅然回家照顾父亲。

换上女儿装，木兰恢复真实身份。

由于木兰的孝心、智慧和勇敢，这个神话在中国世代传颂。

《女勇士》中，木兰七岁时在一只大鸟的引领下上白虎山拜师学艺。

经过十五年的训练，她成了真正的勇士：组建自己的军队，杀死贪官和财主，赶走强盗。

对比发现，两个版本叙事模式相似，均是：参军—建功立业—荣归故里。

然而，经过汤氏重构的女勇士与原来的木兰大相径庭。

首先在情节方面，汤氏的木兰更具女权意识。

她参军不为保卫国家而是保护村民，以此证明女人和男人一样强大。

而且她的爱情婚姻观更加开放。

战争中，她与丈夫圆房、怀孕、生子。

战争结束，她愿意做个好妻子、好儿媳。

而中国的木兰在军中掩饰身份，战争结束，回家照顾父亲。

汤婷婷还将“岳母刺字”的片段移入故事中，将男人的神话赋予女人，这是“《女勇士》中即将上演的女权主义之战的一部分”。

其次，两位木兰性格差异极大。

东方木兰受中国封建礼教的影响，传统、保守。

而女勇士性格直爽，无论风吹雨打，每日练功都不觉苦，反而庆幸“不必挖山芋”，“不必在鸡粪中跋涉”。

如此直白的语言实在让人震撼。

西方的木兰在军营中与丈夫恩爱，汤婷婷用第一人称直观地描述了这一场景。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对性生活的直接描述很少。

若情节需要，大都用“洞房”、“有喜”等委婉语代替。

可见，西方的木兰果断、直率，更像一个复仇意识强、追求自由平等的西方剑侠。

（2）蔡琰的神话
《女勇士》最后一章改写了蔡琰的神话。

蔡琰是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音乐家，蔡邕之女。

曾被匈奴掳走，被迫嫁给其首领，在那里生活12年。

因无法和匈奴交流，蔡琰缺乏归属感，日益思念家乡。

之后回汉，创作了长诗“胡笳十八拍”，倾诉12年间所受的屈辱和思乡之情。

在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汤婷婷创作了新的蔡琰形象。

故事前半部分与中国的故事相同，而后半部分却有差异。

起初，蔡琰觉得匈奴是“原始部落”，他们的音乐无处不在。

面对这一问题，蔡琰没有逃避，而是积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努力。

终于，她走出帐篷，和着笛声，唱起歌来。

尽管用的是汉语，但匈奴听出了她的思乡之情。

12年后回汉，她将“胡笳十八拍”带回中原。

起初这首歌是由羌笛伴奏，后改为汉人的乐器伴奏。

经汤婷婷的移位，原故事中蔡琰消极、愤怒的情绪并不明显,她的乐观、为两种文化的交流而做的努力更加引人注目。

传统神话包含特定的民族记忆，当一个民族散居于国外时，它们更加弥足珍贵。

因此对华裔美国人而言，中国传统神话十分重要。

经汤婷婷的改写，花木兰成为反对性别歧视，反抗统治者压迫的新女性形象；蔡琰被置换到作品中变成积极促进文化交流的形象。

二、汤婷婷改写中国传统神话的功能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应用中国神话的策略，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产生了特殊的功能。

（1）吸引读者
在文艺作品中，“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

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

”神话原型可通过刺激读者深层次的思考，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应用中国神话意在唤起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记忆，帮助他们与困境做斗争。

这些传统神话的使用激发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同时，改写后的神话既充满异域风味又符合西方人的价值观，也深深地吸引了其他文化的读者。

这样，便有更多的人关注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为新的文化身份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为华裔美国文化危机探索出路
“集体无意识”是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普遍性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是共同的民族记忆。

每个民族都需要储存记忆的精神家园。

“对家园的渴望是任何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中固有的”。

失去历史记忆，就意味着失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失去自我身份。

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华裔美国人承受着白人的压迫，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日渐边缘化。

