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奢侈品发展的四大阻碍

中国奢侈品发展的四大阻碍
2011-6-16 14:01:12
关键字：奢侈品 商品 分析
6月9日，中国贸促会和世界奢侈品协会联合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奢侈品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引入全球各国顶级的奢侈品资源，挖掘中国本土奢侈品元素，诸如茶叶、玉器、丝绸等，推广本土奢侈品企业国际化。之前，国内一直没有专门的奢侈品贸易平台。世界奢侈品协会同时发布了2011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汽车)，占全球份额的1/4。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中国本土奢侈品文化和品牌发育不良，国外奢侈品就趁虚而入，中国失去的，不仅是品牌建立的良机，而且是贫富融合、财富稳定、社会和谐的良机。当下中国正处在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惊涛骇浪中，和平度过这个贫富急剧分化的难关，中国的将来必会一马平川前途无量。传统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革命思维和行动必须完全抛弃才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而税收与慈善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平衡财富功能必须以公共财政等更加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为前提，否则会反过来加剧两极分化。在这样的关口，奢侈品确实是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最佳媒介之一!它属于一次分配范畴，符合市场规则和人性，所以往往最公平也最有效率。
从社会心理上看，奢侈消费是区别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一类消费;从经济学上看，奢侈消费则是价格与成本严重脱离的一类消费，脱离程度越高，奢侈程度也越高。而从广义上，只要超出社会平均生活需求的一切消费都可以称得上奢侈消费，比如一根烟、一杯酒、一壶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奢侈品的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敏感，不妨多想想如何让奢侈品更好地造福社会促进贫富流动，如何更多更好地培育中国本土的奢侈品牌去摘取世界产业链中的“顶端价值”，而不是始终匍匐在价值链最低端。
从上述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基本上告别计划经济时代，但我们仍然在为计划经济的负面遗产买单。
奢侈品是经世济用“第四极”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迅速从求温饱时代进入求住行和追逐奢侈品时代，食等日常生活用品进入全面过剩。
衣食足而追品位、求不同。人类对奢侈品的追逐，就像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一样符合人的天性。我们没有必要谈奢色变。事实上，奢侈品往往代表着技术的高水平、生活的高品位、品牌的高境界，其高附加值的特征，其实是最有利于财富在不同阶层中流动，从而提速中下层民众的上升进程。它精美绝伦、经久耐用的品质，是对高能耗易碎品的反叛;它在不断地传承与累积历史、文化和家族传承的丰富人类信息，可以传家传世而经久不绝。它像一个深不可测的资金蓄水池，以海纳百川之气度吸纳社会上大量的资金流动性，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生活的必需品中吸引到更为精细、更耗费人类精神，却又最节约自然资源的非必需品领域中来，为降低物价、直接间接造福百姓大众充当介质。
国人对奢侈品的态度往往非常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持有双重人格，跟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很多人对奢侈品既羡慕又恨，一方面在努力追逐它，另一方面又不无仇视和嫉恨心理。就像人们对贪污腐败的态度类似，都恨着腐败，又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奢侈品牌只能像羞答答的玫瑰一样，静悄悄地开。
去年3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5至7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但是，日本地震和核泄漏危机，使中国的这一进程大大提速。
中国的茶叶、瓷器、红木家具、玉器等等都富含奢侈品基因，曾几何时，“中国制造”一度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并且长期统治欧洲社会的主流生活。然而今非昔比，令人沮丧的是，当国外的奢侈品(甚至不少是在中国的代工产品)铺天盖地涌向中国市场的时候，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GDP总量居全球第二、第三的偌大中国，居然找不出几个像模像样的奢侈品牌。贵州茅台酒可以称得上最具奢侈品基因的本土品牌，然而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却坚称，普通酒近千元，年份酒过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茅台酒，“同国外的洋酒相比，绝对不是奢侈品，茅台要进入寻常百姓家。”我想，企业绝不是不想让自己的产品进入奢侈品行列，而是迫于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想进而“不敢”进，即使明明已经是奢侈品，却还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不敢为其“正名”。
一是使大量财富外流并且导致国内流动性泛滥。是真正的财富外流而非简单的货币外流。比如中国不鼓励在大城市周边或回乡下建豪华住宅，结果很多富人纷纷到海外置业，抬高国外房价还被人道路以目，因为很多发达国家收物业税，房价高甚至导致一些原住民交不起税。同时本应在中华大地生根传承的精美建筑和园林，纷纷到国外“安家”。此外是没有足够的本土奢侈品承担财富积累和传承的“资金蓄水池”，大量流动性民生领域急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投机钻营，抬高物价，左冲右突泛滥成灾。
