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门的世界

《楚门的世界》的跨文化解读关键词：跨文化宗教喜剧荒诞后现代性美国电影在我国更大范围地得到接受。

一方面，中和了中国观众原本东方特质的文化内涵，促使中国人更倾向于寻求全球化视野；另一方面也受到跨文化传播障碍的影响，使得这些西方作品在中国的本土化解读中发生意义的偏转。

从电影《楚门的世界》及中国观众对它的审视出发，我们可以考量出东西方文化的诸多差异，并且进一步的深挖两种文化比对中差异性的原因。

电影讲述的是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

楚门在强烈的自由欲望的趋势下最终探明真相，并下定决心闯出自己被控制的世界，选择了自由的生活。

题材择取方向上的文化差异性与解读宗教与题材的择取“跨文化传播”对于不同民族和群体的语言、文化、群体价值观、习俗、生活习惯等方向上的研究，很多时候脱离不开宗教的影响。

从微观个体的视角上，西方宗教直接影响或控制着人对于外在环境的审视、理解及反馈；从宏观视角上，宗教通过影响西方民族、国家、群体的整体结构、运行制度、内部传播、外交活动等各方面来影响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生活、群体生活。

影片《楚门的世界》中暗含了诸多西方宗教的内涵，人物的日常对话中自然的表现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而更值得深思的则是影片在题材择取上深隐的宗教化倾向。

西方的宗教神学相对于中国的神学更具有具象性，在基督教经典中，神多是以人的形象与思想存在于人类社会，经历苦难，拯救世人。

中国的传统神学体系中有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两个支派，又在大众的朴素信仰中实现两个支派的融合，但无论道家与佛家，东方的神多是高高在上的居于天国，少有普通人的形象与思想表现。

这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沿革关系密切，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当中，思想的发展是逐渐演进的，并且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与文人的追求与努力中，实现了思想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艺创作甚至政治统治的分离。

这使得东方神学，作为文化的传统构成，变得更为意象化，神学思想不断的向高层次发生蜕变，自然的舍弃了与现世社会的一些具体联系，演化成为单纯的思想上的终极追求。

这也是东方人在诸多方面追求“境界”的深隐来源，而当东方人在物质生活中受到阻碍时，自然的向往精神上的超然状态。

因此，东方宗教中的神，难以以具体人的形象与思想加以表现，在文学卓品中偶有“神仙下凡”的情节出现，但多数这类章节设置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下凡的神明多有细节的目的性交代，而并非耶稣一类的西方神明旨在拯救世人的宏观目的指向。

也因此，东方的神讲求的“神格”，而西方的神表现的是“神格”与“人格”的融合。

进一步说，东方的神学是以纯粹的神的视角进行演进的，而西方则以人及人的欲求为基础，讲述神的行为，构建神学体系的。

除此之外，西方宗教经常模糊的表现神与人的界限，甚至“人战胜神”的案例屡屡出现。

这不但是西方宗教中以人位基准发展的结果，更是西方“个人主义”、“个体解放”等思想的强烈表达。

而这类情节在东方神学中很难得到表现。

在影片《楚门的世界》中，楚门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出现，但却被禁锢在别人设置好的世界，这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

古希腊众神高高在上，相比之下，凡人更像是生活在神设置的世界中，人的活动受到神的意志的操控。

当凡人当中类似于阿基里斯般的英雄出现时，众神又像看话剧一样，精细的琢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为他构架生命的历程。

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现代人择取类似的题材，并且在新时代的话语装裱下翻新出不同的版本。

本片无疑是受到了影响。

在主角楚门发现了自己生活在被人操控的世界当中以后，他想的是努力挣脱这种操控，争夺自我命运的决定权。

从这种抗争之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神学中关于人反抗神的统治，争取人权、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的照影。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文明历史之中，我们少能看到人的力量反抗神的力量，更难以看到以人格对抗神格的情节片段。

在中国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漫漫长夜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思想集权是不断稳固的，宗教在其中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对于民众的思想禁锢的工具，封建统治者将神的神格化过程也就是将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神格化的过程。

漫长的思想体系稳固过程，使得大众的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平稳，产生了一贯性，甚至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对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

这使得个人力量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象化表现——人反抗神的话语隐没在大众的意识之中。

中国文学作品中，偶有对于神学世界观的反抗，也有反抗神的最高统治的英雄形象闪现，但这类英雄人物多是天赋异禀，并且在叙述中也被神化，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体裁，英雄人物又多是以集群的形态出现的，少有直接明确的言明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个体价值观的文学、文艺表现。

因此，《楚门的世界》在西方人视角里很可能是个老题材，是种老话语表现，但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它算得上是个人命运挣脱外人操控的新颖题材，因此在中国人的跨文化解读中会与本土文化的价值意义发生碰撞与融合。

喜剧风格择取的探究单纯从电影的角度出发，《楚门的世界》是一部喜剧，主演吉姆·凯瑞保持了一贯的表演风格，夸张、知性带有张弛有度的疯狂。

一部关于人的自我解放，自我救赎的电影，确以诙谐、轻松的手法表现。

当我们考虑到题材的沉重性的时候，我们会自觉的对与喜剧题材的择取是否恰当产生怀疑。

但事实证明，喜剧表现的功用并不全在于引人发笑。

很多时候，影片中的喜剧元素的存在是推动故事顺畅前进的润滑剂，喜剧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沉重题材给观众带来的审美压力，给观众以更大的审美空间，在深刻思考与轻松品读之间做出选择。

