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

第一章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第一节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何谓“地域文化”？目前似乎没有权威和达成共识的定义。

理清地域文化的概念，可以看作是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最早的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不同文化对于各地民风形成的影响，进而反映在人们进行的文学创作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风格的不同。

要想对地域文化有一个比较清晰和深刻的了解，我们就不得不借助文化的概念。

直到今天，学者们关于文化的含义，仍然争论不休，没有一致的说法。

综合各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解读文化的涵。

一方面，将文化只看作是一般性的词语。

在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的解释，大体上有两种。

一种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尤其指精神财富，像本文谈到的文学创作；另一种则指人们的语言能力和综合知识的运用。

从这两种解释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文化是人的活动能力和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化指的是某个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

“文化是一整套行为的，和有关行为的模式。

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流行于某一群体。

”[1]这是人类学者克鲁伯关在《今天的人类学》给文化所下的定义。

文化不仅包含明显的行为模式，而且还包括隐含的行为模式。

它是以符号的形式进行传递的。

文化的核心容是指经过历史筛选而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其中附属的各种价值观念观。

文化体系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产生的。

同时，它还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行为。

尽管地域文化与通常所说的文化存在不同。

仅从字面意思来解读，地域文化是带有空间限定的文化。

笔者认为上述对文化涵的阐述，将为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概念提供帮助。

学术界关于地域文化的概念，也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些研究者认为，地域文化是一门人文学科。

它是有关人类文化在空间上结合的地理，与文化地理学相差不大。

所以，又将地域文化称为“区域文化”。

另外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地域文化是一种仍起作用的，传承到现在的文化传统。

它源于华夏大地上，历史悠远，各具特色。

更有人将地域文化同某个地区人文精神的体现划上等号。

他们认为地域文化是在地区的基础上，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以景物为客观条件，以现实为表现容，在社会进程中起作用的人文精神。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指的是在某一空间某一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第二节中西文论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论述任何一个民族早期的文化都必然与一定地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而地域文化真正在文学中具有明显体现应该从先秦时期开始。

《汉书·地理志》就曾简单明了地说，人的性格的形成与其生活的地方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2]文学即人学，因此文学也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特征。

严家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开篇便提到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从地域角度分析我国南北方文学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形成的文风差异：“北方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

[3]同样，《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也提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说明自然环境才是使人产生文思的渊源的宝库，又说屈原能成为那样伟大的作家正是由于得到了楚国江山景物的帮助：“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古今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南北方这样大的、笼统的角度概括地理区域与文学的关系；另一类是深入到南方或者北方的更具体的地理区域中，从更具体的小围地理区域所具有的文化出发分析文学的特质。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众多自然因素中，地域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最突出的。

《管子·水地》篇卷三十九认为，一方水土便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

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 (5)文中把齐、楚、越、秦、晋、燕、宋的不同水土对民风的影响做了细致而精到的分析，从而可见出自然地域对人的影响。

同样，在《子·地形训》中也提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蛤蟹珠龟，与月盛衰，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毛土人丑。

[6]这是中国古代较全面地记录人的形体、性格与地域关系的资料。

可见，文学自初始便带有地域文化的印记。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

文学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地域文化及其传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国古代有很多典籍描述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不同地区文学特点，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中就描述北人的文学博而不精，而南人的文学精而不博：褚季野语孔安国：“北人学问渊纵广博。

”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7]唐代的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也从江左（古时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江左也叫“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指东晋、宋、齐、梁、各朝统治的全部地区）、河塑（今地区）这样的地理区域与文风的关系角度出发，对南北方的词进行了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便于咏歌。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8]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不同，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气质禀赋，从而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不同的审美风格。

在南北方的对比中，时间是普遍的同一性的，正是空间的异质性造成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1905 年，清代的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论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

[9]该文概述了南北文学的不同点，也指出了南北文学相互渗透交融的特征，也更直接地论述了南北方文学之风格的形成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在文学领域，其他一切艺术也都因地域文化的不同才使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而流芳百世。

比如清代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论南北方书法特点时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

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

”五四时期，梁启超、朱谦之等人通过对中国文化地理分布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受地理环境影响很大，而常出现两汉时“出相，出将”、“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样的现象。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言也与师培的观点不谋而合：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则古昔，称先王；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

南地则反是。

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官于世界以外。

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

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10] 梁启超认为北方土地贫瘠“谋生不易”，没有多余心思置于虚无的玄学，致使北人“尚实际”，所以其文也常务实；而南方土地富饶，谋生易，使南人“达官于世界以外”，所以其文也常好“探玄理”。

这也正如《国语》中所说的：“沃土之民不才，淫也；脊土之民向义，劳也。

”此间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也从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出发，论说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南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进而形成南北文学特质的差异，由此概括出南北学派精神的差异。

但这种思想并不是梁启超的首创，而是古已有之。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更以大段的对比分析，从南北方人的思维特征、处世方式等方面来论述南北文学形成的特点：……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

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

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南方学派者也。

[11] “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按王国维的理论，他又以《老子》、《庄子》等书中的神话故事为例说明南方人的想象力远远胜于北方人，所以南方文学中也不缺少产生诗歌的特质：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

南方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以我中国论，则南方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方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

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

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

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12]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关南人与北人、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对比分析在王国维这里得以总结和提升。

从以上的各种论述来看，探讨地域文化加诸于文学的影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奇的课题。

不仅中国有着大量的研究，而且西方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相关研究。

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 BC）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

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460－377BC）更是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性格甚至人性的决定性影响。

西方科学思想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384－322 BC）提出创立环境地理学，也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围之。

到了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在他著名的《法意》中突出气候和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并提出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