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西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与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呼应的高教界两颗璀璨明星之一，在秦岭与巴山之间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文化弦歌，不仅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收容流离失所的沦陷区广大师生，培养出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且奠定了抗战时期及战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根基。

然而，目前西北联大的历史处于被遗忘的边缘，无论对西北联大办学地周围的群众，还是对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界来说，它都已经成为“一所鲜为人知的大学”。

如果不及时地去追寻它的点滴、缀连它的足迹、回味它的历程，它也许将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风烟中。

1 西北联大的研究现状在“中国知网”1979年到2012年4月的资源中，以“西北联大”和“西北联合大学”为论述主题的文章共9篇，且简要介绍性的多，研究性的少。

同时，组成西北联大的学校或由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的学校，在编写校史时对西北联大的历史有简要的、线索式的叙述，比如西北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的《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王明汉、衡均编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39-1989）》，刘基、丁虎生主编的《西北师大逸事》，《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1895年10月至1949年1月），《回忆北洋大学》等等。

另外，通过“百度”可以搜索到两篇网络博客文章对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有所探究。

一篇是刘利民的《走出一片蓝蓝的天——西北联合大学记忆》，对已有的部分有关西北联大的回忆进行梳理之后，阐述了西北联大的来龙去脉；另一篇是刘明伟《“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之办学比较》，主要以西北联大为对照物，分析了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原因与经验。

可以看出，专门研究西北联大的严肃的学术性文章非常少见，系统展示西北联大历史的学术专著至今没有，更不要说能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西北联大研究学者群了。

与西北联大研究的冷清相比，对同样是抗战期间由几所大学内迁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却呈现出一番热闹的景象：在“中国知网”1979年到2012年4月的资源中，以“西南联大”和“西南联合大学”为题名的文章达600多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版的有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封海清《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十多种，且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群。

因此，相较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西北联大的研究目前还基本处于被学术界遗忘的角落，属于一块有待学术界开发的处女地。

2 西北联大研究薄弱的原因西北联合大学的研究何以会如此薄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严格意义上的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较短。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线南下，迅速占领临汾、侯马，直逼潼关，西安告急。

为避战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开始迁往陕南汉中，于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由于种种原因，1938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农学院陆续独立，与其它高校的相关院系分别合组成立了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8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它院系陆续分立，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

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完全撤销。

此后，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继续在汉中办学，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1944年全部迁往甘肃兰州外，其余几个院校均于抗战胜利后迁出汉中。

虽然，人们习惯上把西北联合大学和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后依然在汉中办学的几所院校统称为西北联大，但严格意义上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9年8月撤销，存在的时间仅1年零4个月。

存在时间短，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西北联大的重视，进而影响到对西北联大研究的重视程度。

同时，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的高校除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外，大都在重组中与其它地区的相关院系相互合并，几经变迁，因此它们在编写校史时，西北联大仅是它们曾经的源流之一支，且是延续时间仅一年多的一支，很容易对它轻描淡写。

其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的院校陆续离开汉中后，在汉中没有留下办学实体，校址也大都改为它用，没有一处被高等院校继承，当地政府也没有用醒目的标志标注出那里曾经有过一段值得记忆的教育弦歌。

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联大的一些旧址在城市建设中陆续被拆除。

西北联大的历史伴随着联大遗迹的悄然无声，乃至销声匿迹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一点依然可以从与西南联大的对比中看出。

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于1937年10月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后改名而成。

1946年三校返回平津各自的原址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建制不复存在。

但是，原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部分教师留在昆明，在原西南联大的校址上成立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建国后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和云南师范大学非常重视西南联大旧址这一文化遗产，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复原了西南联大的校门和一个教室，近旁是富有西南联大特色的浮雕群、“一二•一运动纪念馆”、“西南联大纪念馆”等。

这些明显的标志性设施，塑造了一种浓厚的西南联大氛围，到过这里的人们自然会去追溯西南联大的历史。

其三，地方政府和高校没有对汉中的抗战文化，尤其是西北联大这一无形的文化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能够组织专门的力量、搭建专门的研究平台来挖掘这段历史。

虽然，西北大学和陕西理工学院有个别学者多年来一直关注西北联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有力的西北联大研究群。

同时，由于缺乏稳定的研究力量和一定的经费支持，有关西北联大的史料整理与出版比较滞后。

到目前为止，有关西北联大的档案资料散见于陕西省档案馆和城固县档案馆，没有能整理、汇编出版；一些相关院校的校史研究机构保存的《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西北大学校刊》等文字资料、影像资料、实物资料、口述资料也仅限于内部使用。

