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话题

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话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近三十年来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和西方，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曾遭受严重冲击。

随着“文革”的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逐次展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

”[1]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

其间阶段性的进展或热点包括“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现代性讨论与反思”、“女性主义和其他各种‘后思想’的引进”、“文学史观、编撰与史料”、“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讨论”、“期刊媒介研究”、“学科边界打破”以及“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兴起”等等。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延续了60年代以来侧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体文类研究的传统，同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文学的整体状态，如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新诗诗学、左翼文学乃至沦陷区文学研究等。

进入90年代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

王德威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三大方面：“‘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际的操作”;“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探讨”。

[2]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升温、扩张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双方都广泛关注的话题。

下面，我主要谈谈在我自己看来仍具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的两大话题：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问题。

一.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曾长期面临尴尬局面。

首先是其学科和文学史归属问题一直纠缠不清。

在古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末文学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当作一个尾巴一笔带过。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受新文学传统影响，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立在五四前后，而此前的清末民初文学亦往往被当作铺垫甚至是对立面，很少得到正面意义上的关注。

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遂产生所谓“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乃至“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分支。

此外，在文学性质、价值的认定乃至审美评价等方面，除《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外，中国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现代文学界“重评”、“重写”思潮的流行，包括当代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范伯群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张恨水等通俗作家、“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流派;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亦开始受到重视。

近乎与此同时，林培瑞（Perry Link）、皮科威茨（Paul Pickowicz）、张赣生、魏绍昌、杨义、吴福辉、王德威、张英进、傅葆石和李欧梵等海内外学者同样都有意识地将视点从知识精英转移到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和电影作了重点研究。

这种目光转向所带来的成果，尤以王德威等学者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如《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著，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推进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整个华语现代文学研究的“晚清转向”。

进入新千年以来，清末民初文学，包括通俗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社团流派，从学科反省到文学史观讨论、文学史编撰，从思想文化到期刊媒介，等等，已经成为华语现代文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和持续不衰的热点。

回顾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其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如前所述，此前的现代中国文学，无论在学科观念上，还是在文学史物件、范围、分期诸方面，绝大多数“以五四为起点”，而将清末民初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排斥在外。

近三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20世纪文学”、“百年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学科观念或文学史观中，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已经被相当部分的学者所接纳、认可;已出现了不少涵盖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教材。

2.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思潮流派乃至专题专史研究问题。

近三十年的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作家作品，到流派思潮，再到专题专史这样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

作家作品研究，是过去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如关于《海上花列传》、“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

流派思潮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思潮，尤其是过去争议较大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方面。

相关成果有《礼拜六的蝴蝶梦》《民国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等。

近十多年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研究，出现专题化、专史化走向，代表性著作有《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

3.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问题。

以多学科和跨学科视野、方法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是近十多年来又一个发展趋势。

在清末民初文学源流研究方面，多延伸至古代俗文学、尤其是明清通俗文学，如刘扬体《病态文学的盛衰》、武润婷《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以情抗理”文学思潮》等。

在发生基础、背景、演化研究方面，则涉及到文化学、传播学乃至科学技术领域或视点，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

在审美价值、历史贡献和文学地位方面，也更增添了各种“后思想”视野与方法，尤其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如王向远《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与日本的砚友社》、袁荻涌《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等。

近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或扩展的空间。

就我自己的理解或兴趣而言，如下一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①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史料整理，如作品编目、索引;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中的作者、读者转向问题;③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文体、语体问题;④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雅俗互动”问题;⑤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先锋”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种类、数量，由于资料所限乃至分类和取样方式不同，至今未有准确的统计。

不过根据已经发表的期刊目录、汇编、叙录等相关推测，其总量当在四千种以上[3]。

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研究，可以上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关于文学期刊的零星述评，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国以后，相关学者也在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刘华庭等编纂的《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等。

近三十年来，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问题，无论在历史学、出版编辑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与传播学等领域，还是在现代文学领域，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就出版、新闻、传播、图书情报乃至历史等学科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国内相关机构或学者就在报刊出版史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3集，1982-1983），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

近年来，随着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在我国高校和学界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史乃至报刊史研究的论著、教材，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主编，1981），《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主编，2000）、《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2002）等。

此外，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撰写了一些具有较高质量的相关论文。

从通史性的新闻传播史，到专题性的报刊史乃至期刊史，是该研究领域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视域的扩大，不少学者把目光转向现代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编，1988）、《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略》（黄志雄，1995）、《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周葱秀、涂明，1999）、《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刘增人等，2005）等。

此外，在文学期刊的区域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如《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和目录汇编》《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等。

不仅如此，国内外学者、研究生还进一步将期刊研究与文化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或学位论文，如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Michel Hockx《Questions of Style：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1911-1937》，以及关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杂志的专论、学位论文等。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上述哪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或不足。

这里，我主要谈谈“同人期刊”研究问题。

“同人”（doujin）一词源自日本，其义之一为“志同道合的人、同好”。

日文亦以“同文志”（doujinshi、fanzine）指涉“志同道合者出版的书籍、刊物、漫画等”。

五四前后，随着现代中国留学运动和文化文学运动的结合，中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同人”乃至“同人刊物”语汇、概念和观念遂为新文化、文学界所接受和传播;而“同人期刊”则一度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生产与传播实践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和方式。

其情形正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所说：“‘五四’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刊物，一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

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

”（《〈现代〉杂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人期刊”是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尤其是社团流派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但是，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都明显对同人期刊问题少有关注。

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新闻传播史受“新闻学”或“新闻学史”传统的影响，往往偏重新闻性强的“报纸”而不是“期刊”;即使是在对“期刊史”的研究中，亦缺乏对“同人期刊”现象，包括与两者密切相关的“同人文学”、“同人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要么仅限于期刊个案和文学现象个案的结合，要么止步于社团流派与相关期刊一般背景或关系的综合描述;而鲜有从“同人期刊”自觉意识和观念出发，对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中非常突出的“同人期刊”，包括与之相关的“同人媒介”、“同人传播”现象进行系统而专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