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简介
26320512_余英时
78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所以，余英时属于“文化保守主 义”和“制度自由主义”两者兼具。 也 正 因 如 此 ，有 人 将 余 英 时 和 胡 适 放在一起作对比，谓之“胡适之后第 一人”。自尊自信又开明开放——这 样的文化关怀、文化态度，才是智慧 的，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知识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 界文化之林。
颁奖词这样褒扬他：“深入探究中国 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 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 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 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 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 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 代诠释。”
余英时非常尊崇钱穆先生，1973 年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书院院长、香 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返哈佛 任教。我女儿徐鼎鼎如今正在香港 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先秦两 汉文献，和余英时先生属于校友—— 算起来是孙子辈的。她告知，因为疫 情，学校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刚 有 发 表 悼 念 余 英 时 先 生 的 文 字 ，讲 到他在担任副校长期内，“曾拟定多 个研究中国文化计划，并亲自推进各 学 科 的 沟 通 合 作 ；余 教 授 凭 藉 其 杰 出学术成就和对大学发展的宝贵贡 献，于1977年获颁中大荣誉法学博士 学位”。为表扬余教授为史学作出之 贡献，港中大新亚书院联同崇基学院 于2007年创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 座”，每年邀请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 就之学者发表演讲。
余英时
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一）]的字幕:我是1949年8月在上海考进这个燕京大学插班燕京大学当然现在就变成北京大学我住在未名湖旁边的第二食堂1978年我去访问中国那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北大也就是实际上就是燕京我还特别从未名湖走到第二食堂进去转了一下所以我对燕京的这个回忆有半年是非常宝贵的我很珍惜它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大概跟了三个先生一个是聂崇歧先生聂崇歧先生以宋史为著为著名的可是那一年他并没有开宋史他开的是中国近代史反而大概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有新的需要近代史更重要宋史就没有开了他近代史用的教科书我还记得武波写的”实际上我才知道就是文澜范文澜写的当然这个书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当时从某一特定观点写的官方观点写的不过聂先生并没有照书讲他是讲他自己的他研究各种各样的人研究他们的传记比如讲曾国藩讲太平天国他都自己另外做研究把每一段重要的史实都很扼要的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很认真的但是后来我走以后不久就听说他出了毛病了那就不知道了所以他是我很感念的一个（老师）另外一个先生我跟他比较熟的就是翁独健先生翁独健是研究元史的研究蒙古文的那时候也研究过满文他是福建人一条腿大概是断的不良于行所以叫他大概因此就叫“独健”只有一条腿但是他是很聪明的他对西方农民学也看很多他那时候教的是历史哲学用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英文翻译看到其他的东西很多了但是他教的时候也就是拿那个做的教本主要是讲西方这个史学思想的某些变化也不是完全给我们宣传唯物史观或者辩证唯物论他反而要我们要读一读像罗素的刚刚出来不久的《西方哲学史》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也是号称以社会背景做基础的这些你可以看出来我也是当时受的影响也在这里对不对觉得从社会背景要看思想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翁先生也是我很感念的一个人另外就是系主任齐思和先生齐思和先生研究战国史的美国的研究是封建的所以他是对封建西方封建真正有了解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封建根本是用马克思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它的讲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要是封建的话基本上不能不可能是个统一王朝统一中央政府的封建封建一定是分封的一定是这个就是诸侯分土的不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如果有个强大中央政权就不可能叫做封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长期以来这个“封建”两个字在我们嘴里实际上是乱用的我们说某人封建某个想法封建根本都是没有意义的话说老实话只是说这些说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这样说并不是封建的问题封建不能概括任何东西总而言之齐先生对西方史对于欧洲史对于美国史都有相当研究所以我在他那面对西洋史方面也受了他的影响但是我只有半年的时间很快就离开了我到香港以后那时候是来看我父母的并不想准备长呆可是后来我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希望我不走我后来还留下来留下来我父亲就说现在钱穆先生在这里办一个史书院叫新亚书院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大概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十五分钟所以很近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新亚书院第一次看到钱先生钱先生我当然早就闻名的不但早看过读过他的《国史大纲》也看过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写一篇文章讲墨子的墨学的兴衰考论之类的还参与过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