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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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道器之辩,体用之争”有感论文

读“道器之辩，体用之争”有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广告设计中的“道”是指广告学层面的思想、理念和概念，广告学中的“器”是指实现道的方式与方法。

所以广告设计要形成特色，必须在道的提炼上实现个性化，并使一切的“器”绕“道”而行。

广告设计“道”“器”一、何谓道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

”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尽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们所说的“道”有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

任何“道”都不会单独存在，它需要“器”的协助。

这里提到的“器”就是“道”的具体实践方法。

“道”与“器”的关系实质上是抽象道理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道”为核心“器”为表象，相辅相成。

二、广告设计的道与器广告设计中的“道”是设计的主旨思想，“器”是指设计的方法和方式。

广告设计的“器”也就是广告设计的方式方法，也就是创意广告创意。

在创意总体现作者的思想和内涵。

让作品传达作者的意愿。

创意方法有以下几种：装饰法，以文字、图型或者图案为基本的因素，对产品或主题进行装饰及美化，要注意的是在装饰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到设计的功能性、识别性等；比喻法：用打比方的手法来宣传商品的特点和优点以便以将它表现的生动，鲜明。

用户体验设计师所要具备的是一个全局把握的能力，需要了解产品所针对的用户群体，清楚他们需要怎样的服务，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提出创新的设计方案，告诉设计团队怎样根据这些需求去做具体的设计。

在广告设计中的包装设计需要正确的审美观、美学与人精神的关系是：人文精神是美学之魂，设计是研究人的需求对产品功能需求、对美的需求。

包装设计除功能外，美感也是元素之一，如果包装没给人带来美的享受，那么此商品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但要杜绝在市场经济中美学的泛化，美学泛化不但降低了美学的格调与品位，从根本抽掉了美学的人文精神之魂，使美学只是在“物”的外观上打转转，却忘记了物背后的人、人性、人的本质力量，忘记了人文精神，这实现上是取消了美学本身。

以道驭器道器相济[权威资料]

以道驭器道器相济2010年5月16日晚,一场大雨降临山东济南,当时齐鲁台正在播放电视剧,观众突然发现在电视屏幕的右下方出现了一个小视窗,里面正在直播济南的雨景,视窗边的文字向观众告知济南及全省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并提醒下雨地区的观众关窗避雨,出行小心。

这个小视窗着实让观众感到新奇而又实用。

这是齐鲁台新近使用的屏幕视觉信息系统应用功能之一――天气变化实时直播。

该系统是在对观众收视行为和潜在需求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视频、实时为突破,科学规划电视屏幕,分时分区播发信息,力求加大屏幕信息量,提高精确传递度,以实现电视屏幕二次利用,信息服务和视觉享受并重的立体化传播效果。

这个屏幕视觉信息系统得到一个时尚的名字――“5D拼图”。

何谓“5D拼图”所谓“5D拼图”是指运用在线图文包装系统的三维实时渲染功能,在电视屏幕上将文字、视频、动画等元素,拼接出一个类似于拼图“游戏”的综合信息层,用以实现高质量三维图文与视频融为一体的场景制播形式。

“5D拼图”的技术构架是在线图文包装系统,该系统作为字幕机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在国内各电视台应用较少,主要用于节目预告、屏幕包装和体育直播中的字幕信息。

而以“领先半步”的创新思维领跑业界的齐鲁台使这套系统超越了研发时的定位和功能,赋予了其全新的使命和内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与基于技术进步诞生的新媒体一样,新技术的运用对于广电传媒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

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为电视节目的策划、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创新空间,技术的装备与运用水平决定了电视媒体的整体实力,技术创新更是电视媒介构建核心竞争力的物质基础。

而创新思维是技术创新的先导和灵魂。

“5D拼图”即是“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指引下掀起的一场荧屏革命,是齐鲁台在电视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参研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对电视传播方式和电视形态的一次大胆创新。

