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棒棒”的城市梦想

三个“棒棒”的城市梦想

南方周末2004-04-22 11:38:29

□本报记者张立

传说重庆有三绝，火锅，美

棒棒”一词在外地人眼里，却透着

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

———肩上扛着一米长的

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

——大到买家具、电

“棒棒”，即有人应声

重庆究竟有多少棒棒？有说30

40万。在全国数千万进

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性，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从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

他们神态憨厚而卑微，在市民生活中时时出现，真正的市民生活却与他们相距甚远。农闲时，棒棒们从乡下呼啸而来，农忙时，他们悄然回到村庄。城市的繁华与他们无关，让棒棒们牵挂的，仍然是乡下的田地和妻儿。

他们怎样在城市生活？他们带给城市什么？城市又给了他们什么？

汪小民：梦想支撑的一天

清晨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暖烘烘的怪味，这气味来自几十个人的体温，混杂着隔夜饭菜的香味、臭脚丫和脏衣服的馊味。

4时50分，汪小民轻手轻脚起床。

他住的这间屋子，用木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大通铺，一共4间，每间

20平方米，睡十多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席子大小的空间，不过收费也低廉，自带铺盖一天一元，不带则一天两元。下层是6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月租金为80元，大小不过15平方米，一般一间房住4家人，每家一张木板床，用布帘分隔，无所谓隐私，房租和水电费平摊，平均每月一家人要摊12元。

汪小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这里是重庆市朝天门二码头，房子是港务局的老楼房，始建于1960年代，现在被开辟成了棒棒旅社。朝天门码头周围，是棒棒们的聚居地之一。

汪小民是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寨上村人，今年45岁，他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读高三，为了挣儿女的学费，他来到重庆做了“棒棒”。

这么一大早爬起来，是因为昨天他接下的一个活，朝天门广场旁的一家桑拿店，要安装一个窗式空调，老板昨天招呼他，“早上不做生意，你5点钟来吧。”

天刚蒙蒙亮，早航的第一班船已经到岸，拉响了汽笛。从江边的住地走到大路上，要上100多级台阶，斜对面是一家“棒棒饭店”，这里没有招牌，两个塑料瓶架一块木板就是饭桌。这里一碗稀饭0.5元；一碟小蚕豆和大头菜，0.5元；茶叶蛋，0.5元；二两高粱酒，也是0.5元。

吃完一碗稀饭，外加一碟蚕豆咸菜，汪小民拿起棒棒往桑拿店赶。1里多路，他几分钟就赶到了。门口等着的一名女子满脸不高兴，“都5点半了，我还要睡觉呢，赶快去干活。”

两个多小时后，墙上的洞终于打完了，汪小民蓝色的中山装上已满是灰尘，老板揉着眼睛过来验收，丢给他3块钱，“拿去吃早饭吧。”汪小民赶紧跟上去，“再加两块钱吧，忙了两个小时呢。”胖胖的老板瞅了他一眼，“3块钱还嫌少？”打着呵欠径自走了。

出得店来，阳光灿烂，汪小民眯着眼，将3块钱纸币整齐地叠好，放进中山装的内口袋里，然后转头朝桑拿店啐了一口。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汪小民夹着棒棒，在朝天门广场四处 达，棒棒们把这称为“耍一耍”，实际上，这也是揽活的一种方式。不过效果看来不好，到处都是“耍一耍”的棒棒，而且大都是熟人（棒棒们基本上按家乡和血缘关系聚在一个地区），汪小民几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活。

斜坡旁，五六个棒棒蹲在台阶上开始“斗地主”。正在闲聊着，汪小民突然一蹦而起，箭一般蹿出去，旁边的几个棒棒一愣，其中一个一拍大腿，“又被这小子抢走了！”原来，对街公汽站有个人在招手，喊“棒棒”，看来汪小民在聊天时，照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叫“棒棒”的是一个年轻人，两大箱的货物，约有两百斤重，汪小民解下棒棒上的尼龙绳，开始打捆时，货主发话了，“送到港渝广场，3块钱。”