史料的不易获取，极大地制约了西北联大研究的进展。

西南联大研究的繁荣恰是得力于云南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重视，以及资料的及时整理与出版。

近年来，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院、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相继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站（/）正常运营，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学术探索》也定期地为西南联大研究成果提供发表的平台。

这些研究机构、网站、刊物通过学术活动不仅将全国各地关注西南联大的学术力量联系起来，而且为西南联大校友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家园，有助于西南联大史料的搜集。

加之，西南联大史料的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公开出版、发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及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等纸质史料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站”还以电子形式公开了一些重要资料。

3 加强西北联大研究的紧迫性西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汉中作为后方重镇之一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缩影，研究抗战时期的汉中不能不提到西北联大的历史；西北联大奠定了抗战时期乃至战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论及今天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的高等教育，追根溯源，不能避开西北联大的历史。

然而，有关西北联大的许多珍贵史料正在快速地流失。

因此，加强西北联大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历史研究的灵魂是史料，没有有效的、丰富的史料就难以勾勒历史事件的线条，更谈不上尽可能地还原它有血有肉的原始风貌。

研究西北联大所需的史料主要有四种：档案史料；当事人的信件、回忆与日记；遗址、照片等实物史料；采访当事人所获得的口述史料等。

档案一旦经过整理，当事人的回忆与日记一旦出版，都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

然而，遗址如果没有受到重视，往往会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被夷为平地。

有关西北联大的照片，包括西北联大师生当年的私人照片，如果得不到抢救，大多也会损毁或丢失，尤其是当事人去世后，他们的后代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往往会把它们或束之高阁，或随手丢弃。

档案、回忆与日记、实物这三种史料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史料”，它们所反映的信息缺乏张力，而对当事人的采访获得的口述史料不仅是“活”的，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具体、更具有亲和力。

因为，对当事人的采访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尽可能充分地把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挖掘出来，甚至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情感；同时，通过采访可以对文字或实物史料中未能涉及或记述不清的地方进行查证和补充。

更何况，现存有关西北联大的档案史料主要是文书档案，数量不多；当事人的回忆往往是片断性的，很少有系统的回忆录；信件提供的信息大多仅是只言片语；当事人的日记非常鲜见，因此口述史料在西北联大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是，西北联大的教职员和工友在世的已所剩无几，且近百岁高龄；当年就读于西北联大的学生也已过耄耋之年。

如果不抓紧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随着他们的离世，我们将永远失去一批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给西北联大研究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此外，保护西北联大遗址迫在眉睫。

西北联大的主要办学点在今汉中城固县城、城固县董家营乡古路坝村、汉中市汉台区七里镇文家庙村、勉县武侯祠。

城固县城近年来建设步伐很快，伴随的一是大量的拆迁和修建，二是地名的更新与变化。

在拆迁和修建中，原本所剩无几的西北联大遗址将消失地更彻底。

城固县古路坝村是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学院办学的地方，一部分校址早已被农田和农舍占领，另一部分借用的教堂也因年久失修，再加上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波及而多有坍塌。

好在2003年城固县人民政府所立“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碑，与2004年西北工业大学所立，由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题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碑，以及由中科院院士、曾任教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张伯声捐资所建的古路坝小学一起见证着西北联大曾经的辉煌。

国立西北工学院另一办学点——城固县龙头镇七星寺如今是一个农场的院落，了无当年办学的痕迹。

今汉中市汉台区七里镇文家庙村原西北联大医学院所在地，几经变迁，现在是文家庙小学的校址，周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与西北联大有过关联。

勉县武侯祠内已经找不到一丝西北联大农学院的遗迹，就连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西北联大农学院曾在此办学。

因此，如果不通过对西北联大的研究使地方政府意识到西北联大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那么对西北联大遗址的保护只能是纸上谈兵。

4 加强西北联大研究的对策在现有条件下，加强西北联大研究应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一）政府部门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比如汉中市政府、城固县政府等应统一规划，制订切实可行的西北联大遗址保护政策；文物保护部门和文化部门应积极配合、密切联合与西北联大有渊源关系的学校在旧址上建立相关的纪念碑，并适当复原一些标志性的西北联大小型建筑，如教室、照壁、校训等，既可把它们作为地方历史文化旅游景点，也可为后续的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依据；宣传部门应做好有关西北联大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创作，使西北联大的历史走进民间，引起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