“5D拼图”将屏幕播出区域进行了重新拼接,以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及飞滚字幕等形式实时发布各种信息,在单一屏幕空间上又拓展出一个崭新的多维互动的“第二信息层”;同时将电视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跨界组合,使其成为承载频道全天信息发布和即时互动的“内容+技术+互动”的“智作”平台。

重道、尚器、道器合一——关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思路与模式的思考

艺术类教育的迅猛发展，艺术类专业的火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尽管从设计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空间尚有大量亟待改进的地方，城市引导
差异性。对道器的理解把握和其关系的处理是现代设计教育的一个重点问题。设计理论界一直以来都有着关于道器之间辨
系统设计还需更进一步清晰完善，品设计的创产意及其内涵的人文关怀情感还需丰富，其就业前
器合一的典型特征。一切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对
世界本体的“ 行而上” 的思考，对思想观念和内心
提高和发展。比较中国古今艺术设计，借鉴欧洲先进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重道、尚器、道器合一
情感的表达，以及贯穿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思维规律和抽象法则，皆属于道；而一切艺术作品
“
一
切对塑造社会面貌和民族特征有重大意义的
东西，必须保护起来 ” 的口号。丰富的人类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韵味，当代设计作品应该从历史和传统中提炼出对社会和人类有价值
技的有机统一，自然、是精致的日本文化的产物。
斯堪的纳维亚产品设计的柔性功能主义将传统内
在的精神理念融入现代设计之中，是其民族崇尚单纯、朴实的生活观与宗教信仰的必然结果。
今天，经济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文化趋同，统文化日渐消失等问题愈加突传
维普资讯
重道、尚器、道器合一
关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思路与模式的思考
王志强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系江苏南京２０３）１０９
摘要：比较中国古今艺术设计；鉴欧洲先进的艺术设计教学模式；出重道、借提尚器、道器合一的艺术设计观。

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拼装一体化”施工工艺

岔５ｍ间距交叉渡线。２２施工准备．２２１底板复测、量放线．．测（）板复测：工前测量人员应测量调线调坡１底施
一一一一一一一
奁
隔振器安装、顶升
图１钢弹簧浮置板遭床 “ 装一体化 ” 工流程拼施
规格和数量按需要量进场。
“ 拼装一体化 ” 工工艺与传统的散铺法施工有施很大不同，它是将钢筋和隔振器套筒绑扎成钢筋笼固
（）２机具：准备的机械有轨道车、板车、门应平龙吊等，具有万能道尺、角道尺、手、道器、工直扳起支撑
施工前应按施工需要在铺轨基地合理布置钢筋绑
扎平台，筋绑扎平台宜平整且和其他轨排组装平台钢分开并应使钢筋笼吊装运输方便。
铁道标准设计ＲＩＷＳＡＡＤＳＧＡＬＡＹＴＮＤＲＤＥＩＮ２１（）０１ｊ
行调整，础收面高度应根据轨顶高度向下返设计值基高度，在盾构壁上弹出基底收灰面高度。并
２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施工工艺 “
２１施工流程。
２２２材料及机具准备．．
（）料：筋、件、１材钢扣隔振器等根据图纸要求的
件，度共计０５６ｍ。长．７
一一一一一一一
（）量放线：量人员应准确定位线路中线位２测测