所以我对钱先生的书已经有相当了解同时我也看过胡适、梁启超这些书所以跟钱先生那里一去他来出题目来考我就让我写一些我念过些什么书什么经验他也看了很满意所以就变成新亚书院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所以我在新亚念了差不多这个两年半的样子但是这两年半中间钱先生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到处去找钱有时要到台湾一下就几个月不回来后来第二次去头还打破差点死掉所以我毕业时候他都没回来但是他回来以后我私下我在班上上课当然得好处但是那好处比较少因为他们那时候老先生心里也不很平衡但是讲课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就牵涉到现实了可是私下背后去看他他总是跟你谈学问的而且谈的很确实指导的所以我看我读这个《国史大纲》做详细的笔记每次给他看跟他讨论一件一件讨论当然不是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地方相当多所以这里我认为我在私下跟钱先生接触得到他的好处很多得到他的知识也很多因为我早期当然是是受五四以来这一套想法的（影响）中国叫做启蒙的启蒙运动那些的想法的都是西方式的自那以后我才慢慢改变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别人觉得觉得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好像我谈到中西文化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两边冲突的不得了一定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能并存这时代许多人都有这样想法但在我很早就没有了之所以没有的原因就是跟钱先生接触而前面又经过梁启超、胡适这一套新的想法然后转而看到中国文化也有价值中国文化并不是非要消灭以后都是障碍你才能现代化你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人这在我根本没有这样观念可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一直到最近就是我就看到比如说像像这个死去不久的李慎之先生我跟他也很熟的他就是看法很明显的他觉得要谈中国文化没办法谈现代化了也不能谈民主也不能谈人权我认为不是如此中国人也有中国的人权观念人权观念跟西方也并不是相违背中国虽然没有民主但是并没有反对民主的说法中国是孟子的所谓“民本主义”跟民主相差也就是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因为那条件不同民主在西方它是小城邦希腊城邦开始发展出来就是说后来在意大利也是城邦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实际上做不到的所以我想在某些程度上讲我曾经写过像科举意义科举意义就是要在地方上选有代表性的人所以这个考试是等于有某一种意义上是有地方代表意义所以它每个汉朝要找取这个民进性这时候所谓这个贤良方正这个科目每个郡有10万人只有一个20万人有两个这都是有代表性它不光是知识的问题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国并不是说的没有完全那个愚昧无知的由皇帝一个人操纵的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些东西我要不跟钱先生大概就没有这样亲切的认识也不肯去认识反正是皇帝专制一句话就完了那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钱先生这几年的训练后来跟他做研究生而钱先生好处他根本不干涉我比如我写士族大姓东汉的这个做研究题目他也不干涉他就看你怎么写对不对后来他还很欣赏我这个书后来文章到美国以后还让我自己改写写的差不多有五万字在《新亚学报》第一期、第二期出版了1956（年）那是很早一篇了那年观点跟钱先生《国史大纲》实际上没什么很大关系我并不是发挥他的理论但是也有受他影响的地方比如我就讲重视我们不光是看社会的变化要看文化政权之所以后汉政权光武政权之所以那么成立它有文化这个层面这是其他当时竞争的人所没有的你看所有跟他竞争的人当时群雄并起的文化程度最尊重儒家学说的就是汉光武他用的士大夫也是他最能用最能容忍所以这是文化的背景你要看东汉政权建立这就是我早期慢慢由自己的观点出来而这个观点也跟钱先生有关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一辈人的影响很大当然在新亚书院我还受到唐君毅先生的影响唐君毅先生是所谓是熊十力弟子之一是不是也不是直接的学生不过是相当重要的有关系的学生熊十力的语录里有提到的另外像牟宗三那时候还在台湾还没有来所以严格讲这个所谓现代在大陆上也很红的新儒家实际上唐先生关系最大因为唐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那是我们看的是相当多年轻人看得相当多不一定完全接受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跟着想所以我对新儒家研究这个中国思想研究中国哲学也不能说没有受影响但是我这个影响就是我还我是比较历史的层面看得更重一点抽象的观念我还放在次要一点所以这之间也还是有些距离唐先生后来我在美国他也来访问我还陪过他很久到处看到处访问某些教授之类的所以我在新亚书院可以说接触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以钱先生为代表的旧学因为钱先生完全是自修出来的没有上过（大学）受过现代的这个大学教育只是中学都没有毕业中学他因为他后来他是反抗不肯屈就不肯接受校方无理的决定所以他不肯毕业他就变成没有毕业完全靠自修出现的是不是这是一派中国老传统当然另外一派就是唐先生这一派唐先生这一派跟我五四那套讲法那刚好是相反的用胡适的观点当时科玄论战科学跟玄学论战1922年1923年唐先生可以说是属于玄学鬼了当时照丁文江他们用法当然我也看出唐先生有他的好处他是一个很受黑格尔一派影响他讲唯心论的而且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深入虽然没有留过学完全是自修的对西方这个新时代论比如当时新时代论因为这个金岳霖提倡的关系也因为冯友兰提倡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界一度也很有影响所以唐先生也接受这些说法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对唐先生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虽然我跟他之间思想上可以说距离还相当得远可是不能说没有受他的好处有许多好处你是不知不觉的而且当时不觉得可能几十年以后慢慢发现像张灏当初对于这个他受殷海光的影响非常反对牟宗三、唐君毅这些人的可是他到美国来以后跟着我交往很多我总是向他挑战我说你这些书你都没看你就骂人家对不对,你先看完了再说嘛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慢慢对这个新儒家也有重新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学问不能这样子生故避拒把别人就排斥在外也不留余地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很好玩的是跟蒋介石的一个侍从人员说出来的这是洪煨莲先生洪业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蒋介石看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问蒋廷黻你看这个书你有什么意见？