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联盟_威弗莱_的政治隐喻

婚姻与联盟：《威弗莱》的政治隐喻石梅芳内容摘要：《威弗莱》作为英国作家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以婚姻隐喻政治联盟。

作者一方面支持联合王国，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护苏格兰民族在联盟中的平等地位。

但他的努力在精心设计的婚姻中遭遇了自身立场的解构。

合适的婚姻与独立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悖谬之中。

关键词：《威弗莱》婚姻政治隐喻作者简介：石梅芳，文学博士，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小说。

Title：Marriage and the Union：The Political Allegory in WaverleyAbstract：As the first novel of Sir Walter Scott，Waverley is a story of political allegory．In the marriage of the English hero Waverley and a Scottish girl Rose Bradwardine，Scott’s intention to make a proper marriage so as to keep Scottish identity in the Union is justified to be a paradox．Key words：Waverley marriage political allegoryAuthor：Shi Meifang is lecturer 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300401，China）．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Literature，with an emphasis on the novels of the Romantic period．Email：mfshi@mail．nankai．edu．cn当代读者在阅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时，常被跌宕起伏的爱情罗曼史所吸引，而忽略其隐含的重要意义。

以《威弗莱》为例，主人公威弗莱与三个年轻女性的恋爱、婚姻的确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

然而婚姻问题并非作者的根本意图所在，“裙箍、美人痣、鬈发和一件真正的法国新绸外衣”（司各特34）①包裹下的世俗婚姻已然无法容纳小说的主题。

威弗莱的故事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交叉重叠，“呈现出爱情罗曼史、政治和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Duncan9），集中表现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深刻思考。

可以说，婚姻的另一面是政治。

司各特以婚姻隐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通过威弗莱选择婚姻对象的过程，在历史的场景中还原和阐释了家族联姻背后的政治意义。

他一方面通过威弗莱与露丝的婚姻表明了自己支持联合的立场，另一方面则试图创造和维护苏格兰独特的文化身份。

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危机四伏的世界局势与英国社会息息相关。

美国独立革命（177444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和爱尔兰民族起义（1798年）等重大事件，同时也在苏格兰民族内部引起了剧烈的思想动荡。

在这期间，英国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出现了对大革命及其引发的后果的反思。

哥特小说中的暴力场面将社会动荡中人们的焦虑情绪表现得一览无余。

“民族故事”②的创作者也在大革命之后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问题。

司各特并不赞同暴力行为和激进的思想，对爱尔兰起义被镇压的血腥后果也心有余悸。

他坚决反对苏格兰像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那样以武力对抗不列颠的统治。

他认为，“我们最好保持与英格兰的联盟，即使有像诺森伯兰那样成为附庸的危险，也应该首先考虑民族的重要意义，而不是等到出现关系破裂的可能性的时候再作补救”（qtd．in Davison160）。

因此，司各特力图在历史的框架中，重新思考和确立联合王国中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

《威弗莱———六十年之前》就是司各特对苏格兰政治、文化现状的深刻思考。

在《威弗莱》诞生之前，联姻是风靡一时的“民族故事”常见的叙事模式。

摩根夫人希妮·欧文森的《狂野的爱尔兰女孩：一个民族故事》（1806）是其中的代表作。

旅行者与本地人结婚，在联合的产业上定居，几乎成为民族故事的定式。

作家们试图通过展示“对比、吸引、不同文化世界的联合”（Trumpener141），探讨和理解不列颠各王国的地位和文化融合的过程。

欧文森、埃奇沃思等爱尔兰女性作家的小说启发了司各特。

他在《威弗莱》的序言中提到自己的作品“为的是约略地模仿埃奇沃思小姐所描绘的那些令人赞赏的爱尔兰人的形象”（512），为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的形象正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司各特仅仅模仿民族故事。

他的创作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既有的“模式”，将地域小说推向了世界文学舞台。

《威弗莱》的联姻已不仅是两个民族在经历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之后的简单融合，更多地蕴涵了司各特对苏格兰政治、文化身份二元分裂的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威弗莱》一书中，司各特在弗洛娜·麦克-伊沃这个形象上显然倾注了很多心血，却无法让她获得幸福。

根本原因就是她的命运与高地氏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其坚定的分裂立场与不列颠联盟的政治现实相背离，因而注定了她孤独一生的悲剧性结局。

而作品中没有政治立场、只担心父亲和爱人生命安全的露丝却获得了最后的幸福，与威弗莱缔结了婚姻。

究其原因，也不外是露丝的个性和立场有利于联盟的稳定。

自小说诞生之日起，评论家就发现了威弗莱这一角色的被动性，并对持骑墙立场的这个人物各有阐释③。

实际上，正是威弗莱式角色的摇摆不定和双重选择的可能，使小说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民族故事的复杂性。

司各特认为，“任何个体，无论其怀着怎样的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的抱负，始终无法超越整个社会体系和历史的力量”（qtd．in Carler239）。

威弗莱亦如此。

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及选择婚姻对象时的犹豫彷徨，既是他个人成长的过程，更寓意了苏格兰与英格兰两个民族在结合前后的彷徨与抉择。

