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机会成本

选择与机会成本

董志强

1999-6

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汪丁丁

一、选择

我们在《成本与收益中》指出：收益大于成本说明了某一方案具备可行性。但在人生之中，你面临的很多方案都是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你必须选择一个利润（收益减去成本，即净收益）最大的方案才是最好的。只要方案不是唯一的，你就面临着选择。选择是经济学又一个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选择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选择行为的一门科学。

选择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资源稀缺性。对于一个小孩子，问他是要糖果还是要牛奶，他可能回答“都要”。但是经济学不允许出现这样的答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可惜“二者不可得兼”。经济学的大多数选择必须是“二择一”的（称择优选择），即要鱼，就得不到熊掌，要熊掌就不能得到鱼。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比如现在你有10万块钱，刚好够买一套房子或一辆汽车。你决不可能10万块钱既买车又买房，你能选择的是，要么买房，要么买车。

人生面临的选择是何其之多啊！几乎你无时不刻不在进行选择。比如是继续工作，还是先去吃饭；是在这家商店买衣服还是在那家商店买衣服；是买红色的衣服，还是兰色的衣服或者黑色的衣服；心中有个秘密是告诉朋友还是不告诉朋友，如果告诉又告诉哪些朋友……这些选择在生活中很常见，不过似乎并不重大，所以大家轻松地作出了经验判断式选择，也不大去慎重考虑。进一步，这些考虑行为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比如要耗费精力等，而哪些小事情意味着收益比较小或者决策正确与决策失误导致的收益的差别不大。这样，花太长的时间和太多的精力在这些小事的选择决策上是不经济的——所以人们宁愿以经验或直觉来对待这类选择问题。

也有一些重大选择，决策正确与决策失误的收益相差非常大，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权衡。那可能是让我们在一个时期长期犹豫的选择——重大的决定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你可能有过这样的情况，某个时刻，两条或更多生活道路摆在你的面前，你真的感到为难。“人生的路很漫长，但紧要关头常常只有几步” 。不过这几步很关键，甚至关系到个人的一生，所以人们的选择格外小心。

二、机会成本

与选择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严格定义是：选择最优方案放弃的次优方案的价值。宽泛地理解，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特定方案放弃的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这里的最优，并非实际发生的最优，而是选择者（决策者）的心理预期。比如说，10万元钱投资于房地产可获得利

润20万，投资于股票市场可获得利润15万，如果把这10万元钱投资于房地产，那么可以从股票市场得到15万就是其机会成本，如果把这10万元投资于股票，那么可以从房地产投资中获得的20万就是其机会成本。一般地，最优的资源配置意味着该笔资源投向某一用途所担负的机会成本最小。

机会成本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但它是我们选择某一方案、方向、道路时考虑重点因素之一。人生的机会成本有时会很高，机会成本越高，选择越困难，因为在骨子里面我们从来不愿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东西。我在毕业的时候，面临就业的选择，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那时我的可选方案有两种：一所高校和一家企业。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选择”（二择一），因为我是不可能同时去高校教书又去企业工作的。如果我去高校教书，我可以逐渐实现自己做一名学者的梦想，而且我相信高校的较高层次文化氛围和较简单的人际关系，对我个人可能更适合，这些对我都具有相当大的效用，如果我选择企业，那么我就得不到这些效用。反过来，如果我真去那家企业的话，也有很大的效用，因为那家企业给我开出数目可观的薪水，并且许诺解决住房，我放弃企业，就放弃了这些可能得到的效用。当时我为这样一个去留问题足足思考了很长时间。可见，机会成本从未真正发生，但它的确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行为。

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会有机会成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就意味着没有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不得不”。比如血统是无以为选的，所以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一个人可以不断改变国籍、居所、生活习惯，甚至他可以融于另一民族，但他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仍是他祖父辈的血脉。在计划体制下，个人的职业是难以变更的，也不能自由从业，那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机会成本就不大，

因为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自然，人们也不会认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是令人幸福的。譬如，父母爱孩子，也应让孩子选择爱的方式，如果孩子是“不得不”接受父母的爱，这爱便是强加的，孩子是不会以此为幸福的。

然而也并非有选择的权利就会令人幸福，有许多优柔寡断的人，让他们自己选择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们宁愿没有选择的权利，而走那些别人为他（她）安排好的道路。擅长语言和修辞的莫勒耳（Mohler）曾辛辣地嘲讽那些屈从于命运而不是选择命运的人，他说：“人既可以屈从于命运也可以选择命运，然而许多人一生都不去做这些选择（Jeder hat neben dem Zwangsschicksal auch ein Wahlschicksal,doch viele schreiten ihr leben lang night zur wahl.）”

可供选择的道路越多，选择某一特定道路的机会成本越大，当然选择也越困难。因为所放弃的机会之数量和价值也越多了。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毕业的时候，有的学友面临着众多可供选择的道路：出国、去企业、去研究机构、去政府机关等等，而有的学友只有去路一条。结果，只有一条去路的学友反而没有多条去路的学友那样费时地烦恼。

三、人生选择的效应

在新的制度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两个概念：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和自我强化（self-enforcement）。它的意思是说，制度变迁（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

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锁定”（lock in）状态。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费奖学金时，也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笔奖学金，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前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但如果他接受了后者呢？他的未来会怎样，也许就不再成为经济学家，而是数学家或其它的什么人。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如果要转向其它的道路，就将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也告诫我们，在选择时应该慎重。比如选择了某项职业，在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慢慢积累起这项职业的专门技能，如果半路出家转行，必然经过一个艰苦的“换羽”过程，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当然，人们是否转行的决定依然是权衡转行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的）。所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面临成千上万的雇主，因为他的可塑性大，而一个有十余年经验的技术员面临的雇主可能只有几千或者几百乃至几十甚至几个，因为（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使）他们具备的能力越来越专业化，要重塑他们就需要花更大的成本。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斯蒂格勒在60年代就表述过了。我们也看到，频繁跳槽的人们的工作都不十分稳定，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跳槽的成本常常不大，也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富于变化，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相对就弱一些——然而他们也难以成为某一领域的有大成者。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跳槽者需要用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制度乃至工作知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不小成本，而跳槽的收益，常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个人认为，跳槽虽然可以带来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有它的好处，但如果三天一换岗的频繁跳槽行为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