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如毅-略论《史记》的写人艺术

略论《史记》的写人艺术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写人文学的光辉典范。文章认为《史记》的写人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了纪传体，为写人开创了有效的艺术形式，二是采用互现法与聚焦法，为写人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性格凸显的矛盾，三是娴熟运用各种技法，为写人提供了艺术的方法手段。

关键词：《史记》；写人艺术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伟大丰碑，其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写人。一部《史记》，上起帝王将相，下到卜日倡优，所写人物约四千多个，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就有上百人之多，其所写人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这样说，中国写人文学的第一次高峰就是伴随着《史记》的诞生而出现的，因此，分析、研究《史记》的写人艺术，意义非同小可。

一、采用了纪传体，为写人开创了有效的艺术形式

所谓纪传体，是指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的史书体裁。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和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纪传体的创立者是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一种新的叙史体例，《史记》的纪传体在写人上有突出而鲜明的优点，从而为大量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提供了体式上、文体上的保障。

首先，《史记》的纪传体有利于人物形象的鲜明而完整。先秦史著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如《左传》中也有人物形象，但由于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分散于各年的行事所显示出的人物性格特征，必须要经过读者的重新组合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且每个人物的描写是以是否参加事件来决定的，往往只选取其参加事件的有关言语行动，这在人物的一生中只是表现其性格发展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史记》对人物的描写，是建立在对人物整个一生行为的概括上，是建立在对人物一生性格特征发展的提炼上，以集中而清晰的传记形式表现出来，人物形象因而是鲜明而完整的。刘勰说：“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1]( P157)

其次，《史记》的纪传体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先秦史著的描写对象主要是人的活动，以人事见史，以人事明理，所以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的言语与行为，成了先秦史著主要的描写内容。但由于它注重于事，人物虽有一定形象性，但终不能达到“典型”的程度。《史记》传记的描写对象主要是活动的人，以人见史来达到对历史的再以识。如茅坤说：“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太史公次四人线索（四人指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才知赵之兴亡矣。”

[2](P280)《史记》要写人，就要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的特征和人际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那些足以体现这些特征与关系的现象，它不是简单甚至被动地再现历史生活，而是精选、组合最富有特征的历史生活观象，即进行艺术典型化工作；《史记》还吸收了先秦史传文学记言记事的艺术长处，并创造了多方面刻画人物的艺术方法，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表现人物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史记》概括社会生活本质特征的深刻性是空前的，在完整地表现人物复杂的矛盾、冲突方面也是空前的。王伯祥曾说：“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3](P9)

二、互现与聚焦，为写人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性格凸显的矛盾

纪传体例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关人物生平行事方面材料的取用与安排问题。由于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多彩，一个人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甚至有时是割裂的，这就给史学家出了很大的难题：只写某个方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都写，又有损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完整性，于是司马迁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办法：当历史真实与人物性格凸显出现矛盾的时候就采用“互见法”，当二者协调统—的时候则采用“聚焦法”。

所谓“互见法”，一种较普遍的解释是，“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4](P14)如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细致详尽地写魏公子如何与监门侯赢、屠者朱亥交往，如何与隐身于博徒卖浆者流中间的毛公、薛公交往，如何“能以富贵下贫贱”，以“贤能屈于不肖”，把魏公子的好士品格写得溢彩流光，映古照今，而把拒绝庇护秦相范雎的仇人魏其，致使其自刭而死的懦弱行为写到了《范雎蔡泽列传》中，从而突出了魏公子的主导性格，保证了人物鲜明统一的美学风貌。再如《高祖本纪》。此传主要描写一代英主刘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等正面的性格特征，而他的贪财好色、猜忌功臣、傲慢悔臣、寡情薄义等性格弱点，则分别放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传中加以侧面表现。通过“互见法”，司马迁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所谓“聚焦法”，是指以人物性格为中心，选取材料不避小大、巨细兼收的选材方法。材料的大与巨是指人物生平的主要经历、重要建树等，材料的小与细是指人物生平的早期经历或者相对次要的活动与行为。主要经历固然会有力地展现人物的个性，但生平的早期经历、次要行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也绝非闲笔，它们总是以正面突出或侧面烘托、暗示的方式，成为人物性格的某种阐释。例如在《陈丞相世家》中，有关陈平的主要经历，司马迁所组织的材料都与陈平的奇计异谋有关。譬如别魏去楚投到刘邦麾下之后，帮助汉高祖脱荥阳之围；设下计谋，智擒韩信；伪事吕后，韬光养晦，吕后一死，则与周勃“合谋”，灭吕安刘。主要经历之外，对于陈平的早年行止，司马迁亦有所取，如贫中娶妻、社祭分肉等。这两件事体现出早年的陈平即已有奇行远志，预示了以后陈平能够屡以奇计异谋建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再比如李斯。李斯个性的最大特点是贪求富贵、迷恋富贵，其主要经历中的事迹材料都与此有关。为了把李斯的精神个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司马迁还取用了李斯早年为郡中小吏时观鼠兴叹的一段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段经历是李斯精神个性形成的一个契机，它注定了李斯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追名逐利，居高位而不舍，因此是“闲笔不闲”。

三、娴熟运用技法，为写人提供了艺术的方法手段

为了达到以人写史、以人抒情的目的，司马迁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有效的艺术技巧与方法，把人物形象刻画得饱满丰厚，气韵生动，形神兼备。下面列举四种主要的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