汪小民的动作明显缓下来，“老板，到那里3站路远呢，起码给5块钱吧。”“你不干有人干。”年轻人看见其他几个棒棒围过来，笑了，“你把绳子解开吧，我找其他人。”

汪小民一看情况不妙，也不吱声，挑起担子就迈步了。他后来告诉记者，原来准备路上边走边谈，没想到年轻人一点都不让价，结果抵达店铺时，反而是老板见他累得满头大汗，多给了他两块钱。

这是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也总是让棒棒们十分开心。下午1时，汪小民叫上付庭强一起去吃“棒棒饭”。“今天轮到吃肉，”汪小民说，“我们一般两天吃一次肉，不吃肉，没力气干重活。”

吃肉的饭馆，比早餐的馆子高档一点，牌子上写着：青菜炒肥肉，3元，青菜炒瘦肉，5元，米饭，0.5元一大碗。汪小民说，“以前是5毛钱饭随便吃，今年米价涨到1块3，就只能添一小碗了，再添要交钱。”

付庭强看来对这个新规定十分不满，他嘀咕着，“米涨价，棒棒的工资又不涨。”

付庭强是汪小民的好朋友，他的大儿子是大学毕业生，这一点是他最骄傲的事。如果能培养出一个上大学的儿女，在棒棒们的圈子里，似乎地位都高了一些。付庭强的儿子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这一点让汪小民十分羡慕。

汪小民的女儿今年19岁，读高三，成绩在班上排第二名，可是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要2000多元，儿子上初一，开支是1000多元。汪小民觉得负担挺重，“不到城里当棒棒，这笔钱从哪里来？”

做棒棒这几年，他每年到重庆打工约9个月，每月除去开支，可攒下400多元钱，算下来3600多元的年收入，刚好够两个孩子上学。

“靠我这根棒棒，要培养两个大学生呢。”儿女都考上大学，然后进城工作，是汪小民最大的梦想，也是整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现在担心的是，“大学的学费太高了，女儿下半年要是考取了，到哪去找钱呢？”

付庭强是“过来人”，为了儿子上大学，他家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务，在汪小民眼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感到害怕。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汪小民原本想在家种西瓜，他觉得在城里“生活过得差，吃不饱饭”。这和他过于节省有关，他早晚两顿吃稀饭，在重体力活的消耗下，撑不了多久就饿了。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汪小民都在研读捡到的一份《重庆晚报》，他指着一条消息跟记者讨论“退耕还林”政策。汪小民喜欢读报，而且喜欢把有价值的信息带回村里去，他原来是村里的小组长。

傍晚之前汪小民又接了两笔活，加起来他这一天的收入一共17元，早餐花去1元，午餐3.5元，晚餐仍然吃稀饭花去1元，住宿1元，他当天的开支是..5元，节余11.5元。

晚上8时，汪小民回到了住地。屋檐下面，十多个煤气灶一个挨一个，妇女们正在煮饭炒菜，她们白天擦皮鞋，傍晚得赶回来侍候丈夫“下班”。住地旁边几十米就是长江，再远处黄花园大桥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

每当看到这一幕，汪小民就想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他是这里回家最多的人之一，每个月回去一次，来回探亲的花费就要60元。汪小民觉得“城里赚钱的机会多。”但每当受了气时，他就特别想家。

汪小民刚开始进城时，在街上逛总是觉得新鲜，他特别喜欢闻麦当劳餐厅的香味，虽然只是闻闻而已。后来一次被打的经历让他心情变坏了：在挑着将近200斤的货物上码头时，汪小民摔了一跤，滚下了几十级台阶，货物摔坏不少，而他身上只有10块钱赔偿，老板劈头盖脸就给了他几拳。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不叫我们棒棒，叫傻农民。”汪小民坐在长条凳上，打一盆热水洗脸洗脚，一边对记者说，“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我们都干，还抢着干，你说傻不傻？”

这话引起了棒棒们的一阵议论，旁边的李华抗议了，“叫傻农民的人，自己才傻呢！”

汪小民说，“不服不行，不读书，确实是见识少些嘛，孔夫子说过，生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