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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遍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伪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翌年8月1日，迁至伪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军校隶属于伪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军
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伪军校校长虽然由蒙古族伪军将军级军官担任，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金川耕作和佐野、服部的命令。历任校长依次为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
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
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足见日伪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
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
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
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
上列队面向日本东京、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日本明治天皇敕语》、伪《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日文，人人说日语。禁止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飞扬跋扈。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尔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须先向日本军官敬礼，言必称“巴格西”(日语，老师之意)；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苛”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伪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外蒙古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日本关东军耻
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伪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族，伪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郭文通、登登太等七名伪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于行动。
12月初的一天傍晚，伪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伪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伪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杀了田中的嚣张气焰。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12月31日夜，漆黑如墨。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
幕掩护下，悄悄砸开伪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外蒙古方向奔驰而去。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值星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伪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泌右翼前旗索伦镇)
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
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