除此之外，跳出电影，在“荒诞”流派的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就是喜剧与悲剧的无限融合。

就像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并存一样，人是不可能永远活在一个纯净的灰色过渡空间的，所有的抗争、适应、再次抗争与适应，必然伴随有悲剧的沉重意蕴与喜剧的偶然巧合。

这样看来，本片中的喜剧元素的存在又是对于沉重题材理性审视。

由此，我们相比中国本土的同类喜剧影视作品，在很多时候也有类似的思考，这种思考未必出于对“荒诞”的深刻理解，但绝对充满着对于人生意义颠覆性理解的思想内涵。

以周星驰喜剧电影为例，周星驰表现的人物多是市井平民等小角色，人物的每一段历程都是充满矛盾的，而喜剧元素充分的安插在小人物的被压制与抗争之中，连同人物的命运一同给人思考的空间。

这让我们看到，小人物更能表现真正的完整生命历程，因为小人物充满着诸多易于表现的喜与悲，而这也正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具象生命的必须。

所有的必然必须以偶然来诱发，所有的偶然又都是在必然的大背景下闪烁。

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戴维·洛奇在他的小说《小世界》中讲到“对比史诗与悲剧，罗曼司有着不同的结构方式，它不只有一个高潮，而是有许多高潮，文本的愉悦一次接着一次，一旦主人公命运中的一个危机解除，新的危机又会出现；一旦上一个谜题解开，又会出现一个新的谜题；一旦一个冒险结束，新的冒险又重新开始，最伟大和最典型的罗曼司通常没有结局，它只会在作家耗尽了精力的时候才会结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创作者都有对于生命本质真实的尊重，这才是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精神追求。

在这样的共同价值表现当中，喜剧元素的表现是没有文化障碍的，因此，在这方面的跨文化解读上，中国观众是易于接受的。

后现代性差异性解读经历了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种族歧视等灾难性大事与社会现状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现代社会的诸多价值观，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目的旨在对于现代的价值体系的全盘颠覆。

这在艺术表现和大众传播等多方面影响了西方人的现实生活。

而这样的颠覆得出了直白的结论，即是“人生无意义”的“荒诞”表述。

楚门生活在令人摆布的世界，失去自我的意义空间，这种情节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荒诞派的创作风格，运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这也契合了荒诞派与存在主义的表现形式。

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性，有着共同的价值表述，即是对于“生命虚无”的表达。

但是对于这一思想的反思，则显得捉襟见肘，倾向于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加缪，主张的是人与生命的分离，但是更多人则寻求着其他的解决方案，卡谬有句名言：“我反叛，因此，我存在”。

“对付荒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以荒谬对付荒谬，也就是视一切现存秩序和道德于不顾，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不但不回避荒谬，反而让荒谬继续保持下去。

”后现代性，并没有对“人生虚无”给出更多的太多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单纯的依靠理论体系内的“建构主义”给人少量的理想社会的期许。

对于“人生无意义”的本质理解，我们很难做出正或误的价值判断，但它既然以一个思潮存在，既有他存在的道理。

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把这种道理理解成为对于现代性中诸多弊端的超前反思甚至适时反思。

在艺术表现中，这种思潮也多少的表现出了反思的价值，影片《楚门的世界》并没有触及筋骨，但却从很大程度上给观众以暗示。

我们或许真的生活在他人设置的世界，我们或许真的存在于某种体制控制的规程当中，按照别人设置好的步骤毫不知情的走完一生。

对于这样的控制，个体的人是无力的，没有人再幻想“梁山好汉”的小群体行为，没有人再渴望整体意义上的颠覆，也就不会有更为明确的解决方法。

但是《楚门的世界》再很大程度上给了这种思潮一个模式版的希望，主人公再最后走出了禁锢自己的世界的大门，闯出了“荒诞”的世界。

中国的后现代性在与世界的沟通中从原始的蒙昧状态逐渐产生了较为清晰的框架。

从建筑风格到雕塑、文学、绘画等多方面都有本土化的后现代性表述。

但是在主流文化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后现代性很难产生类似于西方的明确解构形式，就像本土的摇滚乐永远停留在固有的形式与题材，不敢过于张扬一样。

因此，当国人看待《楚门的世界》的时候很难在现实生活的思想中主动寻找映射，而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则很容易产生“人生无意义”的情感共鸣。

对于“人生无意义”电影从结局上予以了解决方案上的悖论，但是多多少少显示出了理想化的结局倾向，类似于中国的“大团圆”式结局。

但是却完全区别于中国的“大团圆”。

返回之前的叙述，中国的“大团圆”是对于长时间的稳定生活的一种安逸理解，是对于思想统治的心理顺从。

而《楚门的世界》的结局是对于自由理想的期盼，两者完全不同。

也就因此，中国观众在理解这种“荒诞”的悖论的时候很难将其理解成为一种理想式的悖论，而更易于转向将其看做理所应当的模式化的结局。

这是中国观众的“跨文化解读”中容易出现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