就征求他因为蒋廷黻搞近代史嘛蒋廷黻当然把这个书批评的体无完肤后来蒋廷黻走了以后蒋介石跟他的秘书说他说这个蒋廷黻不会念书让他看书尽看缺点那好处看不到这个洪煨莲先生认为这句话倒很有智慧虽然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念书人不过这一句话有智慧的就是你看人家书如果尽看的全是缺点没有一个可取那你自己一点好处没得到对不对所以蒋介石就看到萧一山的书有一些好处比如他的这种碉堡政策对付共产党他实际上是从萧一山讲灭匪那里开始的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我这里不是谈政治我这谈的是这个怎么样读书的方法所以读书的方法我们有几种不要尽看人家毛病也要看人家好处因为看人家毛病就想显摆自己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你为什么时时有一个念头要觉得我自己要比别人高明呢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就是中国从前读书人要讲道德修养这个道德修养不是说怎么道貌岸然君子就是要有适当的认识对别人有适当的尊重这是我想相当重要的这是我在香港时代当然我第三个阶段更重要的就是到哈佛所以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最初我并没有念杨先生的课因为杨先生教的一般通史的课我已经自己认为已经是相当熟悉了我除了没有看汉学著作所以后来直到第二学期我才选他制度史比较深一点的前面我都学的像罗马史、像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刚才讲的历史、哲学的我想我到那时候我到美国来我觉得我大概念完书还回香港去所以根本觉得应该多学习西方东西这样子你才不至于空入宝山所以我对西方的东西一直保持很高的兴趣一直到美国来以后我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读这书了我香港有两个地方念书的一个是美国的新闻处它有一些书相当好另外一个是英国的一个叫做文化委员会叫British Council也藏了很多书你可以借的这是我们看西方书的来源因为新亚图书根本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所以在哈佛这几年当然到后来专门要写博士论文之类当然要进入中国那就是杨先生是我的业师从头到尾我跟他的跟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家他能看出你任何一个有毛病有漏洞挑你的毛病跟漏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蒋廷黻骂人家书一钱不值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已经成品这是给学生在习作中间先生是应该挑错的所以这样你就晓得你要怎么维护自己？你要建立个论点怎么样才能建立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是而且杨先生对于现代的不但是中国原来的典籍很熟对于原来的中国近代发表的学报、专书都非常清楚而且对西方的汉学也是如数家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当初我从钱先生那里来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只看原书看《后汉书》、《史记》、《三国志》之类的原本现代人著作都不屑一顾西方更不用谈了所以这就是我不足在杨先生那得到补偿补习补足我过去的不足就是过去太轻视西方的东西太轻视现代人的东西所以这完全直接对古书来做结论比如我写第一篇文章讲东汉的东西当初根本没有没有参考什么现代的书只有杨先生告诉我写过我写过《东汉的豪族》你看到没有没有还有日本人的他说《东汉的豪族》很有名的文章我都不知道的我连杨先生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香港根本没有人告诉我们海外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中国话叫“坐井观天”人不能坐井观天你要出去看看世界看看别人就等于说念书人跟做生意人一样要知道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你完全不知道行情你做生意一定失败的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在杨先生那里我就补了很多的课当然最重要的是他那（种）批判的精神对你某一个论点说话有问题他马上给你指出来因为他有渊博的学术做基础他说你去再看看某一个某人某人写某一篇文章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就说现在的训练跟从前老一代不一样老一代没有这个什么看法不过你像严耕望先生回忆他第一次见钱先生他写了关于秦汉的东西秦汉这个地方政治钱先生就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像钱大昕对清朝这些考据东西你都还没看呢实际上也就是杨先生的意思当时要看清朝人的东西看《日知录》看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也是等于我们现在要看西方的汉学著作或者日本人的汉学著作中国人的现代研究所以这是从杨先生那里得到好处像洪先生也是一样洪先生不但洪先生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老辈他虽然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出生的可是他回去以后非常注重补中国的底子所以他最初写的东西还没接触到中国的近史最早写的是好像是个魏源的考证之类的后来他慢慢接触编引得以后比如像唐诗了像杜诗了后来他研究杜甫对不对他研究《李季》还得奖在法国得奖所以你常常跟洪先生接触你就得到很多好处而且他非常认真的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讨论《论语》上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狂简”两个字怎么讲“狂”是狂妄的“狂”“简”是汉简简书的“简”这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就给我写很长的信我还记得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得从老一辈人中间你看他对学问的认真你晓得你不能苟且不能说随便瞎说八道自己完全不负责任所以这个怎么样负责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发展当然我接触的人还是有限的像胡适我就没见过胡适只是看他的东西看得很熟的他在纽约我也没有机会去看他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看名人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好像去看看名人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