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

道是宇宙生成本源的观念在汉代非常盛行，魏晋玄学家注重探讨哲学义理，避开了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并未否定宇宙生成道本源论。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是接着前人学说的论断。刘勰由原道而展开的，是对文章写作、精神文化传承和变化规律的探讨，艺术和美学问题包含其中。
刘勰说一切文都是“道之文”，意味着一切文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语言、文章、文化是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志，是社会活动的必要媒介，文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这是无需论证的。刘勰之所以要借助道本源来强调文的重要性，乃是因为在先秦两汉学者眼里，文有高下优劣之分，有的文是不重要的，汉儒推崇具有思想性和社会功用的文章。与此相应的观念是，文的形式不重要，道——思想内容才重要。刘勰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地说明所有文都重要，而是需要特别说明，文章的形式美重要，那些越来越多地出现的、缺乏思想性和社会功用的文，包括休闲娱乐的文学艺术也重要。他通过文章变化的事实，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让文学艺术观念变化也成为自然之道和必然之理。道本源论是他的理论支撑，他由此来说明文章、艺术及各种美的事物是必然出现的：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这种超越，在于情感的丰富和个体意志的强烈，个性的张扬，独到的人生体悟和认识，还有辞采上的华丽、手法的多样、想象力的丰富等等。“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这一评价已经突破宗经的范畴了。考虑到屈赋是辞赋之宗，赋后来又演变为骈文及作为纯文学文体之一的散文，我们可以说，对屈原的肯定，也是对一切美文和纯文学作者的肯定。
《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早年家贫而好学，终生未娶，寄居江苏镇江钟山的南定林寺中十余年，跟随僧祐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历时五年完成，共五十篇，三万七千余字，骈体文形式，篇末有“赞”，总结全篇，或作补充说明。除了《文心雕龙》，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的文章，现仅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
刘勰是立足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发展的历史来阐述其诗歌美学标准的。《明诗》考察诗体源头和流变，既注重传承也注重新变，不断总结那些可以为后世效法的内容或形式特征。上古诗歌有的只是“辞达而已”，即词能达意，没有什么兴寄；有的则含有赞颂或针砭的意思，开创了美刺传统。美刺是汉儒解释《诗经》的基本出发点。刘勰当然也推崇那些具有颂美和讽谏性的诗作，不过他的诗歌美学标准要宽泛得多，是全面地把握《诗经》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典范性。他说《诗经》“四始彪炳，六义环深”，风、小雅、大雅、颂是内容方面的基本尺度，赋比兴是基本表现方式。运用赋法能够充分展现民风民志，也能够充分地颂美和讽谏。比兴则是婉曲的手法，是借助各种事物来表现、暗示或激发思想与情志，乃至隐喻一些道理。陈子昂后来提出“兴寄”说，强调了“寄”，刘勰的六义说则是包括兴寄内容和兴寄方法两方面，是内容要求与形式要求的统一。刘勰看到，《古诗十九首》不仅情志丰富，并且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情志。它们的语言和行文风格“直而不野”，质朴而不显得粗鄙，尤其能够“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就是将微妙的情志恰切地寄托于物象，婉转地表现出来。附物以切情相当于赋、比、兴手法，“情必极貌以写物”是赋法，以物比附人的情志是比兴。这是诗歌特有的艺术手法，也是标志文学特征的技巧。刘勰没有指出附物以切情是诗歌特殊内容决定的特殊形式，但是既然五言诗已经鲜明呈现出这一特征，那么他就当作是新变而特别指出。《诗经》是各种诗歌的集合，语言比较古老，不能鲜明呈现诗体本身共同的形式特征。刘勰由《古诗十九首》看到并充分肯定附物以切情，实际上是确定了这样一个诗歌美学标准。他由建安诗歌进一步表达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审美理念：“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物”不是仅指景物、物象，而是指与“我”相对的一切外界事物，包括社会事件。“造怀指事”便是主体胸怀、情志与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统一，物我相合，就是“附物”。“情”与“志”通用，彼此包含、互相指代，切情就是切合情志，其前提是诗歌要有情志，也就是兴寄。表意清楚就是切情，无需在辞藻上下过多功夫。如果说言之有物、物中有我是内容要求，附物切情便是形式要求。刘勰不满“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在诗中直接说理，不符合附物的要求，不仅不能切情，甚至根本就缺乏情志。他这个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宋诗说理遭诟病，严羽认为当如汉魏晋唐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是附物切情的禅理化表述。按照附物切情的要求，诗歌必然自觉地走向意象、意境塑造。意象是物与主体情志交融难分，意更为丰富，象也更为朦胧，意境则是相对较为明晰的意与境合，意由境生。二者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特定的表现方式，适用于表现那种难以言传的情志或体悟。
