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意义

大运河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意义

2014-11-18 10:25来源：《前线》杂志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成功，使得大运河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北京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密切相关，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特征与精神形态也深受漕运影响，由此而产生的运河文化，构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大观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运河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

在隋唐之前，北京及华北地区开凿的运河，如曹操、隋炀帝等人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永济渠等，都是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用以运粮运兵的水上通道，那时的运河就如同中原王朝伸向北方的一只臂膀。金、元以后，南北运河的交通水利系统则成为北方政权站稳燕京、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

自金朝迁都、燕京成为都城始，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要求物资运输的规模成倍增加，每年要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华北、江南等地征收运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是比陆运更为方便快捷和省力的途径。金朝时曾开通闸河连接通州到金中都城，元朝初年也曾利用坝河、金口河进行漕运，但由于水源的限制，这些运道都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1293年，在郭守敬的设计领导下，元朝开凿了著名的通惠河工程：自昌平白浮泉筑渠西引，汇西山诸泉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高梁河入积水潭；从积水潭往下顺皇城东墙南下，接旧金的闸河与潞河（今北运河）相连。这样不仅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更使得从杭州到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从此，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内，作为漕运码头的“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水域呈现出一片“舳舻蔽水”的繁忙景象，浩浩荡荡的船队络绎不绝地沿通惠河穿行城中。

此后，明清两朝的京城也依旧是依赖着这条运河的供给，只是由于水源减少和水系格局改变等原因，将终点码头移出了城外。也就是说，从金、元始，北京地区的水源要不遗余力地满足一项新的功能——漕运。“国家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漕运乃京城重中之重，维系着北京的经济命脉。

有了这条生命线，城市的稳定与首都政治职能的正常发挥，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六年（1470）六月，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流民纷纷涌入京城谋生。而水灾导致的漕运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粮价的哄抬，迫使朝廷多次把官仓的储备粮投入市场以平抑物价，严厉打击奸商囤积和惩戒贪官赈济不力。还将国子监的部分生员放假回家，派五城兵马司把数以万计的云游僧人逐还原籍，以减少京城人口对粮米的消耗。

物资保障只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运河的开通，更增强了朝廷政令的通达以及对全国的掌控，也是体现国家对沿岸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新渠道。疆域辽阔的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偏于国家版图的东北，而有了大运河，也就有了一条强化南北联系、及时掌控江南社会动态的通道。

运河与北京文化中心的形成

运河对北京文化中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大运河对外传播京师文化、南方士人的北上交流，促进形成了北京对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传播力以及北京地域文化特色。

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它，有了广泛的人员来往、书籍流通、生产技术的推广、艺术和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交流融汇等等，既能将京城文化流传到全国各地，也使北京吸收各地文化元素，兼容并蓄集大成，从而形成引领文化潮流、对全国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文化中心。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有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也是科举时代举行会试的地方。南方士子以此为契机到京师访学就试，不少人就是沿着运河从水路北上，写下了许多文笔绚烂的游记或记游诗。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国榷》的作者谈迁，在清顺治十年（1653）以幕僚的身份从浙江嘉兴到杭州，在杭州坐船沿着大运河到北京。顺治十三年（1656）返回杭州时，走的仍然是大运河这条水路。记录谈迁行程的《北游录》，描绘了运河两岸的地理风物，留下了他在京期间拜访藏书之家、考察文物古迹，以及与京城士绅文人交游活动等记载，为今人探求明清时期北京及运河沿岸之风土人情的宝贵

资料，也是当时京城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像谈迁这样在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文人学者不计其数，在他们笔下产生的有关运河和京城的文化篇章不知多少，而其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宦、文人尤其是从南方进京的权贵喜欢在南城一带兴建私家园林，并由此带动了城南一带花卉产业的兴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因为船使得盆花盆景、木材石料等的运输更为便利，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也可以随船照搬而来。

运河文化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作为一条贯通南北、连接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轴线，沿岸孕育了众多举世闻名的文化名胜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带状或线性文化体系。它以庞大的、跨流域的复合水利工程为载体，并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它随所经地区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又由于行业因素的影响而带上相应的行业特色。运河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物质方面的,包括运河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等；非物质方面的,包括漕渠名称、相关地名、漕运制度及管理方法、水利技术及前人的经验、智慧、相关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文献、习俗、俚语、民间文艺、传说故事等。

北京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繁荣互为表里。早在元代，随着通惠河和海子码头的建设，其沿岸就成为元大都城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围绕水运特征出现了颇具南北交融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传统商业格局、什刹海周边的码头水市风貌一直延续至今。白浮泉及其引水渠、通惠河水道（包括城中段的玉河等）、坝河、沿河附近的仓场（南新仓、神木厂等）、闸坝（广源闸、庆丰闸等）、码头（高碑店、张家湾）等，都是存留至今的珍贵历史遗迹。

漕运兴盛带动了大运河沿线一批城镇的发展，通州作为漕运枢纽和北京的门户，运河文化表现得尤为典型。明朝人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记载，明代“通州城北五里有黄船埠（即御用码头），黄船千艘常泊于此。河水萦回，官柳民田，阴森掩映，为八景之一”。明清以后渐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明代扩建的通州新城外砖内土、高大坚固，并将原本不在城里的大运西仓、西南仓也括入其中并驻兵戍守，显示了通州“左辅雄藩，京畿重镇”的特殊地位。清代通州城更加气派巍峨，城里官衙林立，有州衙署、仓场总督衙门、通永道衙门、户部坐粮厅署、漕运厅署、大运仓监督署等大小署衙二十余个。大街小巷商铺密集，据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描述：“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特别兴旺”；临街店铺都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幌子；各种货品极为丰富，有来自南方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也有蒙古的皮货、东北的药材甚至西洋的布匹……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笔下有关通州市面的繁华则是：“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通州南面的张家湾，位于潞河和浑河（今永定河）交汇处，水面辽阔，是京东第一大天然良港。每当冰雪消融、春江水暖，城外的运河上就是一片船桅林立、舳舻连绵的景象，负责漕粮检验和收储的官员敲锣打鼓、乘船坐轿、前呼后拥地分批前往码头验收漕粮，各等小吏、经纪等穿梭吆喝，把头、扛夫、水脚等则像蚁群般忙碌地装卸、搬运、入仓……蒋一葵形容这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曹代萧诗：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这里显然已不仅仅是一个漕运码头，市井的繁华和文化气象展现无遗。

明清时期，除常规地扩建和修缮河道、码头之类设施外，还陆续建立起包括漕运总督（清代别称漕台）、漕运组织、漕粮制度和仓储制度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漕运制度体系，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和发挥。通惠河沿岸风帆云影的旖旎风光和大通桥码头、通州码头的热闹景象，都曾是京城文化的重要标志。今高碑店附近的庆丰至郊亭二闸间，风光秀美，更是京城百姓消闲游赏的好地方。每当风和日丽，河畔游人荟萃。清朝人震钧《天咫偶闻》说：二闸“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到东便门外“逛二闸”，是当时京城人的游乐时尚。高碑店娘娘庙的庙会更是当时著名的民俗盛会。

清末铁路交通的兴起替代了运河的功能，也导致运河沿岸一些城镇的萎缩和沿途风光的不再。但尽管如此，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的兴盛，为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北京的地域文化注入了鲜明的特色。比如，今西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