崇拜感只是很佩服这个人也不是说这个人崇拜的不得了我非见他不可好像看到明星一样我始终没这个感觉我对任何学者不管是谁就包括陈寅恪我很佩服他但是我也不是说五体投地他说的我都接受也不是如此我只是想把他表彰出来他某些隐蔽的地方表彰出来最近我看到广州有个人你看上面那两大本写的陈寅恪的诗就是以我为主体的就讲我讲我怎么讲陈寅恪他就跟着讲陈寅恪的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陈寅恪呢我也可以说得到很多好处像陈垣他的书几乎我没有不细看的因为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是陈垣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我父亲跟陈垣先生念书最后学士论文写的是“刘知几之史学”就是《史通》就是洪先生后来专门研究的《史通》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跟洪先生等于我的太老师对不对我等于他所谓“小门生”了所以对于陈垣来讲所以后来我看到陈垣的孙子这个我就觉得很亲切的当时他在美国来时我们还有些来往他也到我家来过的所以我对陈垣先生也是一种也很敬仰的当然我知道他他有他的特别的长处但是他有他的限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老一辈的人是自己认为能够知道他们每个人长处在哪里而不是去挑他的毛病所以我对这些老前辈都没有这个什么盲目崇拜或者人身崇拜这种观念出现我觉得前一辈人有前一辈的好处你必须学习他们就是牛顿所说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得远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在中国文史（上）的研究都是所谓巨人所以他们巨人肩膀是很要紧的你没有巨人肩膀你看不远的从这里这样学术才有发展你要都是盲目接受前面拼命恭维老师维护老师任何一个观点老师观点明明可以修正的你也拒绝那不是帮老师你是害老师害得人家越来越骂他所以现在我就看到有许多人有这个问题对于某一个人很有感情很崇拜但是崇拜到某一种程度到盲目的程度了反而害了这个人了反而别人会对这个人起反感了你像最近有人我看大陆写钱钟书的有时候就写得过了头了把钱钟书变成一个无人不骂的一个人完全是高傲自诩什么人都看不起钱钟书也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他有那一面的性格但是那一面性格也不值得也不值得提倡是不是他也不是三头六臂他有他的特别长处他是记忆力特强理解力也很高这样的人很难得的读书又用功读书之多也是很少有人见的能赶得上的是不是可是要真说他是超越任何人那也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对于某些人就包括自己家里人对于自己的亲人过去的你（把）尊敬放在心里不必行之于笔墨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态度呢我相信可以接受前面人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方面看的话中国这个老传统是有它是应该沿袭下来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二）]的字幕:最近就是去年（2007年）我在，日本人请我去参加他那个中国学会的年会那是他们一个关于中国研究最大的一个会议。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一、余英时先生关于近代学术的研究余先生的研究方向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学术与知识人。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动荡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人。
近代中国还是思想学术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各家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几乎再现先秦时期的繁盛景象。
余先生做为思想史学家，在这一领域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
近代思想潮流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部分，他的整体是怎样的？余先生用中正的观点与客观求实的态度表述了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学者之众可比繁星，像是胡适、陈寅恪、钱穆、杨莲陞、顾颉刚乃至钱钟书等人，余先生都曾有过涉足的文字。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成为了近代思想史的主角。
一般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这两个对立的派别。
并且他们还代表着后人强加什么保守与进步。
余先生用客观的视角，提出了反对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在近代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保守派，任何人都在“变”，只是变的程度不同。
凡是主张渐进式变化的，便成为所谓“保守派”。
他举例说明像是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传统学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生避硬拒。
而是主张吸收，消化。
他们甚至直接身体力行，写出了成果。
这与人们那种主观印象中的“保守派”不得不说有着颠覆性的改变。
与保守派相反的所谓改革派，尤其是代表他们看法的“五四运动”，余先生也曾专文指出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是胡适、鲁迅等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国故学积淀。
他们思想观点绝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而五四运动之所以最后走向一种极端的反传统道路，在于五四运动没有能解决民主、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余先生都指出他们的同一问题。
即总是追随西方某一理论起舞。
想靠着西方哪一套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总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其实西方的理论也是根据西方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来。
不能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这却因当时的时代原因，成为了学界的通病。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2008-5-25傅杰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