据史料记载，1785年，第一代中国人来到美国，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

然而，他们大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目的是赚钱而不是定居。

因此，19世纪早期以前，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坛中沉默无声。

19世纪末，他们不断遭到迫害。

美国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的权利与自由。

尽管后来这些法案都被取消，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女勇士》中汤婷婷刻画了华裔美国人远离中国却难以融入美国文化的尴尬处境。

她通过重构中国神话告诉族人：要走出危机必须建立独特的文化身份。

两代华裔美国人都缺失文化身份但情况不同：第一代强烈保护民族文化，抵制主流文化，缺乏归属感；第二代渴望融入西方文化却因缺乏自信而被边缘化。

汤婷婷通过改写
中国神话为他们指明出路。

1.第一代
第一代华裔美国人成年后来到美国，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

勇兰是最典型的代表，她在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生活，清楚地展现了华裔美国人的困境。

勇兰原是位独立自强、受人尊重的医生。

她勇敢、聪慧，敢于捉鬼。

然而，来到美国后，由于不懂英语，勇兰无法从事自己的职业，只能帮丈夫料理洗衣店，甚至下地干活。

环境的巨大变化另她痛苦不堪：“你不知道我到了美国跌了多少身价。

”勇兰代表了千千万万第一代华裔美国人。

他们强烈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愿融入美国社会。

在汤婷婷眼中，这样做只会让他们的生活更糟。

通过重构蔡琰的神话，汤婷婷指出第一代华裔美国人应积极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蔡琰刚与匈奴一起生活时，痛苦不堪，思乡心切。

第一代华裔美国人也像蔡琰一样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远离中国，却不想融入西方文化。

汤婷婷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协商。

远在他乡，蔡琰是孤独的，因为她无法与人交流。

然而，她一直在探索两种文化的交流，最终发现通过音乐可以理解对方。

通过描写蔡琰和匈奴部落达成的和解，汤婷婷建议中西两种文化应走向融合。

2.第二代
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生长于美国，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不像父辈那样深厚，渴望融入主流社会。

然而，由于缺乏自信，他们也陷入困境。

这代人常常在白人面前保持沉默，文中的“我”便是典型代表。

“我”小时候怕人笑话不敢讲英语。

久而久之，变得沉默、自卑，即使被老师误解也不解释。

其实，“别的女孩也不讲话”。

然而，在华人学校，这些孩子却谈笑自如。

为什么他们在华人学校和美国学校的表现差别这么大呢？首先，由于讲不好英文加上长相特别，他们极其自卑；其次，父母让他们少讲话，保守秘密：“那些与移民有关的秘密一旦说出来，就会被送回中国。

”就这样，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沉默了。

作品中，汤氏重新诠释了花木兰的神话。

“我站在北平城外的山头，眼下一条条道路像河流一样舒缓地延伸开去，路之间树林和田野似乎也在缓缓地延展。

大地上行进着汉民族，一个拥有百家姓的民族。

他们万众一心，向前挺进，风吹着他们褴褛的衣衫。

”叙事者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改写不但发扬了中国文化，而且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指明出路。

汤婷婷希望他们能像女勇士一样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见，华裔美国人必须既要承认本民族文化又要熟悉主流文化，在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

三、结语
神话原型因其独特的功能，常出现在文学创作中。

和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类似，华裔美国人也面临文化身份危机。

汤婷婷通过重构中国神话，不但吸引了大批读者关注少数族裔的困境，而且指出华裔美国人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双重文化身份。

汤婷婷充分发挥了神话的文化象征功能，其文学实践彰显了美国少数族裔走出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艰难而勇敢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Skenazy, Paul &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8. 18.
[2] Ghymn, Esther Mikyung, The Shapes and Styles of Asian American Prose Fi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2. 93.
[3]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9. 99.
[4] Bonetti, Kay. “An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Skenazy, Paul & Martin, Tera. (eds.).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40.
[5] [6] [9] [10] [11] [12] 汤婷婷（著），李剑波&陆程毅（译）. 女勇士[M].广西：漓江出版社，1998. 27, 191, 69, 150, 166, 38.
[7]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121.
[8] Anaya, Rudolfo. Aztlan: Essays on the Chicano Homeland. Albuquerque: El Norte Publications, 1989. 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