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蒙学及伦理教育特点

我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教育特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儒学为主体。

儒学极为重视教化，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

”（注：王符：《潜夫论·德化》。

）主张通过教育培养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

而作为基础教育的蒙学尤其受到重视，这就使我国古代的蒙学具有了明显的承载和传播同时期儒学伦理思想的特点。

事实证明，我国古代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深入人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有效地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传统蒙学的伦理教化功能。

研究传统蒙学的伦理教育特点，批判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探讨当前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蒙学即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

“蒙”有幼稚、暗昧之意，《易经》中《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

”幼童于事多暗味，因此称之童蒙。

启迪童稚，消除暗昧称之启蒙，或称之发蒙、训蒙、养蒙、开蒙 .对“蒙”的更具体的解释则融会于渐渐形成系统的伦理思想中。

春秋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就认为蛮、夷、蒙等所谓的不开化均表现为不知“礼”，不懂得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去做。

会耕田、织布、疗伤、计算都称不上开化，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在道德条目的指导下处理各种人事关系，他仍旧处于“蒙”的状态。

“蒙以养正，圣功也。

”“而养正莫先于礼”。

受这种伦理观的影响，蒙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明人伦”。

《孟子·滕文公上》中“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总纲，一直被后代的教育者所承袭。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通常依受教育者的年龄和教育目的将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有“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之说。

蒙学主要是对小学教育而言的，这一教育一般是在书馆、义学、乡学、社学、村学、家塾等地方进行的。

没入学之前的家庭教育与小学教育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属于蒙学。

小学阶段主要“教之以洒扫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文”；大学阶段主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朱熹概括为“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

”（注：（清）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

）小学教育是使学生行其所当然，懂得礼仪之规，进退之节；大学教育是使学生知其所以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

在我国历史上，蒙学一直受到极大重视，历代思想家、学者都提倡要重视蒙学教育，一些大学者常常亲自撰写蒙学教材。

秦宰相李斯、晋朝王羲之、南宋王应麟、元代许衡、明朝王守仁等人都写过蒙学教材或蒙学教育方面的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家朱熹，他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蒙学的见解，而且亲自撰写了不少的蒙学读物。

他写的《小学》被许多人奉若神明，称其为“万事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者也”。

《朱子家训》也被作为家教的经典，广为流传。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几本流行甚广的蒙学教材以外，各类蒙学书目近2000本，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蒙学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因为历代学者都意识到对儿童从小进行教育，特别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

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

”（注：（明）沈鲤：《义学约》。

）蒙学以“明人伦”为目的，以孝悌为主要内容，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使命。

伦理道德教育是传统蒙学的主要内容。

如《三字经》中明确提出“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观念，“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千字文》中也有类似的句子：“资文事君，曰严与敬，严当竭力，忠则尽命。

”在一些习字书中，也不乏“尊卑长幼、忤慢谨防”，“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好善恶恶、积德累仁”的道德说教，就连各类韵对中，也夹杂有“诗对礼”、“忠对信”、“道范对儒宗”、“父子对君臣”的价值观念的渗透。

（注：载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蒙学便读》，作者许梓。

）传统蒙学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明人伦，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常秩序和忠孝仁义等观念。

二是孝悌，即事父兄尊尊长，它是忠的基础，礼的根源。

三是正心敬身，即敬其心意，肃其外仪，整饬自身。

其中的传统美德，如节俭、诚实、守信、忠义等内容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当借鉴和学习的。

但其中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不仅距离儿童天真无邪的世界非常遥远，而且严重束缚了儿童的思想。

至于后来的《二十四孝》、《列女传》等几乎不近人情的道德典范，更是给儿童套上了礼教的枷锁，压抑了儿童的个性，使整个蒙学教育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活力。

从总体来说，传统蒙学的内容是封闭的、陈腐的，并日益趋向于僵化，它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抛开传统蒙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教育目的，以及它所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我们会看到传统蒙学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尤其是蒙学教育中的训蒙方法，更是它的精华所在。

