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水系廊道与古都西安城址变迁的关系研究

渭河水系廊道与古都西安城址变迁的关系研究

崔玲

刊发于《华中建筑》

2009年第02期

摘要借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了古都西安的选址、建设、迁移与渭河水文和河道变迁的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城市经历了城市生活用水从依赖渭河水源到改用支流水源，交通以渭河航运为主到依赖漕渠再到缺乏航运条件，城址从渭河北岸迁移到渭河南岸，从靠近渭河到远离渭河的变化过程。深入探索研究渭河流域历史上城市发展迁移与渭河变化的互动关系问题，不仅对于科学地理解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城－水”关系的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渭河中下游地区各类型城市的生态化建设，也可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借鉴。

关键词古都西安选址迁移渭河水文河道变迁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construction, migration of the ancient Xi’an and the hydrology and change of waterway of Wei River, finds out the city experiences changes in several aspects: the life water source changes from the Wei River to its branch; the transportation way changes from relying on the Wei River shipping to on canal and then to suffering the lack of shipping condition; The city site migrates from the north bank of Weihe River to the south bank, and from being close to the river to being far away from it. This study not only has the important theory significance to well understanding the vicissitude rule of “city-water” relationship b etween Xi'an city and its circumjacent zones in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s certain historic experience for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ities along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Wei River.

Key Words Ancient Xi'an, Location, Migration, Hydrology of Wei River, Vicissitude of waterway

古代城市的选址、建设、发展、迁移历来注重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有着较大的差异，古城西安的选址与迁移与渭河水系廊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人文因素去探索，而忽视环境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迁移与水系变迁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很少，只有少数的探索性文章发表。本文拟从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演变的角度入手，探索分析历史时期渭河水系廊道变迁与古都西安选址之间的相互关系。

1 历史时期渭河水系廊道的变迁

渭河水系廊道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渭河及其支流常水量不断减少，水体流失严重，河流泥沙含量加大，导致河流、湖泊及人工渠系淤积严重，水系网络的减灾能力减弱。

1.1 渭河水系廊道水量的变化特点及其原因

历史时期以来，渭河水量变化主要表现为西安地区天然湖泊数量的不断减少，渭河及其支流的常水量减小导致漕运能力下降。

关中地区的湖泊数量从秦汉、隋唐乃至现代数量减少许多，如今西安周边已经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天然湖泊。有关西安地区的湖泊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白华》记载的滮池：“滮池北流，灌彼稻田。”稻田属于沼泽，不过诗中的稻田是位于渭河南岸，据渭河不

远。周代有“灵沼”，《三辅黄图》记载位于长安县西三十里；另在卷四“苑囿”还记载周代有“灵囿”，“周灵囿，文王囿也。诗曰：王在灵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鸟翯翯。”诗中的“翯翯”意味羽毛洁白，白天鹅栖息在多湖泊的环境中。周代的“灵囿”，有“鹿鹿濯濯，白鸟翯翯”的景观，表明灵囿中除了灵沼外，还应该有其他不少湖泊，才会有众多的白天鹅在这里栖息（表1）。

先秦时期的湖沼多因河而成，和河流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河水为主要补给水源，因此多分布于天然河道附近。如焦获泽，《水经·渭水注》曰：中山西有觚口，所谓觚中也，即焦获泽是泾水在流出仲山谷口时受两岸（弯曲河道）所阻而形成的觚状大泽。

关中地区的湖泊数量在唐代已经开始逐渐减少。《三辅黄图》记载的汉代上林苑中的“十池”，即初池、糜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坡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等10个池陂，但唐代大多不见记载，比如镐水和镐池。其中牛首池一名虽然到唐代还见于《括地志》等文献，但在《长安志》中，则被称为野菲泽，表明其水文状况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汉代周长四十里范围巨大的昆明池，到唐代也经历很大变化。昆明池的变化对于唐代长安城的供水系统有很大影响。汉代以后有关昆明池的记载，见于《水经注》。该书虽然对于昆明池记载很简略，但有昆明故池和昆明池两个称谓，表明昆明池的位置发生变化。再后就是《括地志》。其卷一记载：“沣、镐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无复流派。昆明池在雍州长安县西十八里。”据此，至唐初，昆明池仍存在，且作为长安城的供水源地。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了昆明池在唐代经过两次挖浚：“秦姚兴时竭，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命京兆尹韩皋充使浚之，追寻汉制，引交河、沣水合流入池。”又该书《长安县》条下记载昆明池：“昆明池，在（长安）县西二十里，今为民田。” 程大昌的《雍录》认为应该是在“则唐初仍自雍堰不废。至文宗而犹尝加浚也。然则图经之作，当在文宗后，故水竭而为田也。中宗时安乐公主欲请昆明为己有，帝以民资蒲鱼不可请。公主遂别穿顶昆以胜之。定昆池在长安县西南十五里。”又记：“贞观间，又堰沣、镐以入昆明，而二水于是乎断流。”

从以上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昆明池曾经干涸，且水源发生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在沣、镐二河上筑堤，将二河之水引入昆明池。汉武帝挖凿昆明池时，是将交水拦截引入昆明池，昆明池的水源发生很大变化。由此可见，作为汉唐长安城的主要供水源地的昆明池，到唐文宗以后逐渐干涸。更为重要的是，唐末以来，关中地区湖泊数量持续减少，据研究，唐代长安城内有113个湖泊（图1），剧减为今天的2个：兴庆湖和莲湖。然而，即使仅有的2个也非隋唐原状留存至今，而是后人重新修凿的。湖泊数量的减少，直接表明渭河水系水资源总量的显著减少。

另一方面，渭河及其支津诸河流的常水量从远古至历史时期直到现代，一直在持续减少，航运条件越来越差。从浐河东岸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半坡所出土的相当数量捕鱼的工具和绘有鱼形花纹的彩陶可以推测当时浐河的流量是很大的。这和现在的浐河一年之中多数时候只是涓涓细流，甚至是河床干涸，无鱼可供捕捞形成鲜明的对比。渭水下游本是周人肇兴之地，据史料记载，周人居于豳时，已在渭水行船。至春秋时，公元前647年，著名的“泛舟之役”，也足以表明渭河当时的航道是相当长的。秦汉及唐代，为满足都城及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需从关东运粮。运输的水程是先运到黄河岸边，再由黄河而上，进入渭水，运到咸阳和长安。唐代长安城北的东渭桥是渭水运漕粮的终点，唐代李频《东渭桥晚眺》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可见那时东渭桥帆樯林立，俨然是一个大型的货运码头。然而隋唐时渭水水量已较秦汉时为小。因为当时在渭水以南开凿漕渠的一个原因是渭水流浅沙深，不利于航运。隋代为开漕渠而下的诏书就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路途，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