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作者：马雪张牛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

作者简介：马雪（198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张牛（1952），男，回族，重庆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摘要：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他认为历史是物质的、变化的，历史有其自身矛盾运动和规律，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实践运用，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关键词：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运用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4305

李大钊作为毛泽东“真正的老师”[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2]，“当之无愧地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3]。他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以其历史唯物主义凸显特色。李大钊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讨论李大钊驱”

[

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的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一、“活的历史”是“物质的”历史

李大钊明确指出：“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4]198 李大钊认为历史是物质的，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

活。”[4]189“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

的。”[4]201

李大钊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心物关系上坚持了唯物论立场，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规律。“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

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4]14“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4]14这就是说，人们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去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一切的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4]246看得出来，李大钊明确认识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典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能有这样明确的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是非常难得的。

对于历史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必须要随着历史的延伸，不断修补，不断深化，探寻规律。“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他同他的全图发展的愈长，他的过去的真实为人们所认识的，愈益明确。”[4]203204李大钊认为历史具有客观性，但人对历史的认识带有主观性。他说，我们只有在整理历史材料中，找到接近历史原貌的事实，理出当代的真理，悟出真理下的历史规律。但是，由于时间空间周围环境和认识的局限，人类只能在不断剖析材料的基础上获得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得到近似正确、相对正确的历史规律的认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4]71李大钊还以牛顿为例，说明对于客观规律的发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牛顿）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4]71

总之，在历史观以及对历史的看法上，李大钊的基本立场是唯物主义的，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及规律问题。

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

李大钊认为：“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4]201他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矛盾和自身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首先，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察社会现象，以观察经济现象最为重要。“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4]8“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必发生变动。”[4]58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李大钊分析说，道德是适应社会生活的本能，宗教哲学随物质变动，风俗习惯随着经济变动，一切政策和主义在物质上有它的根源。他明确指出，“心的变动常为物的环境所支配”[4]147。

李大钊批判了以往的历史学家：“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

济关系上说明不可。”[5]293他指出“从来的历史学家”只是从精神的构造来说明历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李大钊以中国为例，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中，李大钊谈到中国处于“南道—东洋”区，太阳恩惠厚，自然供给丰，国人以农业发展为本位，安土重迁，家族旺盛，自然会形成农业经济组织——封建大家族制度这一社会的基础构造，而“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6]

。经济基础繁衍了相应的上层建筑。农业经济组织制造了封建君主制度，制造了孔门伦理。

李大钊进而指出，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工业经济侵入且压迫日深，国内经济被迫变动，生活方式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4]56李大钊特别强调，今日的中国需要“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22，使社会意识符合社会存在。正如李大钊所说：“一代圣贤的警讯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4]5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变俱变。

李大钊明确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说，生产力在它决定出来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当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与之匹配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变为桎梏，桎梏愈紧，矛盾愈甚，导致革命。“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4]14 生产力发生改变，“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7]。李大钊用生产关系的“洗牌”来说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他说，受压迫群体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就要颠覆当下的生产结构，而在当下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压迫阶级，其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主导地位必然反对这种“洗牌”。李大钊说，阶级，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磨合的产物。磨合中逐渐形成的两大对立阶级一方要改造，一方反对改造，导致“不能避的运命”[

5]177，造就阶级竞争的形势。“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5]189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会在形成新的适应现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时止步。他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5]233抛开阶级竞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5]234。 在此，李大钊正确认识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三者的关系，并以对这三者的关系认识为基础，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早期的李大钊对人民群众就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信任，这从他早在1916年所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可以看出。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李大钊认为：“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政民权者，皆为此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