论中国传统器物的文化意蕴

中国远古玉器最初是一种工具性石器，所谓“ 石
然而，道器之间的分野真得如此大吗？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道器
一
体，器道难分。从 “ 道” 的层面看，中国文化的主干般被认为是儒、道、禅三家。儒家重社会之道，讲道
下，器则备受冷落，尤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屑。 “ 从历史上看，文人士子对于传统物质文化及其研究多不屑
一
顾，他们依照着中国古代的 ‘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 ’ 之说行事，崇‘ 上’ 而鄙 ‘ 下’ ，能够心平气和地 ‘ 坐而论道 ’ ，却不愿意正眼看待器物以及
具，主要是一种工具，但在历史的流变中，它们大都逐渐地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喜欢的艺术品。传统器物艺术化的历程物化着中国文化审美的痕迹，表现出法乎自然、寓美栽道、巧师造化、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是求真、求
论中国传统器物的文化意蕴
费利君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从“ 道” 与“ 器” 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器物文化 “ 道器一体” 的特征。传统器物最初作为一种实用性器
上、形下之分，将道、器划归为似乎尊卑有别的两重世界。道高高在上，历代论道之文汗牛充栋。相比之

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综合练习题（多选题部分）

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综合练习题（多选题部分）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综合练习题（多选题部分）1.关于湖湘学术，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湖湘学术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灵魂，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贡献最为突出的部分。

B、. 中原文化中对于宇宙天道的探索热情、崇巫习俗、勇武爱国、独立创新与兼收并蓄等特征，对湖湘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特质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视为湖湘学术思想的文化基因。

C、．楚文化中求索天道宇宙的传统对湖湘学术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从老子、庄子、屈原开始，中经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到近现代的湖湘思想家一直保持着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传统与热情。

D、.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湖南学人以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精神，究天地本源，思人生真谛，探历史规律，形成了具有地域特性、传承有序的学术思想、学者群体和知识传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E、. 严格意义上的、体系性的湖湘学术思想是从明代才开始形成的。

古老的湘楚文化，是湖湘学术思想孕育的温床。

答案：A、C、D、2.关于贬谪文人与湖湘文化，下列说法正确的有：A、湖南在历史上被称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清以前曾长期作为被逐官员的流放之地。

B、被贬而流寓湖南的官员，大多是人文学者。

他们来到湖湘大地，一方面深受湘楚地域文化的影响，用一种特殊的心情抒写探索宇宙天道与忠君爱国的篇章，成就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C、被贬而流寓湖南的官员带来了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主要内容的中原文化，成为湖湘文化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

D、历史上贬官和流寓湖湘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

答案：B、C、D、3.关于屈原与湖湘文化，下列说法错误的有：A、在屈原为后世留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如《天问》、《招魂》、《离骚》、《九歌》等都是在流放湖南时所作。

而且这些作品大多是屈原的代表作。

B、屈原的《离骚》既可视为一首想象奇特、气势恢弘的诗歌，又可视为一篇探讨宇宙天道问题的哲学奇文。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关键词］郑观应；道器；体用；启蒙［中图分类号］Ｂ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３４２０）０ —０６５１（０９６０７—０４郑观应的 “ 道”论服膺于儒家伦理，通过修身穷理来讲道德，从而达到治国的善境。马克斯・韦伯曾提出意志伦
使在《道器》篇中，郑观应主张道器不可分，然而，他
又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一文中明确指出：“ 道为
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既然 “ 器 ”论是郑观应 ” ｐ道
思想的基础，那么，明确 “ ” “ ”的内涵外延非常道、器
固有文化与外来日精上下相顾情如一体o4jpp1鸽叫删同时他大力主文化本是独立的两个系统无论是本末论还是会通论张效法日本悉照日本维新变法择善而行修举百要求外来文化完全代替固有文化或是两者合二为一客政oq?3pp甜郑观应主张效法日本变法是他提出保存观上极难做到
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２８）总１期
事情结果来判断人的责任。韦伯认为，意志伦理多发生于传统社会，而责任伦理流行于现代化社会。以此标准看，郑观应仍然处于传统社会 “ 意志伦理”的范畴。
其次要考察郑观应的 “ 器”论。“ 而下者谓之器” 形，据此句意，可见、可操作的事物应可归纳到 “ ”的范器畴。“ ”就是可见事物之一。魏源提倡 “ 技师夷长技以制夷” ，其中的 “ 技”指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已成为当时人的共识，郑观应也不例外地把 “ ”等同于 “ ” 器技。他指出：“ 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