具体说传统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有以下特点。

第一、先入为主，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

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高。

这就决定了蒙学教育主要在于打基础，形成良好习惯。

因此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基本是一种外在规范的养成教育。

由于蒙童心智未全，“蒙昧未知向方”，极易受到外界的熏染，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先入为主，使儿童从小接受纯正的儒家伦理思想，以端蒙养之基，为今后成圣贤之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入头处如果出错，将无处查究，入头处产生偏差，就会一偏到底。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 .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

”（注：（清）陆世仪：《养正类编》。

）此时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道德教育应先入为主，先铄于外，然后渐化之。

所谓“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

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

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辨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

”（注：（清）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

）先入为主可以有效地预防各种异端思想的侵入，抵制周围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

且由于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先入为主易于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渐至习惯成性。

传统蒙学强调从生活细微之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开篇就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

”只有在小学阶段就“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究事理，通达事物。

坚持习礼，久则体貌习熟，德行坚定，如孔子所言：“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如从幼便骄惰坏了，及至长大“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

”（注：（南宋）吕祖谦：《少仪外传》。

）以后，习染将深，性情已就，再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将教之不及，即使“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长，终为败德”。

第二、规范行为，强调道德的可操作性。

传统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

传统蒙学是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服务的，其目的性决定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要把儒家伦理道德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必须把经书的精言微义，化作揖让言辞，使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被蒙童所接受。

如《童子礼》规定了蒙童在家里的举止要求：盥栉、整服、叉手、肃揖、拜起、跪、立、坐、行及至进退、出入、邂逅、朔望、晨昏等二十三目。

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大事小情。

而且每一目都有具体、严格的标准，诸如叉手：“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 .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离方寸。

”（注：（明）屠羲英：《童子礼》。

）又如“立”目要求：“拱手正身，双足相并。

必顺所立方位，不得歪斜。

若身与墙壁相近，虽困倦不得倚靠。

”（注：）这些要求具体、规范，包罗万象，既有外在的礼仪规范，也有自身的整饬要求，甚至连大小便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

至于塾课方面的要求，由下面这些书名，就可知道其严格详尽程度了；《家塾常仪》、《塾中琐言》、《变通小学义塾章程》等可见一斑。

蒙学把深奥的道德理论、抽象的道德说教化做具体的行为要求，这不仅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极易操作，便于监督。

单吃饭这一项就作了如下详尽的要求：“毋先，毋后，毋择，毋翻，毋邻（谓取邻簋食也），毋以箸入口，毋以舌接食，毋归余（谓以食余再入簋肩也），毋他顾，毋含食与他人语，毋遗粒，箸毋过肩（肩谓箸肩也），毋桥（以箸高置簋上也）。

嚼无声，咽无疾，啜无流。

食毕，敛齐两箸，乃起。

”（注：（清）崔学古：《幼训》。

）要求具体、明确，但如此详细的要求，也显得过于繁琐，苛板，缺乏灵活性、变通性。

要求的整齐划一，束缚了儿童的个性，使儿童动弹不得，同时，这一种罗列方法，也难免会挂一漏万 .第三、顺其天性，量资循序渐进。

传统蒙学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道德教育内容的安排上，体现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原则；在道德教育方法的采用上，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留有余地。

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虽然也讲封建伦理纲常，但不究其义理，只是从浅近处着手，先教之以小学规矩，使儿童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习之，及至智慧渐开，性情已就，才可近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

尽管后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一些儿童从小诵习经书，但古代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先习经书，犹作室而无基，对儿童是十分有害的。

“后生学问，切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诸子也。

不如此，则是躐等，犯分陵节，终不能成。

孰先传焉，孰后传焉，不可不察也。

”（注：（南宋）吕本中：《童蒙训》。

）“君主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

蒙学还根据不同的学童采取不同的训蒙方法：“极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极钝者，必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

倦者必加以礼貌，则不鄙；稍长必砺以蒙工，则不佻。

”（注：（清）崔学古：《幼训》。

）认为道德教育要量弟子的资禀，循序而进，操功于悠久，不可操之过急。

内容要少而精，贵乎简约，不可庞杂。

道德的循序渐进还表现为要留有余地，能接受十分，只可予以七八分。

第四、熏渍陶染，以歌诗讽诵化育之。

儿童活泼好动，此乃天籁之发，天机之动，“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于歌诗，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