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史　学　月　刊 一九九八年 第三期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张　涛

内容提要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关键词　汉代　经学　选官制度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封建政权的选官制度也打上了深深的经学烙印。经学成为选拔各级官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本文拟对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的关联,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任何政权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有一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的官吏队伍。官吏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能否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统治。我国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选官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确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春秋以前的族邦时代,主要实行世官制度,选贤与能一般也仅限于宗族贵族内部。战国之世,出于形势的需要,各国的选官方式主要有招贤、养士和军功、吏进,开始注重仕进者的实际才能和贡献。秦始皇统一天下,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主要利用法家思想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在选官制度上,除了继续实行传统的养士、征召、军功等方式外,吏道、通法这两种仕途被迅速极端化、普遍化、绝对化,却未能适应统一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这种由统治思想、指导方针确立不当而导致的选官制度的严重失误,也成为秦王朝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秦后,儒家的势力和影响悄然增长,并迅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我们知道,儒家力主入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它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更是有利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对于选官制度,儒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主张“亲亲”、“贵贵”的同时,孔子倡导“举贤才”,孟子要求“尊贤”,荀子则力倡“论道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儒家经典中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亦有不少。如《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

《荀子・君道》。

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众注:“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又《司谏》云:“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有关选官制度最系统、最详尽的记述,见于《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样完善、周密的选官之制不可能真实地存在于周代,而只能是儒家的一种美好设想,反映出治经儒生对选官制度的特别关注。正因为儒家学说具有这些明显的优势,所以汉初的许多治经儒生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显得颇为自信。在汉高祖刘邦面前,陆贾时时称说《诗》、《书》,要求“行仁义,法先圣” 。叔孙通更直截了当地申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自告奋勇,为汉定朝仪 。经过儒者们的反复进说,加上自己的亲身体会,本不好儒的刘邦意识到,用秦朝那一套思想和办法选官是行不通的,需要在政府中安排治经儒生这样受过教育的士人,需要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并借助经学来完善选官制度,于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下诏:“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

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应该说,这一求贤诏书中已隐约含有儒家王道德治的思想倾向,并首开察举制度的端绪。刘邦还曾在鲁地祭祀孔子,召见了经学大师申公师徒,对儒家经学表现出特殊的好感。

刘邦死后,儒家经学的影响继续扩大。惠帝时废挟书律,民间开始公开传授儒家经典。文、景之时,又广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儒家经典,并为其立博士,还征用一批治经儒者为官。在选官制度上,惠帝、吕后曾诏举“孝弟力田”,文帝更诏举贤良,进行策问,从而标志着察举制度的正式产生。只不过制度远未完备,尤其是未定荐举的期限和人数而已。经学对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表现得愈益显著。然而,汉初居统治思想地位的是主张无为而治且与刑名法术之学相通的黄老学说,政府中的高官都是一帮靠军功起家的老臣,以经术为官的儒者常常遭受排挤和打击。当时用人主要还是看军功和资叙,缺乏为政才能的功臣及其子弟在官吏队伍中占有很大比重。察举之制既不完善,又没有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而“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更没有像贾谊、贾山等治经儒者建议的那样,设立专门培养人才的官办高等学校即太学。结果是政府中的管理人才极度匮乏,而大批贤能之士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

汉兴六七十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黄老之学及其用人标准和选官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急需更新观念,由重武功、家世转向重德行道术、为政才能,起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治经儒生。武帝即位后,以察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从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高帝纪》。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