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我的呼喊——论新时期以来陈染等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9月Sep .，2012收稿日期：2012-08-25基金项目：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校级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身体写作研究”（2010QN22）作者简介：胡艳（1980—），女，湖南双峰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寻找自我的呼喊——论新时期以来陈染等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胡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417000）摘要：长期以来，女性的身体隐失在男性话语中，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

新时期以来，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创作打破了文学书写的身体禁忌，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对于女性寻回失落在男性话语中的自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由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对西方“身体写作”理论的误读与消费文化的侵蚀，女作家们的身体书写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关键词：女性；男权；误读；消费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7-0084-04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1］。

认识自我的激情始终攫住人，使他试图深入了解自我，将人类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下。

身体是人类的立身之本、存在之基、力量之源，人们对文学始终不渝的热爱凝铸着人类试图了解身体奥秘的渴望。

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女性的身体或被贬低，或被扭曲，始终处于被书写中。

直到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行，女性长期被忽略的身体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女性身体的觉醒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发展得尤为被动而缓慢。

五四时期，西方男女平等的人权观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女性，她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女性失去了话语权，丧失了包括对自己身体掌控的一切权利，沦为男性的玩物。

以丁玲、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在新思想的激励下，试图用写作来宣告自身性别的独特存在。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惯性，加上中国未曾经历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独立的女性性别意识难以从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话语中剥离出来获得独立呈现，在动荡不安的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救亡主题更是以绝对的声势淹没了女性原本微弱的声音。

最终，现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失落在空洞的口号中，成为人们心中无法实现的梦想。

新中国的成立将妇女解放提上了既定日程。

然而，在男女平等的大一统旗帜下，女性的解放却以性别差异的铲除为代价。

妇女解放成为国家政治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既定任务，女性主动争取独立自主的热情被被动提升的心理满足所替代，女性意识也因此而松懈乃至被蒙蔽：女性有意模糊自己的性别特性，以配合时代对男性特质的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男性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松动，它反而获得了强化，男性特质成为普泛而统一的人性标准。

“文革”期间，女性话语更是淹没在庞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

文革结束后，人道主义思潮回归，以张洁、张抗抗、张辛欣为代表的女作家开始关注女性在工作、情感方面的生存困境，表达出鲜明的女性立场。

但由于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她们的话语也不由自主地汇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思潮的主流话语中。

直至九十年代，文学为政治而呼唤人性的历史任务结束，社会转型使中国人性解放的要求深入并内在化后，妇女解放的问题才终于从人的解放中剥离出来。

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年轻女作家的出现，终于使中国的女性写作步入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的时期。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勃兴，既源于女性文学传统的积淀，女作家们在漫长的历史反思中所诞生的沉重使命感；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与实践，女作家们终于用自己的丰盛的创作迎来了女性写作的高潮：她们以女性身体的真实体验为切入点，关注女性的身体欲望，追寻女性真实的自我。

一大批优秀的女性文本由此诞生，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张抗抗的《作女》、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徐小斌的《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

她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契合了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失落在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终于大步登上了历史前台。

二、女性身体的书写将女性身体纳入写作中，来源于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提出的“身体写作”。

女权主义批评强调女性必须通过书写自己独特的身体体验，挑战男权话语，摆脱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

埃莱娜·西苏宣称：“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2］188；“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无法被攻破的语言”［2］199。

女权主义批评认为，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是与对她的身体欲望的控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女人想要获得解放，首先要回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因此，“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而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

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

妇女的身体带有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2］200-201。

在陈染、林白们的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对女性身体的全面接受和认可开始的。

对于女性身体的描述自古有之，中国古代就不乏赞美女性外貌、身体的诗句，但它往往是作为供赏玩的躯体呈现于男性面前。

男性则从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出发，或者将之贬为“红颜祸水”，或者褒为“贞洁烈妇”，无论是褒或贬都是从是否符合男性的审美观点、是否符合男权社会的秩序而言的，很少有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考虑。

陈染、林白将视线拉回到女性自己，在她们的作品中，极力凸现作为女性生命载体的肉体，不遗余力地赞美女性的美好胴体。

她们对女性身体的描述驱除了男性带有性意味的窥视性目光，完全用女性独特的审美眼光，赋予作为自然物存在的女性躯体的神性光芒，她们断然抛弃将女性身体作为耻辱、肮脏的原罪意识，摈弃男性将女性躯体作为“尤物”的猥亵认识，她们以崭新的目光重新打量这身体。