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
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
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
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
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
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
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
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
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
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
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
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
余英时
余英时一、人物概述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1、专业书籍《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
余英時《追憶牟宗三先生》昨天(四月十二日) 晚上﹐楊澤兄傳來訊息﹐牟宗三先生逝世了。
前幾天我已在《中央日報》海外版讀到牟先生病重入醫院的一則報導﹐所以初聞牟先生的死訊並不覺得十分突然﹐但是悽愴之感襲來﹐久久不能自己。
百忙中寫此短篇﹐姑以誌個人對他的懷念和敬意。
牟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上劃下了一個清晰的階段 -- 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
就「承先」方面說﹐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繼承了熊十力先生所開創的形上思辯的新途徑。
但是他們並不是墨守師說﹐而是各有創造性的發展。
熊先生出於中國舊傳統﹐故只能借佛學來闡發儒學﹐唐﹑牟二先生則深入西方哲學的堂奧﹐融匯中西之後﹐再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建構自己的系統。
大體上說﹐唐先生近黑格爾﹐而牟先生則更重視康德。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又互有影響﹐在六十年代之前﹐至少外界的人還看不出他們之間的分別所在。
我敢說﹐如果熊先生沒有這兩大弟子﹐他的哲學今天大概只有極少數的專門學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會有「新儒學」的興起了。
唐﹑牟兩先生之於熊先生﹐正符合了禪宗所謂「智過其師﹐方堪傳授。
」(此所謂「智過其師」並不是說「智力」超過老師﹐而是說在某些問題的理解方面突破了老師的範圍。
讀者幸勿誤會。
)就「啟後」方面說﹐唐﹑牟兩先生的貢獻更大。
他們當初分別在香港和台灣講學﹐造就了不少哲學後進。
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牟先生和熊先生的另一高弟徐復觀先生都到了香港﹐而且稍後都集中在新亞書院﹐那一段期間可以說是新儒家極盛時代。
記得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哈佛大學的史華慈教授訪問牛津大學後過香港小住﹐曾要我安排他和新儒家幾位先生晤談﹐並且特別提出想見見牟先生。
事後他對我說: 你們新亞這個哲學團體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沒有參加這次集會﹐但我猜想牟先生的談論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牟兩先生都有不少入室弟子。
但一則唐先生去世太早(一九七八年) ﹐再則台灣學術文化的氣氛畢竟較香港濃厚﹐因此八十年代以來﹐牟先生門庭的盛況漸漸超過了唐先生﹐而且唐﹑牟兩先生晚年論學也出現了分歧。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教授访谈录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教授访谈录
赵晓明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年(卷),期】2008(000)002
【摘要】赵晓明（人文学者。
以下简称“赵”）：义和团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
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产生的吗？
【总页数】12页(P93-104)
【作者】赵晓明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3.53
【相关文献】
1.对中国近代史主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林华国教授访谈录 [J], 李卫民
2.孙中山民生史观诸问题探讨r——兼与徐国利教授商榷 [J], 王海林;董四代
3.中印问题研究有待加强——印度中国问题首席专家谢钢教授访谈录 [J], 胡潇文
4.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实关切、接续理路与研究进路——兼评贺雪峰教授《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J], 胡伟强;余华
5.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实关切、接续理路与研究进路
——兼评贺雪峰教授《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J], 胡伟强;余华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余英时访谈录怎样读中国书、4.1 怎样读中国书
怎样读中国书（1991年）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
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
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
《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
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
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
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
