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事迹研究课题总结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课题总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种举世瞩目的艺术形式。

国画尊为国粹；书法举世无双；诗词歌赋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从古至今，多少才子，学者投身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学有所成终是寥寥无几，而全部收入囊中的更是凤毛麟角。

而苏轼，却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领袖人物。

他的博学多识，令后人不胜羡之。

在文风绚烂的宋代，有一个父子三人都成为杰出作家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代表，正是一代文豪——苏轼。

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而苏轼所作之词更是标新立异，把自己的胸襟气度，人生经历融入词中形成了不同前人的鲜明个性特色。

他以他的学富才雄，一洗文学界“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稠缪之度”唱出了“关西大汉，铜琶铁板”之音，令天下耳目一新，开发出另一番新的天地。

一曲《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心中的无限豪放渲泄得淋漓尽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召显豪迈本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曲《蝶恋花》亦是突出他心中清旷“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句慷慨之词，一阵阵爽朗之笑，一首首千古绝诗，编织成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号苏轼的文章，由于阅历丰富、学问渊博，突破了无数繁文缛节，不少篇章都力求自由而又准确的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意境。

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文章发挥到极致。

他将自己的处世旷达和旷世之才注入文风，使之潇洒磊落、飘逸爽朗。

丰富的想象力和阔大的视野使他的作品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无法城法牢笼。

有的情怀婉转，有的诙谐广博，有的慷慨豪迈……都意境高雅，气韵充沛、自然天成。

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浑厚和兼收并蓄的深厚学养，更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追求和人生境界。

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

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

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

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

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

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

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

元佑四年，出知杭州。

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

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

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

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

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

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

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

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

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

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

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

《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

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

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

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

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

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

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

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

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

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

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

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

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

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

（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

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

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

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

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

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

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

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

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

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

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

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

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

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

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

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

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

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

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

《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

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

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

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

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

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