正如林白在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中自陈：“我将以一个女人的目光（我的摄影机也将是一部女性机器）对着另一个优秀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中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是去尽了男性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己女性的真正的美”［3］137-138。

正是在这道纯净如水的目光下，陈染《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如花般美丽的胴体绽放在人们面前：“这躯体的胸部鼓鼓的，软软的，像两只桃子被缝在睡衣的上衣兜里；腹胯部突然变成了一块宽阔而平滑的田地，仿佛插上麦苗它就可以长出绿油油香喷喷的麦子；臀部圆润而沉着，极为自信地上翘，使得腰处有一个弧度，无法平贴在床上；两条大腿简直就是两只富于弹性的惊叹号，颀长而流畅”［4］119。

祛除了女性身体不洁的罪恶意识，女作家徐小斌在《双鱼星座》甚至还将笔触伸向情欲澎湃的身体：“她的手指感到她夜露中的身体像雪天里的泉水一样光滑，她寒气中的乳房像成熟的果实涨得发痛，她的发脂像核桃油一样甜香，她的汗气发出海风般清新的味道，她的阴毛像萱草的阴影那样摇动，她的生殖器像水母那样散发出浓郁的海腥气……她全身都在等着一个男人”［5］214。

在陈染、林白们的作品中，如《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等常常出现女性对自己或对其他女性的身体的迷恋。

正是在女性如水般纯净的目光中，女性的身体才摆脱了作为物和风景存在的屈辱，散发出灿烂纯美的诗性肌质。

躯体是女性赖以存在的根本。

躯体的受辱也是女性生命的受辱。

在正确认识女性身体存在的前提下，女作家们得以最大限度地表达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掀开笼罩在身体之上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伪善面纱，表达对传统身体伦理的极大蔑视和反抗。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堪称一部女性心理的传记。

作品真实地展示了女主人公多米从一个小女孩成长为真正女人的进程。

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曾提出身体写作的逻辑：手淫——自慰——自恋——飞翔——文本引起破坏——重新发现和找到自己。

［2］188-212多米的成长正是实践这条路线的范例。

作者毫不忌讳地记录了多米五岁的手淫，揽镜自赏的百般自恋以及炽热的性梦。

曾被视为女性写作禁忌的一切通通都被打破。

多米在身体的引领下认识人生、探索世界，终于发现并寻回了真我。

陈染的《私人生活》可谓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孪生姐妹篇，它同样呈现了一个女人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秘密的隐性世界。

女主人公倪拗拗的世界里充斥着被骚扰、被诱奸、同性爱恋、性经历、性幻想等，全方位地凸现了一个女人独特的生活感受，从而将“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3］392，由此切入女性体验的最深处。

陈染、林白笔下的女性对身体的摸索与体验实际上是女性自我感知、自我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女性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她们笔下的女性之于性/爱欲的探寻，正是女人们不断地审视内心生活，试图了解自我、表达自我，重述女性历史的认真实践。

三、女性身体写作的缺陷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导和鼓舞下，陈染、林白们的创作打破了文学书写的身体禁忌，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对于打破女性被书写的历史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对女性寻回失落在男性话语中的自我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它内在的缺陷也是较为明显、不容忽视的。

首先，男女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方式，使她们的创作人为地制造出两性间的硝烟和战火。

在陈染、林白的创作中，男性往往是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大都猥琐可笑，懦弱而缺乏男子汉气概，他们不能给女性带来幸福和安全感，常常是她们生活悲剧的始作俑者。

因此，在女作家的文本中，他们的形象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甚至只是女性视域的观赏物，作为女性情欲对象而存在。

如徐小斌《双鱼星座》的副标题为“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而这三个男人分别象征着权力、欲望及金钱，他们或者先天不足，丧失生育能力，或者软弱自私，或者阴险毒辣，其人格无一健全。

而对黛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而言，男性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供消遣的“大树丫”。

在林白笔下，男性则要么缺失，要么毁灭着女性的生活。

相反的，在这些女作家的文本中，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地内心丰富、美丽高雅，近乎完美无缺。

陈染笔下的女性常常“生得娇弱秀丽，眼睛又黑又大，妩媚又显忧郁”，“身上散发一股子知识女性的多愁善感，孤独傲慢”［6］76，而林白笔下的女性则充满了南国女子特有的风情。

男权本质上是一种霸权，其内在本质就是践踏平等，以自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