在中国，奢侈品的话题，几乎从来都是“敏感”话题，每一次都会挑动贫富对立的神经。很多人以“直线思维”认定，在多数人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中国，应该对奢侈品征收高额消费税。持这种思维和论断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样做其实对中国、对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并不利。当下，虽然我们没有对奢侈品直接征收所谓消费税，但由于我国奢侈品关税税率全球最高，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移，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也就是说，高税收没有阻止相对富裕的人消费奢侈品，却把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国外，房租、税收、就业等等有利于财富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都“送”给了外国。
中国奢侈品发展的四大阻碍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的奢侈品发育?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消灭资本家和富人的“非私有财产时代”，使中国奢侈品全面“断代”，技艺、品牌和能工巧匠逐渐随时间流失。直到最近几年，才慢慢“重拾传统”。比如比较有实力的珠宝翡翠商行，大约在2003年以后才开始大量进驻北京。有媒体惊呼和田玉、翡翠、古董、艺术品等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价格上涨万倍，实际上是价值回归而不是飙升，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东西几乎全部“沦落成泥碾作尘”，进入了无法市场定价的尴尬。
第四，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太贫乏了，几乎可以说人人都一无所有。而市场经济的变化又太快，在全球一体化(外向型经济)和按揭信用金融制度等的助推下，中国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和传统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财富积累和贫富分化，这样的大起大落(其中有很多人是“相对被落下”)，急剧的变化与落差，加上其中夹杂着大量转型期制度不规范及权钱勾结等因素，也容易引发人们的不平衡心理。虽然人人都在追逐奢侈品，按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国至少有2亿人在享受各类进口奢侈品，但人们对于大量自己享受不起的更高水平的奢侈品的态度，在羡慕的同时，不少人还是带着妒嫉甚至恨的态度。奢侈品消费不是成为过街老鼠，多少也可算是道路以目。
奢侈品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
本土奢侈品牌的严重短板，既导致中国财富的大量外流，也导致中国产业始终处在世界价值链低端，被迫长期保持对外向型经济的畸形依赖。
羞羞答答而非堂堂正正地发展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已经使我们失去太多太多，最典型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使中国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数据，中国目前奢侈品销售价格构成为：原材料5%+加工成本6%+奢侈品品牌附加值(一般是保留利润值)55%+广告与公关活动成本5%+旗舰店年度成本3%+人力成本6%+政府关税、消费税、部分增值税等综合进口税率20%。奢侈品品牌价值极高而耗用资源极低这一特性，决定了奢侈品是在消费更多富人的金钱，而不是富人在消耗更多的资源。有时甚至会倒过来：穷人消耗的大量廉价资源，反而更加浪费。比如富人一件名牌衣服，可以十年二十年不换;但穷人一件劣质衣服，一个夏天就面目全非。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里提到：永远买高质量的东西，它们经久耐用，更能保持价值。奢侈品往往代表着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中国缺乏自己的奢侈品牌，导致的是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回报、低工资效应，恶性循环。
其次，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妨碍了奢侈品的发育发展。但实际上，生活中有大量的奢侈品，尤其是珠宝玉器、艺术品、文物古董等奢侈品是随着时间和文化的积淀不断增值的，没有这些就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是官商文化和公款消费助长了仇视奢侈品的社会心理。奢侈品牌的建立建设，往往离不开美丽动人的故事。但是，如果奢侈品消费充满了公款消费和官商文化消费，谁还敢讲这样的故事?谁会对这样的故事充满艳羡?恐怕剩下的只有羡慕妒嫉恨。
西哲们对奢侈品多有溢美之辞，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维尔纳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甚至表达了“奢侈带来资本主义”这一“极端”观点。当有学者指出，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主张“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的亚当·斯密同样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我个人把奢侈品看成是促进贫富融合、促进贫富流动的“第四条道路”，或者说经世济用“第四极”、而且是最符合人性的、和平的道路。前三条道路分别是：改朝换代、税收和慈善。
以纺织服装为例，仅仅一个绍兴，一年织的布可供全世界一人一套服装;一个宁波，一年生产的衬衫可全中国人民一人一件。可是，我们的奢侈名牌又在哪里呢?薄熙来在商务部长任上时说，“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当年王羲之诗意盎然的一池墨水，在纺织产业主导下早已弥漫成全绍兴的环城墨水了，地方不得不花巨资治理污水，虽成效显著，然代价昂贵。这就是纺织服装行业没有成为创意产业的代价。产业附加值低又使企业利润微薄、工人工资低，影响经济转型，被迫长期陷于外向型经济依赖陷阱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