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
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对“谁”谈“读书方法”？这个“谁”—对象定了之后方可具体谈这一问题）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
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
“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
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
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
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
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
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
《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
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
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
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
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
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
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鸳鸯绣取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读《余英时访谈录》
方法 。坚持 史无 定 法 ，就 需根 据 时 空条 件 所研 究 问题 性 质 和 资 料 选 用 适 当 的方 法
就 是 在 品 读 历 史 ， 品 读 生 活 ， 也 是 品 读 作 但 是 ， 任 何 研 究 方 法 乃 至 表 述 方 法 都 不
者。读 书之余 ，让 人难 以不 环顾 身边 ，审视
史 学研 究领 域 ，有 些 学 者 主 张 “ 史 有
诗 为 哭 、代 为 人 哭 而 为 自 己 哭 的 悲 悯 情 怀 定 法” 。这是 由于每 个 学 科在 其 产 生 、发展
用 随意 点染 的篇 章 与诗 句 加 以铺 陈 ，让 人 过 程 中 ， 都 形 成 了 赖 以 生 存 的 研 究 方 法 ， 感 到作 者 早 已 与 这 些 诗 篇 典 籍 融 为 一体 ， 如搜集 和考 证 史料 乃 是 中 国 历 史研 究 最 基 以其精诚 之 心 复 活 了那 些 逝 去 了 的 生命 与
越 可 靠 。 所 以 ， 余 先 生 的 著 作 ， 一 般 主 要 是 直 接 去 找 原 始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但 是 怎 样 解 释 和 处 理 它 ， 可 根 据 所 研 究 问 题 的 性 质 和 史料 的 可 能 性 ，选 择 你 认 为 适 当 的 方 法 ．
情 怀 ， 写 的 是 千 古 高 人 陶 渊 明 ， 还 是 作 者 自 己？ 在 “ 大 师 永 在” 篇 ，作 者 这 样 总 结 ：
（ 责任编辑 洪一 一
《 朱熹的历史世界》 ，就 是 在 广 泛 阅读 了许 孤 立起 来，并过 分 强调 它 的作用 。相反 ，玻
多前 人 未 发 现 或 未 注 意 的 新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 们 应 当尽 可 能 全 面 地 看 问 题 ， 把 各 种 因 素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https://img.taocdn.com/s3/m/e7bc476aa55177232f60ddccda38376baf1fe0ca.png)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我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又曾幸运地参与了儒学文化的最后阶段”.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文化演进历史、内在规律作实证描述与客观考察，创建独到的文化建设观。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发大音响。
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一、对“新教伦理”的诠释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
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
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
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
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
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4年第11期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
国学“大师”太多了，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
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记者：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
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
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
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
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
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记者：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
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记者：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
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
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
