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著名人物的辩论

鲁迅与五四著名人物的辩论

30年代前后的文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异彩纷呈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的年代。一场关于社会、文化、变革等等的关乎民族命运的大辩论，夹杂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本国政府压迫民众及军阀之间的征讨战中，在国破山河碎的沉沦岁月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而无疑地，鲁迅是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顶峰人物。不管现在，抑或是将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的功绩。青史留存，自在人心。

鲁迅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离不开留洋博士胡适的开启之功。接受了美国民主思想的胡适，怀揣着改良中国社会之形态，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理想之路。

或者过于沉湎于理想吧，胡适显然看轻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浸染之顽固。自信满满的胡适，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中国。而鲁迅，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认识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知道胡适的理想按照他的做法是不现实而难以实现的。鲁迅在文字中，善意地嘲弄调侃，希望胡适能认清现实。从心理学方面的推测，胡适显然把鲁迅善意地嘲弄调侃当成了恶意的讽刺挖苦。误会由此而发生，嫌疑代替了友谊。

尽管两人有误会而互相讽刺过，但从胡适与鲁迅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相互推崇和佩服。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请求帮助，胡适当即应允。对于苏雪林女士对鲁迅的恶意攻击，胡适也持否定的态度。

历史也已经印证了鲁迅的看法，胡适的失败，不是他的失败，是社会的失败。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语丝》阵线的同人。两人龃龉和矛盾的开端，是林语堂写的《费厄泼赖》文章里的“诃鳄鱼”章节里的“偏见”之论。

林语堂论及偏见的态度，可见他想两面端平——不伤鲁迅，也不伤他的好友们。然而看似持平之论，这种持平的本身就否定了鲁迅所有文章的论点。鲁迅温温地回击着“梅花低头问老爷”的讽刺，那也只是为自己文字辩护的着想。

林语堂和鲁迅的论战文章，其路数与陈西滢是很相近的。但却比之博大、深远得多，这可看出林语堂国学的扎实。在大节的把握上，林语堂显然也比陈西滢高妙得多。

他文字的功夫，以引《野叟爆言》讽刺鲁迅的高妙可见一斑。在那几段文字下的加点，读起来不但连贯，刺起鲁迅来却也厉害。只是可惜，他遇到的是博览群书又心思灵巧智慧无边的鲁迅！鲁迅一个反手，林语堂就知道了厉害，所以他停战了。

鲁迅与高长虹

鲁迅与高长虹论战的原因，却有些复杂，其实也简单。无外乎名誉、利益，还有牵涉到许广平女士。

看了高长虹的文字，不觉得他的文字怎么样。比起陈西滢来，高长虹也还差那么些。而胡搅蛮缠，却胜过了。鲁迅，只是碍于他没有显著的社会的恶，所以与他论战的文字也还在文字上。而象高长虹利用鲁迅为他的出版物做广告，给鲁迅“戴帽子”，影射许广平不喜欢他是因为鲁迅的横刀夺爱，这些鲁迅都忍了。

看鲁迅的回复，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也能够感觉到鲁迅对笔墨的“控制”。

因为鲁迅希望，中国应该有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就是品质上差点，也无不对中国人的麻木的魂灵有刺激警醒的作用。

至于高长虹的刊物被停，是韦素园引用他的关系停高长虹的刊物，肯定没有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知道鲁迅是不会同意的。纵观高长虹对鲁迅的论战，是高长虹不理智的表现。

鲁迅与陈西滢

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战，几乎都是和陈西滢有关。陈西滢也留过洋，可惜的是，他没有胡适的为民族理想，也缺乏林语堂难得糊涂的“隐”的态度。

“女师大风潮”激起了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笔战。而陈西滢夹杂在友情和自己世俗的牵绊中，难以有正确的认知态度，偏又处于舆论的主导位置，与鲁迅的交战在所难免了。

其人为文，好据理为自己，所以观点前后矛盾，语气每有错乱。鲁迅所谓“年年，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交战”是也。编舛摘取，屡见其小聪明；赵子昂画马，反诬了自己。而鲁迅以应付林语堂之方法，也让陈西滢知道了自己的比不过。 其人还有好几点可恨。拖朋友下水，李四光受其所害，徐志摩被他所累，却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给鲁迅“戴帽子”，然后以这虚有的帽子攻击之，可恨二也。而拿鲁迅给他的书籍做广告，恨之无耻了！

鲁迅对徐志摩的不满，盖因徐志摩和陈西滢每每互相吹捧，皆强扯鲁迅兄弟做垫脚石。鲁迅由此气其人无耻，每每讽刺调侃徐志摩的诗文，却不责以其国事，盖徐先生不言国事耳。而李四光先生，鲁迅敬其科学家的身份，所以文笔严谨而公正，实感之中国之未来也。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

鲁迅与梁实秋、沈从文等的论战，大体上来说还是为学术与人生的问题。这些话题，今天不过时，将来不过时，而且永远都不过时。

梁实秋于保存古类，实有功于社会的追溯。鲁迅责其的，也只是他与他人论战而牵扯出来的问题。中国当时的改革问题，在飘摇的社会结构中，影响着每一个行业，每一种学科。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其细节谁也不能完善的。

而他们的论战，责其任何一方，都显偏颇，但不责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枪林弹雨中，当生存都是问题时，最好的选择还是抗争。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老友汪孟邹一同北上，正值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物色文科学长人选。12月26日早上9点，蔡元培第一次造访陈独秀，汪孟邹如此评蔡：“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惟一之人物也。”这是其当天的日记所载。也就是这一次蔡元培正式邀请没有学位头衔的陈独秀主持最高学府的文科。

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看陈独秀，有时早上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陈独秀他们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陈都属兔，可陈比蔡要整整小12岁，应该算是晚辈。汪孟邹就和陈独秀商量，晚上早点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蔡元培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汪孟邹回上海后，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并议论说：“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书店，实在要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