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案资料、观点整理

乌木埋藏

财产权

财产权的法律意义应当在于保护公民财产不受侵犯，即使是政府也无权对公民的合法财产进行干涉。

在第一段话中很好地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而在第二段话中，中国政府的行为则有许多不当之处。

即便乌木应当属国家所有，但地方政府的强制挖掘行为

损害了吴高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吴高亮无权拒绝挖掘行为，地方政府也应对吴高亮的损失予以补偿。

彭州天价乌木案，看似是一个小官司，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物

权法的深层矛盾。在我国，“无主物归国家所有”这是惯例，而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民法都规定了“先占为主”的制度，由于和这种国际惯例相冲

突，所以我国的物权法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此，在

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下，只要是“无主物”，往往容易陷入是国有还是民

有的纠纷。事实上，目前大量的民间挖掘、类似买卖乌木的行为已成经

济活动的常态，如果都按照惯例将“无主物”统归国有，政府往往会陷入

“抓小放大”、“与民争利”的质疑当中。

四、对于完善我国发现埋藏物规定的建议

结合乌木案，我国采取的国家取得所有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缺陷：(1)立法者把埋藏物和遗失物的界限模糊化，使立法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这也是无法妥当处理乌木案争议的原因之

一；(2)吴高亮和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主要源于对国家立法主义

的不认同，也即凡是法律规定不归个人所有的物品均属国家所有

的立法规则容易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状况。过度扩大国家的利益

范围，导致了《物权法》立法的价值缺失，也容易让群众产生对政

府的不信任感：(3)《物权法》将无主物和所有人不明财产规定为

“归国家所有”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上也是不现实的。此外，由于

我国《物权法》没有确立先占制度，造成了此类纠纷处理时的种种

困境。先占制度作为原始取得财产的方式，是动产所有权取得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立法者综合国情考虑，优先对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进行保护，但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未来立法必须对

先占制度有所体现。

，

我国当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产权清晰的所有权环境。在这

个环境当中，人们能够确切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那种渴盼已

久的安全感。因此，为了使各个权利人的利益相对均等，根据公

平原则，在发现埋藏物的问题上我国立法可以参考西方的所有人

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

三、埋藏物所有权归属立法比较

埋藏物的发现是一种基于事实行为而

取得动产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关于埋藏物所

有权之取得，主要有三种立法例:

1. 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

这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于埋

藏物的所有权归属，《法国民法典》第716

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

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

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

人。《德国民法典》第984 条规定: 所有权的

一半由发现人取得，另一半由该埋藏物被包

藏于其中的物的所有人取得。”《日本民法

典》第241 条规定: “埋藏物，按《遗失物法》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以内未能判定其所有

人时，发现人取得其所有权。但在他人之物

中发现埋藏物时，发现人与其物的所有人以

相同的比例取得其所有权。”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808 条规定: “埋藏物系于他人所有之动产或不动产中发现者，该动产或不动产所

有人与发现人，各取得埋藏物所有权之一

半。”

2. 发现人取得报酬主义。

《瑞士民法典》第723 条规定：“埋藏

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的所有人所有。

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

即埋藏物的所有权由包藏物的所有人取得，

发现人仅可对之请求埋藏物价值二分之一

以下的报酬。

3. 国家取得所有权主义。

1964 年苏俄民法典第148 条规定，埋藏

于地下或以其他方法隐藏起来的货币或者

贵重物品，其所有人不能确定或者依法丧失

所有权时，发现埋藏物之人应当将其交给财

政机关，归国家所有。上缴之人有权获得所

交财物价值的25% 的奖金，但是发掘和找寻

这类埋藏物属于发现人的职责范围内的情

形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79 条第 1 款

规定: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

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

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即埋藏物的

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发现人一般情况下可获

得奖励。

比较以上三种立法例，均有其合理性。

本文认为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结

合我国的国情，应当视不同情况而定，而非一律国家主义。如，对于价值不大的埋藏物采取报酬主义，即埋藏物的所有权由包藏物的所有人取得，发现人仅可对其请求埋藏物价值二分之一以下的报酬。对于，价值较大的埋藏物，如极具考古价值的重要埋藏物，应当归国家所有，但是发现人有权取得因无因管理而付出的必要费用和适当的奖励，至于奖励的计算方式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四、案例结论分析及延伸思考

关于埋藏物制度，我国规定的并不详

细，其概念、构成要件、权属确认等都存在不明确和不合理之处，所以彭州乌木案中的“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确实难以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处理结果。本文认为，原告吴高亮所发现的乌木并不能判定为埋藏物，因为虽然乌木作为动产，且埋藏于土地之中，但其并不符合“所有人不明”的要件。如前述，“所有人不明”指可以判定埋藏物曾有所有人，但发现时所有人难以确定或无法确定，而乌木更接近于无所有人的状态。所以据此，本文更倾向于将乌木定性为无主物。至于无主物应当如何界定其所有权归属以及我国民法和物权法

中关于无主物的规定是否合理暂不在此处

探讨。当然，即使乌木被认定为无主物，依照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归国家所有，也应当给予发现人吴高亮一定的奖励，而奖励的金额应当有一个合理明确的计算方式。

“天价乌木案”引起的争论，也是由于

我国民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

地方，其实不仅仅是民法与物权法，民法与合同法，物权法与合同法等法律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之处，这些立法的矛盾就带来了司法的困境，也为当事人带来了不公正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判定。目前，社会上多在讨论非法执法，司法不公，其实立法不当比执法司法似乎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这是我们学法之人当下必须思考的，也是立法者们应当重视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