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与改良问题分析短短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上就发生了数次影响国民命运的历史事件，从1840年到1949年，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我们只能从各个方面分析讨论。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

即为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

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

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

这就是改革与闭塞的原因所导致的不同的结果。

19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上往下跌落，封建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与“汉学”也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

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

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不但对中国的经商贸易有所动摇，而且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蜂拥而至。

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

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

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交替时期思想界出现的一大进步。

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不能触及封建制度，“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

”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

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形下，国内的农民阶级似乎有所改变，于是，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它的事迹及它提
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科学革命纲领的指导，再加上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强大，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所以当时并没有使国民思想开化，改革新政体，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谈论改良和革命是没有意义的。

谈到学习西方科技技术，不得不说说洋务运动。

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

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危机中，诞生了一次思想革命运动，这就是维新运动。

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
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无奈支持新政的光绪推行速度过快，因此变法被相对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慈禧太后因此获得实权。

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维新运动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改革不同于革命，它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

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在变法开始以前，维新派在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

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

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

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

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

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其实，革命的即时效果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但只有在新政权有力推行改革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革命和改良两者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都需要有效的改革。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

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

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

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

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改良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

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

比如慈禧太后就明确表示过立宪的目的就是要杜绝革命。

反过来，改良的很多措施也客观上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就是革命的先声。

改良如果能顺利及时地进行，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则其改良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当改良受到延迟阻碍，则其已经实行的措施必然造就推动继续改良的势力，如果不能对这些势力进行有效疏导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继续进行改革，实现其最初的承诺），那么这股势力必然要寻求体制外的道路。

此道路便是革命。

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在对待任何历史问题时，都要客观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任何一个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人来说，都应该知道，先改良后革命才是王道，从解放思想开始，最后万不得已才能革命，打开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