二在高贵优雅的弗洛娜与温和柔顺的露丝之间，威弗莱最终认定露丝才是合适的伴侣（Ferris87）。

这种“合适”无疑是司各特试图确立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的结果。

他期望双方在这种关系中各自具有平等自主的地位。

露丝·布雷德沃丁是司各特理想中的女儿和妻子的形象。

他在小说中处处刻意强调露丝与威弗莱性格、趣味等方面的契合，表明威弗莱与露丝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Wilt 313）。

这种婚姻与爱情并不相关，却符合19世纪人们对婚姻的理解和定位，又恰如其分地暗示了两个民族联合的必然性。

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婚姻和家庭必将是露丝的最终归宿。

她被塑造成一个不偏不倚、生气勃勃的形象。

她是父亲心目中的好女儿，“性情温柔，父亲安排她看什么书，她就满意地，甚至是愉快地看什么，虽然其中不仅有厚厚的几册对开本的历史，还有几大册关于高教派的论辩的书”（97－98）。

同时她也具备成为好妻子的潜质，待人接物丝毫不错礼仪；谈吐间虽无弗洛娜的高雅气质，却一心一意地维护威弗莱；她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更无参与政治的野心，只关心父亲与威弗莱的生命安全。

这些特质如和风细雨，浸润在威弗莱的生活中。

因此，当威弗莱在经历人生的动荡之后，最终发现“生来就适合于过相亲相爱，互相关怀体贴的幸福家庭生活”（380）的露丝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露丝的柔顺性格及危难中对威弗莱的救命之恩，让他有理由彻底放弃对弗洛娜的爱，选择露丝作为婚姻对象，过舒适的生活。

与以麦克-伊沃族为代表的高地氏族惨遭屠杀和清洗的悲惨结局不同，苏格兰低地的布雷德沃丁男爵在英格兰朋友的多方斡旋下，重新获得了爵位和房产。

最后他们高举酒杯，“为威弗莱-昂纳和布雷德沃丁两家联姻繁荣昌盛干杯！”（509）这种门当户对的联姻显然可以为双方带来“繁荣昌盛”。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苏格兰，由于对外拓殖遭遇失败，更因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和技术落后，已经无力承担政治独立的代价。

他们迫切地需要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贸易渠道，来改变贫困的现状。

联合之后能否实现苏格兰作为特殊的政治实体的独立地位，如何看待苏格兰与英格兰人的关系等，始终是萦绕苏格兰人心头的问题。

与英格兰政治上联合的确为苏格兰带来了参与帝国对外拓殖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是苏格兰面临被“内部殖民”的危险。

从某种程度而言，造成苏格兰1715年和1745年的叛乱的部分原因就是对联合的不满。

尽管时过境迁，百余年后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政治联合的事实，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强调自己作为“苏格兰人”的独特性。

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爱尔兰起义再次引起了思想动荡，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摆在了苏格兰人面前。

司各特的创作与这次思想动荡和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无关系。

威弗莱和露丝的结合就是他谨慎思考的结果。

但是，联姻之下的苏格兰文化，能否完整地延续并保持司各特一直希望的独立的文化身份？露丝的婚姻实际上使苏格兰陷入了丧失自我身份的危险境地之中。

威弗莱与露丝的结合是建立在露丝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对父亲顺从、对威弗莱崇拜的基础上的。

因此可以说，露丝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与弗洛娜相比，她缺乏政治敏感，更适合过家庭生活。

面对政府军队的搜捕，她甚至希望父亲能够向政府投降以保全性命。

她从未想过像狄安娜·沃尔侬（《红酋罗伯》）那样倾尽全力去保护父亲，只想到“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帮助我，保护我”。

她还劝说威弗莱，“决不要参加这不幸的阴谋，尽快逃回你幸运的家乡”（210）。

露丝的弱女子形象和绝对弱势的地位，以及她那几乎是乞求怜悯的感情，激发了威弗莱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

众所周知，司各特对当时文学作品中流行的“家庭话语”颇有不满，但自己却塑造了一个完全适合家庭生活的正面的女性形象，这本身相当匪夷所思。

事实上，如果把露丝作为联合王国中的苏格兰民族的象征，那么作家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在联合王国中苏格兰获得独立身份，另一方面又将苏格兰置于被女性化的和成为英格兰附属品的危险之中。

战争和婚姻突出了威弗莱的男性化气质。

他在战争中褪尽了与帝国身份不匹配的女性气质，而亲历背叛的羞耻感增强了他作为英格兰人的责任感，与露丝的婚姻则进一步强化了54石梅芳：婚姻与联盟：《威弗莱》的政治隐喻64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身份。

与此同时，代表高地氏族的弗格斯的被处死和布雷德沃丁男爵的最终妥协，表明苏格兰作为政治势力的独立性遭遇彻底的失败，也意味其丧失了男性化特征。

强大的帝国文化不允许异质的男性气质文化的共存，试图挑战英格兰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地位的人必然遭到残酷镇压。

被送上绞刑架的弗格斯·麦克-伊沃就是暴力反抗者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