道器之辨与体用之争

道器之辩”与“体用之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点思考(公共管理学院 04级行政管理专业田云章)一、道器之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他们所说的“道”有点像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的思想长期占上风｡要么强调要“以道御器”,即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要么强调“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孔子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也逐渐成为一种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但是,“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带来的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使得往往将理想混同于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具体表现为:首先,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其次,过度抽象的“道”,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卫道者所承认的思想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太高、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其三,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完全依照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的价值原则｡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建设,任凭少数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道也屡受践踏,结果是国家“道器两伤”｡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二、体用之争与“道器之辩”相联系的,还有“体用之争”｡在古人那里,它们都属于对世界、人生和文化中“本末问题”的思考｡大体上,“体”是指事物的自身存在、实体形态,也可以推广到事物的内在本质、结构、规律、属性等,是指相对于“用”而言的自身基础、内在根据、变化前提方面；“用”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功能、作用、运动、表现等,总之是指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过程及条件方面｡前人将“体用”二字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时,“体”往往就代表着立场、原则、目的等根本问题；“用”则是指具体方法、手段、条件等从属问题,二者之间有主辅之分｡这种规定本身,似乎已经预示了“体本用末”、“重体轻用”的结论｡“体用问题”作为重要议题,是在近代中华文化感到危急的时候｡19世纪中叶,英国舰队凭借“坚船利炮”,以强盗式的侵略撞开了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腐败的清政府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强制通商,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境地｡面对资本主义以野蛮方式显现出的勃勃生机,坚守“仁、义、礼、智、信”之道的国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场民族救亡运动首先在思想界掀起｡救亡运动的文化主旋律,很快就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世主张｡沈寿康在1896年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一文,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说:“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薛福成则强调“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可见其最初的主张,是把西学当作拾遗补缺的手段｡在不对祖宗的主体东西加以变革的前提下,仅仅对其枝节进行些修补,增加点新鲜玩意儿,这对于具有华夏中心主义传统偏见的中国,当然是最保险、阻力最小的革命或变革｡两年后,张之洞按洋务派的观点对“中体西用”做了新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说明的要点,在于将“中体西用”之说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引导,强调坚持“中学为体”时,不必事事拘泥于经文,只要本着中华传统的精神去做就行｡这显然意在针对保守派的反对,为洋务运动作辩护｡他还针对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认为“伦纪”、“圣道”、“心术”不可变,而“法制”、“器械”、“工艺”等则可因时势而变｡总之,只有以“中学”为体为本,以“西学”为用为末,才是积极的、最佳的选择｡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比较系统地反思、对比了中西文化｡在内忧外患之中,他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有其合理之处,有足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儒家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民族文化｡这一含有变革图强精神的口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梁启超后来评价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从上述理论和后来的实践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体用”划分的性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自强运动｡