刘勰宗经是分类别的，不同文体宗法不同经典：“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五经中唯有《诗经》是以情志为主的。刘勰以《诗经》为辞赋之宗，认为楚辞体接近上古经典，还带有战国时期的风格，较之《诗经》不是那么雅正，较之后世辞赋则要雅正得多。他指出屈骚有继承《诗经》传统的四方面：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也有异乎经典的四方面：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典诰之体”见于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也就是经典文体的意思，是至道与规范形式的结合。“规讽之旨”和“比兴之义”常见于诗经序论。“忠怨之辞”是刘勰针对屈骚提出的，虽为怨，而出于忠。这是刘勰基于宗经原则推崇屈骚的基本点。“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说在文章中讲些离奇怪诞的事情，以狭隘心胸抒泄狂躁情绪，描写那些纵情欢乐的场景，刘勰认为这违背了思想纯正、理性处事、自我约束、文字干净的基本要求，背离了《诗经》雅正的道路。刘勰没有因此否定屈骚，不认为此类内容在屈骚中所占比重足以影响到屈骚的总体内容和形式，而是认为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都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思想内容上融入了经义，表现形式上则有伟大的独创。“取熔经意”是一个模糊的判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熔经意？这个程度被模糊了，那么，屈原的多数作品就避免了合乎经典与否的追问。然后，刘勰就可以将重点转移到“自铸伟辞”方面。“自铸伟辞”并非只是形式上的独创，也包括内容上的超越。刘勰充分肯定了屈骚的超前启后：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文”有纹饰、文采的含义，“文”是自然创生的，“采”和“美”也是必然出现的。自然界有各种色彩和声音，人作为“有心之器”，能够体“道”，怎么可能不创造“文”呢？这是“自然之道”，也就是说，人类认识和精神需求必然发展，审美事物必然出现。文章的发源，文采的丰富，审美意识的起源和发展，都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不是什么可以具体言说的道理，其实就是历史的进程。刘勰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继续说明这一进程，说明文章和文化究竟怎样在变化，文章的形式美为什么不断发展，美文或“无用”的文学艺术为什么出现，应该怎样看待和把握这种演进。他以自然之道为依据，尽力作出“唯务折中”的回答。
《原道》篇说“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引出《征圣》和《宗经》对文章发展原则的探讨。刘勰认为，上古圣人体道而创制文章，孔子是最后一个公认的圣人，既创制又整理经典。最高、最精深的“道”汇集于五经。圣人是“理想作者”，是一切作者的典范，经则是一切文章的典范，也是最高的尺度。因此，在《征圣》篇和《宗经》篇中，刘勰明确了保障文章能够传承优秀文化的基本原则——宗经。五经都是文字著述，宗经原则似乎仅就文章写作而言。康德说：“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天才艺术家对于艺术创造的作用有如圣人对于文章写作的作用。文章写作也好，艺术创造也好，都有难以言传的法门，需要实践和训练，也需要揣摩经典作品。圣人和经典是理想作者、理想艺术品的代名词，征圣、宗经作为美学原则，就是要求取法乎上，入门须正，从学习和揣摩名家经典作品入手。绘画、音乐、书法等可能更具有天才创造的成分，更推崇个性和创新，对于语言艺术，和具有文学性的戏曲、音乐艺术来说，从经典阅读入手就更重要了。
《文心雕龙》兼采儒、易、道、玄、佛等多家学说，将历代哲学思想与文论思想熔于一炉，整合了中国美学的基本观念，如美在自然、美即自然的艺术本源观，情感内容与形式美相结合的艺术本质观，明道经世、建德树言与寄心相统一的艺术价值观；明确了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如宗经与通变相结合的原则，如附物切情的诗歌美学标准和中和之响的音乐美学标准，如雅丽结合的美文观念；还深入探讨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范畴和命题，如神思、物色、知音、风骨等。《文心雕龙》还建构起严整的理论体系，既集前代美学思想之大成，也是后世美学展开的基础。正如黄侃所说：“其所树精义，后人或标为门法，或矜为己宗，实则被其牢，无能逾越。”本章以《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美学范畴和命题为中心，探究其美学观念，就是要从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目的出发，力求把握这些精义和门法。
第二节 附物切情的诗歌美学标准
《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是具体讨论各种文体的。诗、赋是两种典型的文学文体，《明诗》《乐府》《诠赋》三篇最能够体现刘勰的纯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诗的艺术特征在刘勰之前已经得以多方面揭示，刘勰最为关注的是情志和感物，因此本节主要讨论附物、切情的诗歌美学标准。《乐府》前承乐论，后接词曲艺术论，在今天对应的是歌曲艺术，因此在下节专论。赋是最早出现的审美休闲文体，是典型的游戏文字，对应于今天的散文。刘勰揭示其体物特征，探讨其铺陈手法，对于叙事文学发展有推动作用，本章第四节予以专论。
刘勰说《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这不仅见出他对《古诗十九首》的高度推崇，也见出附物和切情是他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附物切情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感物说的整合和提升。情志要以物象表现，物象要切合情志，于是刘勰将物与情统一起来，提出了附物切情这一诗歌美学标准。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辞藻华丽无益而有害于附物，也难以切情，因而刘勰不以“丽”和“绮靡”为诗歌评判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