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Q正传》有感

读《阿Q正传》有感

摘要：《阿q正传》对中国人卑劣国民性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的揭示，反映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以求“立人”的思想。

关键词：《阿q正传》；改造国民性；层次；角度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7-0000-01

《阿q正传》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自从其诞生以来，“阿q”就成为某一类人的代名词，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不仅全面深刻的表现了鲁迅一贯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而且对此进行了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观照，明显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因而具有重要的文本意义和思想资源意义。

经典作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具有无限开放的阅读期待。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些个性化的解读不但给读者自己以审美愉悦，最终也构成一部文学作品丰富的接受史。由于特定时代都有特殊的审美期待，因而对《阿q正传》的解读也就出现了鲜明个性化特征的阐释。按有的学者分析研究，《阿q正传》大体可以从三个层次把握，即“国民性批判”、“阶级分析”与“人类学内涵”。但我们注意到，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之前，对阿q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批评大都流于公式化，为了政治上的

需要而做出许多歪曲的揭示，最终导致《阿q正传》变为政治阐释的话筒（虽然实际上这种分析方式仍有很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阿q正传》进行人类学内涵分析的研究认为，阿q面临着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他的“精神胜利法”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甚至无可厚非，但他又的确在这种自我逃避中进一步走向人生的深渊，因而《阿q正传》表达的是一般人的困境与人的悲剧命运的主题。这种研究表明人们对作品的阐释态度更加开放和宽容，但是这种阐释夸大了阿q身上普通人性的弱点，同时又忽略了《阿q正传》中“中国人”这一国民性特征，这使得《阿q正传》的主题研究有同整部小说割裂的嫌疑（虽然这种解释能让人开阔视野，并与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处境有极大的契合之处）。

笔者并不排斥这些多元化并有见解的阅读，但认为阅读作品的第一步应该是还原而不是发挥，是接近作者而不是宣扬读者，虽然二者有不可分割的一面，但前者是向深层次阅读的基础，没有第一层次的阅读，其他的阐释和发挥难免走向空浮，最终作者和文本都变得无意义，只剩下读者的自我扩张，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阅读方式。事实上《阿q正传》主题最基本的方面就是改造国民性。它既是小说自身包含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得到了作家本人的承认，鲁迅曾指出要通过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目的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所以，对《阿q正传》的改造国民性加以特别关注是解读这部小说的第一层次。

然而，在探讨这一基本主题时，却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首先，“国民性”自身是一个中性概念，有优秀的国民性，可成为民族精神，如中国人的吃苦精神、反抗精神、创造精神；日本大和民族的自强不息，团队合作精神；德国人的理性与严谨；俄罗斯人的坚忍不拔等等。同时也有卑劣、丑恶的国民性，如马马虎虎、残忍、自私、冷漠、幸灾乐祸等等。当然还有处在二者之间人的普遍弱点。显然人们对这三个层次的国民性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优秀的国民性要发扬，丑恶卑劣的国民性要改造，普通人性的弱点在宽容的同时需要克服。因而，分析《阿q正传》对改造国民性的表现，必须首先区分国民性的层次问题，从而分清作者所强调要改造的重点对象以及由此而来具体的改造途径，否则改造国民性就会变得抽象而模糊。其次《阿q正传》在揭示国民性时采用了何种方法和表现角度？传统研究只将重点放在阿q这个中心人物身上，那么小说中其他人物是否也参与了表现国民性的表演？如果存在，阿q和他们又构成了什么关系？这不仅是一个艺术表现的问题，也是涉及到鲁迅对国民性承载主体的考察问题。

郁达夫曾经指出，“五四”时期是“人”被发现的时代。我认为人的发现应包含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美好人性的展示，一是非人性的暴露。关于前一个问题在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诗歌，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展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所做的主要是后一个问题，他强烈而坚定的坚持启蒙立场，

认为文学要“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对“人”的观照与重视比他人显得更加激切。这是因为鲁迅身受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他对于以孔孟之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面有敏锐的批判能力，对于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强大的力量在仰慕的同时也采取了冷静的怀疑，而民间文化中的明朗与肮脏的混合也让它内心深处不相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黄金世界”。再加上鲁迅青年时代家道的中落，求学的艰辛与情感波折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立人”的重要。在鲁迅看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这种环境使人变得毫无自我意识，从而失去思考和反抗能力，最终它又反过来导致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也日益失去动力，人也变得闭塞、残忍。鲁迅曾深刻地指出，直到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只出现了两个时代：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要使中国摆脱贫弱的困境，必须创造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第三时代”，这个时代的国民绝不是古中国奴性十足不知自振的民众，而是全新的充满创造力的新的国民。但在这之前必须深刻揭示国民性弱点并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的改造。鲁迅正是以“中间物”的姿态，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为着“真的人”的出现做一根桥梁。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7～50

［2］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杂文全集［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806～807

［3］鲁迅.自选集序.杂文［m］.4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