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在长达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一代名臣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先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它在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变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它的最终失败,则留下了更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尝试,如果不经过这一"变器不变道"的器物改革阶段,那么,就不会有失败后痛苦的反省,也就很难后来旨在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进行思想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有学者总结说:“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始而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言教即主张学习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观念｡”从实际上看,“言技”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最小,因为就如同我们目前的社会中,即使对现代化最深恶痛绝、对西方最反感的人,也大都不反对使用电话机、电视机、电冰箱等“洋货”一样；到了“言政”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则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因为它将触动一部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言教”,因为涉及人们普遍的、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触动的是最深层的基本观念,所以阻力必然会增至最大｡如果说,在言技、言政阶段,改良派的主张还可以容纳在“中体西用”的纲领之中,那么,到言教阶段就再也不行了｡而洋务派在历史发展到应该抛弃“中体西用”的时代仍固守着这个口号｡结果是,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一样地失败了,它们未能达到拯救中国、使之富强起来的目的｡“言技”——“言政”——“言教”这一进程,既反映了吸收西方文化的层次,是由浅入深、逐步扩展开来的,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原来仅仅“言技”的设想；同时也表明,关于“体”和“用”的区别,究竟什么是不可变移之“体”,什么是可以随心选择、为我所用之“用”在实际上是难以截然分明的｡回顾早先的“体用之争”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它的局限性｡割裂了体和用,即割裂了存在者和它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实体和它的功能属性、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本质内容和外在形式等等之间的联系｡严复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看到了体用是就“一物而言”的,体乃用之体,用仍体之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各有体用,由体而用,由用而体,不可分割的,一体之用和一用之体不可能分属二个不同的事物,恰如“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这一思想相当深刻｡“中体西用”曾使整个思考方向重新堕入了“重道轻器”传统的轨道｡以道为体,以器为用,意味着以体为本,以用为末｡这样的“中体西用”说就必然只看到中西强弱差距的表面结果,而忽视了其中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以为这种差距仅仅在于器用本身,缺少由此而引发的对“道”本身的科学反思｡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的改革,结果只能是使自己“舍本逐末”,把科学技术仅仅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和“末级”手段,只把获得某些科技成果而不是发展和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当作目标｡建国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只能成为今天的笑谈｡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究竟是同时着眼于解决主体自身的问题,还是仅仅着眼于外在的器用?对这一问题觉悟的迟早,解决它的条件是否具备,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对头和有力,往往决定着社会成败｡“中体西用”又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仅对“中学”之“体”是否合乎时势,是否基本健全,是否属于“精华”,采取了不加批判地保留的态度,而且它还包含一种盲目乐观情绪,或者说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有所谓我们“物质文明落后,精神文明领先”的判断｡这更导致了文化、思想与制度上的抱残守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使这种抱残守缺心态发展到了极致｡纵观起来,由于“体用之争”本身缺少科学的深度和力度,所以只能停留于主观意向化的构想、设计和辩论之中｡其中大量含混模糊、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判断,使它难以产生更加深刻积极的、切实可行的结论｡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导向上,使用任何一种“体用分离”的观点作为基础,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明清硬木家具用材的道器一体观探微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１０２３；０１０４０）Ｓ０
耙
２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ｘ允江哈滨
摘
要：表竞舨传馥，硬本
甩特两个方面八手，分竹其蕞感的本质，从而对于传缱琏木家具的创新与发展不无借錾意殳
明清硬木家具用材的道器一体观探微
ＴｅａｉＨ删Ｄ１最ｃ加ｍｅ噻矗／Ｔａ／矗ｌＪｅ恤矧埘ｇ埘硼口
■ 孙明磊牛晓霆ＳｎＭｉｇｅ’ Ｎｉｉｏｉｇｕｎｌｉ＆ｕＸａｔｎ
型有寿的突出纹理的对比效果线材多突出平
直的纹理效晁理效果：另而面材多突出波峰回荡白纹勺方面家具表面｝唐烫蜡的修饰Ｔ
自寅不同切面的效果鄙踟茈ｂ径切面的对
直线条纹的劲挺和峦 ∞面酌波峰花纹的回荡的形式对比；三是木材材质本身在触觉上多是体现温性的状态，而硬术致密而坚实且映衬着油润冉泽又不乏其刚性所以术材主勺光问的矛唇性体现 “ 柔并济”的美感此理念刚也正是传统文化中喈的思想根源所在．它
软屉满足实用功能同时具有一定的美啦如
的重中之重．我们对材料的认识多停留在其
矿物成分效
与粕其美的本凰
绕
宴橱呈现不规则的波
的黄花梨相比＋显得更晌墩轻薄．破７打增强了罗汉床的亲和力软屉与质它的色泽更加沉泰衬托显现中和的美

