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大寨的人

推出大寨的人——记新中国成立初最年轻的溧阳籍省委书记陶鲁笳晚年陶鲁笳与郭凤莲在一起。

编者按陶鲁笳从学生时代就离开故乡溧阳参加革命。

自1937年秋天上太行山参加抗战，到1965年9月调离山西，陶鲁笳在山西战斗、工作了28年，与山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直视山西为第二故乡。

原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部长、我市著名作家路发今先生多次前往北京，采访同乡前辈、93岁高龄的陶老。

陶老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太行山上打击日寇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工作的那段岁月，尤其是多次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介绍陈永贵时，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其中，当年陶鲁笳发现大寨并在全省推广这个农业先进典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陈永贵，毛主席在1964年间几次肯定大寨的基本经验，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有关情况，为我们解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今天，特别以整版篇幅向读者隆重推出《推出大寨的人》一文。

这里，谨向本文作者致谢，更向本文主人公陶鲁笳同志致敬。

太行山上打日寇多次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陈永贵1937年10月初，日寇飞机连续三次对石家庄狂轰滥炸。

陶鲁笳是在日军第三次大轰炸之后，做完撤退前的善后工作，随平汉线省委领导同志一起撤离石家庄的。

由于铁路已被炸断，他们步行上太行山，到10月中旬才到达阳泉。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又辗转来到山西和顺县石拐镇。

这个镇上住着八路军129师和晋中特委，书记是陶希晋，副书记是王孝慈。

陶鲁笳在石拐不仅见到了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大哥陶希晋、大嫂朱琏，还见到了妹妹陶竞华和妹夫赵德尊（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陶鲁笳到太行后先在晋察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1939年夏天任组织科长，1940年年初到太行区晋东县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

由于工作出色，1941年5月，晋察冀区党委调陶鲁笳到太行二地委任组织部长。

1943年上半年，时任晋鲁豫党委二地委副书记兼二分区副政委的陶鲁笳同志，带领分区部队28团和区武工队一起，在昔西、平西、寿阳敌人的封锁网内，开展了3个多月的敌占区工作。

在昔西敌占区，他们捉住了一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当地群众叫他“十五官”（此人原是我抗日干部，后叛变投敌）。

陶鲁笳在昔西县委的配合下，专门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其反动罪行，并当场将其枪决。

会后大量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开展政治攻势。

这一行动在敌占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震慑了那些卖国求荣、为日寇效劳的汉奸特务，推动了当地抗日工作的开展，抗日团体组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5年1月中旬，陶鲁笳接到了正太铁路寿阳车站地下工作者送出的一份情报，说1月17日夜间，日寇有一列太原过来的军用特许车，车上有一名身份显赫的日本太君到北平去参加华北军事会议，命令各车站要认真检查信号、道岔和线路，保证列车安全通行。

陶鲁笳看了这份情报，立即召集军分区党委成员连夜研究，决定派军分区侦察队去拦截列车，抓获敌酋。

为了保证速战速胜，又从主力部队挑选了一个加强排配合行动。

率领这支部队的是侦察队长、太行区赫赫有名的杀敌英雄赵亨德。

那天午夜时分，列车驰入伏击地带，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火车头冲出轨道，翻进路边壕沟里，一节节车厢东倒西歪，一个个鬼子鬼哭狼嚎。

埋伏在雪地里的八路军战士们一跃而起，打死了垂死挣扎的日军，活捉了中将、混成旅团长铃木川山郎。

我军将他押往延安后才知道他是日本天皇的亲外甥。

1945年3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太行区党委调陶鲁笳前往太行五地委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经过8年太行抗日烽火的锻炼与考验，陶鲁笳已由初上太行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我党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

多次见到毛主席1948年冬天，陶鲁笳担任了太行区党委书记。

1949年4月，和平解放已经两个多月的北平，春寒料峭，人民群众仍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到处洋溢着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青春活力。

此时此地，刚刚当上太行区委书记的陶鲁笳同志，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听取传达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

会议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向陶鲁笳、冷楚、周壁3人透露了毛主席同意接见他仨的消息，并告诉了接见的日期。

想见毛主席是陶、冷、周3人的共同心愿，得知毛主席同意接见的消息，3个人都欣喜若狂。

4月15日，即华北局会议结束后的次日，陶、冷、周3人带着薄一波写的介绍信，驱车前往毛主席当时的住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

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客厅里稍等。

不一会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带笑容地走进了客厅。

陶、冷、周3人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

毛主席一见面就笑呵呵地问了3个人的基本情况，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情况。

朱总司令询问了手工业恢复发展的情况。

同毛主席见面握手是第一次，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即深深地印在陶鲁笳的脑海里了。

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陶鲁笳在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

陶鲁笳最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

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

陶鲁笳因事迟到了，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

此时陶鲁笳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他，他即坐到周总理的身边。

不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陶鲁笳的右边。

毛主席发现陶鲁笳有些紧张，就一边说笑，一边为陶夹菜。

陶老回忆说，坐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工作的这10多年的历程和机遇，真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陈永贵山西太行山的千沟万壑里坐落着许许多多的村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起的10多年间誉满华夏、名传世界的大寨村。

为什么叫大寨呢？相传是因为宋代将士为了抵御外侵，在这里安营扎寨，后来慢慢地就有了大寨这个村庄。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

1953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后，积极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扩大生产投资，改进经营管理，改良土壤，改变种植习惯，实行科学种田，还带领全村干群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

到1962年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跃到1962年的774斤。

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在工作调研中发现了大寨这个农业先进典型后，山西省委于1960年2月向全省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

陶鲁笳牢记毛主席关于要学会运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教诲，指示《山西日报》撰写、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

之后，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同年11月9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

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庄稼都倒伏了，30%的梯田土层被冲光。

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灾款和救灾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和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的口号。

中共山西省委及时总结了大寨的新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在陶鲁笳书记的推崇下，大寨在山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到大寨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早让毛主席了解到大寨和陈永贵的人，就是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

1964年3月28日到29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陶鲁笳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近年来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和私分得很清。

我们山西省委在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

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这时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能指挥战斗呢？当陶鲁笳汇报到大寨的评工记分方式是自报公议时，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搞繁琐程序，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

他经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

但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技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成效。

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

从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了一场特大洪灾，当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遭灾消息后立即赶回村里。

社员们一见他就焦急地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害，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还悲观得哭了起来。

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都说没有。

陈永贵听后挺直腰杆大声说道，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就能改天换地……就这样，他把全村人都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

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玉米，一棵棵地被扶了起来，经过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

结果这年秋天，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好收成。

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了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

被洪水冲垮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

他们以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就有半数社员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人间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水写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8个大字，这8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1963年11月份，我们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惊叹大寨人个个都是改天换地的英雄。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听到这里，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