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
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
余英时谈治学经历
余英时谈治学经历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5364 次更新时间：2014-07-06 15:37:06进入专题：民主科学现代化●余英时6月20日，由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唐奖设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等四项奖项。
各奖项奖金五千万元新台币（一千两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超越诺贝尔奖为全球目前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
一、守先待后许多人可能不了解我早年的生活。
从抗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回到乡下，那是1937年，我才七岁。
1937年到1946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我们安徽潜山一个叫官庄的小乡下。
那个乡下的生活，也没有学校，也没有现代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受到任何现代教育。
私塾也只上了一年、半年的。
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正规教育，到1946年出来，已经十六岁了。
到了沈阳，那时候要开始考大学了。
数理化都是赶快去补的，才能勉强考进大学。
换句话说，我的经历使我根本不可能走理科之路。
另外当然，我父亲（余协中）是学西洋史的，他是西洋史的教授，还写过《西洋通史》。
我学历史大概与父亲有一点关系。
因为理科根本不可能，没有这个背景，包括英文在内，都是临时到十六岁以后才开始补上的。
潜山官庄乡间九年，对我非常重要。
我真正接触到传统社会，最穷乡僻壤，最闭塞的，没有任何变化的，接触不到任何新思潮的。
一切价值观念，人情来往都是最传统的。
跟一千年前可以说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种宗亲关系，等于中国是一个社会圆圈网。
你总有靠亲友、亲戚关系的时候，不是个个都像《红楼梦》那样尔虞我诈。
余英时“论天人”：不要过分现代化孔子
本文来源于《时代周报》对余英时的采访，采访：李怀宇、俞玥。
余英时：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今年，余英时先生在84岁之时，出版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即将出简体字版)。
此书从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
“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说法源于雅斯培(KarlJaspers，1883-1969)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主要理念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等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层次。
余英时发现，雅斯培“轴心时代”恰恰与《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有关世界宗教的“先知时代”，闻一多(1899-1946)《文学的历史动向》有关四大文明“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等说法“不约而同”。
《论天人之际》以“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曾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斟酌与考虑，并非偶然兴起或震于“显学”地位而然。
早在高中最后一年，余英时读到胡适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字，就产生很大兴趣。
接着余英时又找到梁的原书来对着读，以他当时的程度，对梁的抽象议论不甚了了。
但是余英时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却是这样被激发起来，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
进入大学以后，他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但当时史学界已笼罩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氛围之中。
在1960年代以前，余英时在原则上承认历史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可能性，虽然他并未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
但1960年代以后，他已不得不放弃“历史规律”的概念。
从“历史演进一元论”的幻境中解脱出来以后，余英时便无法再将当前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为“落后”与“先进”之别。
他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既不在‘中古’时代，更与所谓‘封建’扯不上任何关系”。
[余英时,知识分子]论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余英时,知识分子]论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https://img.taocdn.com/s3/m/9bbc2ac752d380eb63946dae.png)
论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问题，历来是思想文化界深度关切的热门话题。
作为极具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
《士与中国文化》(初版1987年，再版2003年)堪称知识分子研究的典范之作，谈锋所致，涉及知识分子的源起与流变、品格与特质以及日益边缘化等一系列核心议题。
细细品鉴余英时先生的相关论著，文章拟对先生这一研究论域进行初步的学理剖析，为今人审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提供一管之见。
一知识分子之源起考古代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与之大体相当的是士。
而士的出现的具体年代，现已不可考，兴起于商周之际则是大多学者的共识。
余英时先生没有对士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抉隐发微，而是认为士的出现与道的观念密切相关，故孔子有士志于道、君子谋道、君子忧道之论。
虽然士和道两个术语先于孔子而存在，但其涵义却与孔子时代迥然有异。