_道者器之道_由_道_器_之辨论张道一的造物艺术观_韩超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美术与设计版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１／０１091理论与批评“道者器之道”——由“道”“器”之辨论张道一的造物艺术观韩　超（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摘　要］“道”、“器”之辩由来已久，张道一的造物艺术观始终基于“道者器之道”的论断，并由此引发对“造物之主”、造物目的、造物艺术民族化的思考。

本文以此为据，总结其造物艺术之“道”。

［关键词］“道”；“器”；张道一；造物艺术［中图分类号］Ｊ０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６７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９１－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８作者简介：韩　超（１９８０－　），男，吉林长春人，设计艺术学博士，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原理。

“道”“器”之辨素来为中国易学和哲学所重视，《周易・系辞上》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１］１６０此后，“道”与“器”渐演化为古典哲学讨论的一对基本范畴。

孔颖达、崔憬、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曾对其有着各自的看法。

而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和发扬了张载的道器观，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并进一步提出了‘天下惟器’的著名命题。

当然，王船山所言之“器”泛指一切事物，其涵盖面远大于我们所说的造物之器。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造物艺术也包含在他所指“器”的范围之列。

就造物艺术中“道”“器”关系，张道一先生有过相关论述，他指出，“道”与“器”“实际就是抽象理论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认识上，历来成为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争论的中心［２］。

张先生分析，唯物论者主张“器”为“道”之基础，“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然唯心论者则将“道”超越于“器”之上，因而也就切断“道”“器”的辩证关系，似乎“道”为天生的，先验的，专门用来管“器”。

“道器合一”

理论研究・乐音
“ 道器合一＂，提高笛子的艺术表现力
张建庄（南女子学院艺术表演系湖湖南长沙４００１０４）
摘要：竹笛是我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也是我国所有吹奏乐器少的重要乐器，而且还是一门非常出色的独奏乐器。的鼻祖。在我们平时的竹笛教学与练习中，判断一首曲子用什么调的 “ ”与 “ ”是中国传统的一对哲学范畴，前者指抽象道器
一
和演奏效果。
一
、
重 “ ”轻 “ ”—— “ ” “ ”关系认识模糊，影器道器道
关键词：器道合一；竹笛曲目；音域调性；综合判断；笛子
响笛子表现力由于竹笛这件乐器，还存在音域还不够宽广，半音列不全
一
，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成果之等方面的不足。一般只适宜作近关系调（属调或下属调）的转上课题项目名称：《高校业余民乐队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调，亦可转至基本调的下方或上方大二度调。转至远关系调时，通常要更换不同调的竹笛来演奏。在转调与演奏半音阶方面还远远不如十二平均律的西洋长笛那么方便。因此我们每一个吹笛的人（别是专业吹奏者），往往都有大、小、高、低、长、短、特粗、细等各种不同调的笛子，一般要有５７，完整调性要１ — 支２支。这种换笛吹奏的方法虽然有些麻烦，但的确能够完满地解决音域不足和转调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平常的演奏中就存在判断一首乐曲，选择用什么调性的笛子来演奏的问题。笛子选用对了，音域，转调都可以很好地解决，如果选用不当，就会出现不是音

重道并非轻器

作者：肖清风
作者机构：湖北美术学院
出版物刊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页码： 105-108页
年卷期： 2013年第6期
主题词：重道轻器;道器关系;道;器
摘要：中国古代重道轻器这一观点目前在设计理论界颇为认同。

其原因是，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

这一原因追根索源是中国古代太重意识形态，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重道轻器。

另外，儒家观念中也有一些对生产劳动轻视的言辞，加之对它们片面理解，就成了持重道轻器者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重道轻器的观点有很大的猜测性，理论依据不足。

