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8年6～7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之后，他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说明，最后制定了一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交由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最后二十八大经过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不过将其称为“纲领性声明”。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它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所谓的“多元化”理论作为其重要的思想原则。抽象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不羁和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符合人的这一本性，尊重人的多元的思想，满足人的多元的需要和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首先提出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反对意识形态的所谓“垄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借口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方面也实行多元化，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构，肯定私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搞所谓的“混合经济”作为向私有制的过渡。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据抽象人道主义得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全人类价值优先”论。这个理论戈尔巴乔夫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在他看来，在核武器时代，人类争取活下去的问题是一个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利益应当服从于这一全人类利益。他把“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作为他的“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要求在它的指导下“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要实行一条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

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如上所说，为“改革”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翻历史旧账，否定苏联人民走过的历史道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专制独裁的不人道的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歪曲、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使其在实际上丧失指导地位，而且将其边缘化。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理想遭到许多人的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大行于世，成为主流意识，各种旧思想和旧观念纷纷借尸还阳，整个社会出现了思想混乱的局面。这就为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抓经济改革，但是未见多大成效。到1988年，他开始认为，如果脱离政治改革，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变革。于是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就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上，大搞所谓的政治民主化。这里要顺便讲一下事后他对作出这样的改变的看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的政治家认为，把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是一个错误。戈尔巴乔夫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回忆录里谈到1989年中国之行见到的情况时说：“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某些政治家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说，我们应当走中国的道路，即先实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避免动荡，保证稳定。很难说，在这样的议论中更多的是幼稚和不求甚解，还是政治投机。”[64] 他在1998年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重复了这样的看法。[65] 200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忠告”中国朋友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在这之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未必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未必能说明他有所“醒悟”。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按照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委员会拟订的政治改革办法，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抓住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得不够的问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通过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确定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为常设的国家权力机关。同时，改革选举制度，实行所

谓的“自由选举”，还搞三权分立和权力下放。就这样，逐渐实行由苏维埃制度向议会制过渡。1990年3月再次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