(一)春秋以前之士余英时先生认为，商代卜辞卜人，便是士之一种，商周文献所谓多士、庶士、卿士，大抵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
并认为春秋之前的士大多在政府担任各种公职，古代各种低层官吏如邑宰、府吏、下级军官之类大抵都是由士来充任的。
故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顾炎武《日知录》亦云谓之士者大抵缘有职人。
周代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教育内容，所以受过六艺训练的人也称为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而出任不同的职事。
相传孔子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可推知他懂得数，而且他本人曾对弟子说：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
御和射是孔子深入研究的两门艺业，这为他以后致力于礼和乐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孔子之前的道尚不具有形上的抽象意义，大体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
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篇论述颇详。
他说：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
《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明乃天道。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
《余英时访谈录》简介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
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书名：余英时访谈录装帧：精装ISBN：978-7-101-08277-7开本：32开成品尺寸：145*210定价：32元出版时间：2012年3月书影一、本书卖点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
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
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
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
书名：余英时访谈录
装帧：精装
ISBN：978-7-101-08277-7
开本：32开
成品尺寸：145*210
定价：32元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书影
一、本书卖点
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
“克鲁格奖”
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
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
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采访人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内容简介：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
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
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
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
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四、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015 克鲁格奖
016 政治、党争与宋明理学
026 清代考据学：内在理路与外部历史条件038 最后一位风雅之士：钱锺书先生
040 以通驭专，由博返约：钱宾四先生
042 国学与现代学术
051 学问与性情，考据与义理
054 “直入塔中”与“史无定法”
058 “哲学的突破”与巫的传统
063 “内向超越”
069 胡适的学位与自由之精神
077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
079 人文边缘化与社会担当
083 西方汉学与中国学
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
091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与东西方学术分类096 国学、“国学者”与《国学季刊》
100 哲学与思想：东西方知识系统
107 哲学与抽象的问题
111 文化热与政治运动
116 知识人：专业与业余
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123 哈佛读书经验
126 早岁启蒙与文史基础
132 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
142 洪煨莲（业）与杨联陞
150 俞平伯与钱锺书
163 学术与爱国主义
169 取法乎上
173 西方汉学与疑古问题
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刘梦溪访谈）
187 关于钱穆与新儒家
191 学术不允许有特权
194 学术纪律不能违反
197 “天人合一”的局限
199 怎样看“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200 学术立足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
202 “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
203 中国学术的道德传统和知性传统
205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领域”和“私领域”207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210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清朝
211 东西方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异同
214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学
215 文化的问题在社会
216 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219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