故笔者通过驳斥重道轻器所持的理论依据和梳理中国传统的道器关系，提出道器一体的哲学命题。

道器相对独立相互依存，重道必先重器，重器必先重道，道器一体，道器并重。

中国古代重道但不轻器。

（1）阴阳：道器之间

（1）阴阳：道器之间阴阳：道器之间阳光普照大地，阴云密布长空，这样简单的天气现象，自从地球形成之日起，便随之而有了；对今天人类的大多数来说，它已无任何神奇可言。

可是，在远古时代，这一阴一阳的自然现象，却曾招致地球上的智慧动物顶礼膜拜，从而产生出许许多多自然的、非自然的和超自然的意义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左右着意义制造者自己。

其中，尤以中华先民所作出的努力最多，其哲理最玄，影响也至深且远且大。

自然现象从已有资料看，在汉字中，阴阳二字起先只是两个分别使用着的象形文。

“阳”作（殷契前编七．一四．一），“阴”字甲文未见，当作之类；分别表示阳光普照和阴云密布。

加上左耳阜字以表示地貌的和（见《伯》），即现代汉字阴和阳的原型者，倒是后来的孳生字。

这两点，大概已成定论，不会被任何新材料否定的了。

这就是说，阴阳本义指的是自然现象，最先是天文现象，尔后推广到与天文现象相关的地理现象，即地势的向阳和背阴。

下面两条古老的材料可见一斑：伯子父，作其征。

其阴其阳，以征以行。

（《伯子铭》）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诗·公刘》）是盛食器皿，征应是行军饭合之类,“其阴其阳，以征以行”，是说无分黑夜白天，不管高山平原，征永伴我讨伐四方。

阴阳在此包有天文和地理双重意思。

这一点，在“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中更为清楚：景是日影，冈是山脊；既已观望了日影，再来察看山冈，于是断定了地段的阴阳。

这意味着，阴阳因日影和地形即天、地之象而生成。

地象的阴阳也好，助成地象阴阳的天象阴阳也好，本都不过是简明的感性现象，没有多少微言大义，更无什么神秘可言。

上引两段文字，正是这样来运用阴阳二字的；也代表了青铜时代的一般看法。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时的人们都是无神论者，或是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而只是说，阴阳两个字，在当时尚无神秘意义，尚未构成某种观念。

后来，人们竟然慢慢发现，阴阳与风雨晦明等它种天象不同，也与山原河海等它种地象有别，它并非独立性的实物，虽可感而不可触；另一方面，它又显然不同于天神人鬼、木怪石妖之类的人脑幻想物，虽无形却有象。

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摘要：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

关键词：道器；范式；范式转换；孔颖达；朱熹；王夫之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6－0014－07道器以一对范畴的形式出现首见于《易传?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此句密切相关的是《系辞》中另两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乃谓之器”。

单从字面上，这三句中至少涉及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形与道器、阴阳与道一系列范畴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关于道器之辨的争论，正是围绕着上述范畴而进一步展开的。

张立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器观主要有器体道用、道体器用、道不离器、道器统一等几种观点，并将历史上的道器之辨总结为“有无范畴转化”的横向进程和“道器上联阴阳、下行心物”的纵向进程。

张氏从范畴史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道器之辨做了体系性的总结，但以横向、纵向的结构总结道器之辨，主要是涵盖了汉唐儒学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而淡化了明清哲学道器观的革新意义。

吴根友师主要着眼于明清之际的哲学转型，认为由宋至明清道器观是从“崇道黜器”到“由器求道”，标志着传统价值观向近代性“崇新求变尚奇”价值观的转变。

陈?S特别注意到宋明理学由于道的理化，而以理气之辨取代了道器之辨，这样道器之辨其实存在着宇宙论和存在论视域的不同，并认为船山的道器论开启了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学框架的后形而上学视域，陈?S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都富有新意，但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对举都是西方哲学语境下的概念，其应用有边界和限制。

本文试图引入“范式”和“范式转换”的概念，认为在道器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中，从汉唐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之际哲学形成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并抽取三种理论范式的代表人物孔颖达、朱熹、王船山同时兼及其他哲学家的道器观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