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名词解释

外儒内法名词解释
“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长时间内国家政权实行的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也被称为“儒表法里”。

具体来说，“外儒”指的是外表或者说外在表现推崇儒家思想，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内法”则指的是内在或者说核心思想法家，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

在实践中，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并重，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

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

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如需更多信息，建议查阅相关文献或咨询汉学专家。

用经济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为何一直是“外儒内法”

用经济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为何一直是“外儒内法”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西汉汉元帝在还是太子的时候，看到其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于是就劝父亲，咱们老祖宗不是一直强调以儒治国吗？你怎么忘了？谁知汉宣帝勃然变色，遂说出了上面的那段话。

（汉宣帝）汉宣帝的意思是，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我们大汉王朝的统治秘诀本就是把霸道和王道结合在一起，表面上是孔孟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汉宣帝的这句话其实揭示的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本质——外儒内法。

“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年咸用始皇心”，如果说用盖房子来举例，秦始皇的法家制度搭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和梁柱，而汉武帝则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房屋精致地装修了一番，这样一来，房子不仅坚固，而且好看，这就是“外儒内法”。

（法家的霸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治国思想以及与之匹配的政治制度都是以这个国家的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对于“外儒内法”，我们一起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找出其背后的原因——儒家放任自由的经济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孔老夫子一直都是周文化的极端追随者，因此，儒家文化其实就是周文化的直接传承。

而周文化是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是一种“小国寡民”模式下的文化，每一个“小共同体”都极度自由、自给自足。

（孔老夫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在孔子的理论中，天不需要说话，四季照样分明，地不需要说话，万物照样生长。

运用到治国思想上去就是，当权者不需要对天下做过多的干预，天下万民自有其运行的规律，要给他们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

于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特征，儒家的经济管理制度，也随之被赋予了自由放任的思想。

一、重义轻利君子（指贵族）喻于义，小人（指庶民）喻于利。

——孔子王何必曰利 ?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在孔子的理论中，贵族们是可以用道义去教化的，但是对于庶民，则需要用实际的利益去打动他们。

外儒内法古今谈

外儒内法古今谈摘要：儒家与法家是先秦时期两个主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之名，行法之实的政治统治方式。

儒家重以礼约束内心，而法家则强调以制裁力的规范调整社会秩序。

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一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手段，外儒内法是自秦后千年来君主一直热衷的做法。

时至今日，外儒内法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一并推崇就是“外儒内法”的表现。

关键词：外儒内法；法治现代化；“八荣八耻”儒家与法家是先秦时期两个主要的思想体系，两者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观念。

外儒内法，或者称阳儒阴法，以儒之名，行法之实。

即以儒家思想的“忠君，敬上”作为道德标准，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是对于统治者有利的部分保留，不利的部分剔除，外松内紧的统治策略，表面仁政，实际法治，笼络民心，保证专制。

一、儒与法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统治作了不同的解释。

（一）儒家对统治的认识儒家代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

儒家认为“国之命在礼”，“为国以礼”，即礼是法律的核心。

礼与刑关系上儒家强调礼的主导地位，要求以礼作为刑罚适用的指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用刑罚去惩罚民众的言行，民众只会考虑如何免于受罚，心中不会产生耻辱的感觉，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认为人的作用远远大于法的作用，为政者要用自己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去感化民众，以教化为主。

（二）法家对统治的认识法家的统治观点则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根据。

他们认为法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为了制止混乱，制止人们相互争夺的工具。

在法的性质方面。

法家首先认为法律具有公平正直性。

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实践本质作者:李剑宏客：我曾经认真翻阅过中国史籍，深感中国人的智慧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但同时也十分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矛盾的事情同时发生，越看越迷惘，就象那首歌唱的：“雾里观花，水中望月”，无法把握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及其政治斗争的本质，可以说很不得要领。

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有机体。

它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着。

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和深邃智慧的文明，想一次性的破译，恐怕不可能做到。

客：您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研究多年，我可以向您请教吗？主：正如我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政治智慧是难以用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如果有人大言不惭的说他掌握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全部发展规律，我只能认为他是哗众取宠。

同样，我只是从中国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海洋里汲取了一些养料，能把大海的全部宝藏都挖掘出来，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

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向您请教了。

主：请教不敢当，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学习吧。

客：您认为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主：这是一个大命题，如果完全透彻的说出它来，恐怕十本书也说不完。

但是仔细归纳整理，言简意赅的说一些，我认为中国社会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客：哪四个特点？主：第一点，君主专制、个人集权、宗法血缘关系贯穿整个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

换言之，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

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主：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简单的说，地缘状态是发生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

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内在动力。

客：请具体谈谈。

主：首先谈地缘状态。

中国属于大陆国家，西面有高山，峰峦叠嶂，东南濒临海洋，北方有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形成天然的屏障。

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以至于在中国初期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就缺少像希腊、罗马及地中海沿岸那样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商业环境，社会分工因此也很不发达，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本”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作者：崔欣欣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01期【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历史变革中，秦汉思想奠定了主流思想的基础，而汉朝时期，统治者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国家统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外儒内法”，这也是西汉社会维持强大的本质，有了对外发动战争的条件。

这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统治思想；外儒内法；董仲舒【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在秦汉的历史上，主流统治思想逐渐发展改变。

从秦朝时候以法家思想治国，出现了以李斯为首的一些酷吏，来保证秦始皇严苛的政治措施，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打击儒学地位，思想上愚民，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使人民苦不堪言，太多的赋税和徭役，使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社会生产下降，造成了秦朝国运短祚，二世而亡。

到了汉初，统治者为了解决战乱之后的一些问题，减免赋税，休养生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这时统治者从秦朝灭亡中吸取教训，也从自身做起，大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实行“十五而税一”，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

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做出了很多政策上的调整。

在思想上黄老之学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经过了近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鼎盛，社会财富上升，也为武帝时期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

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生息，国力逐渐恢复，中央的权威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很多富商大贾，他们兼并土地，进行买卖，但是国家政策太过于软弱，对于社会出现的弊端无法解决，这时汉武帝决定转变治国思想，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国家的新思想。

武帝即位初年，就萌生了尊崇儒家的思想，就进行举贤方正之士觐见。

丞相卫琯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表明汉武帝从思想上要实行大一统，罢免了其他家的言论，而当时窦太后十分尊崇黄老之学，而魏其、武安、赵琯等人好儒术，贬低道家，引起太后的不悦。

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的理解

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的理解道教和儒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支柱，其中道教注重个体修养和追求自然的境界，而儒家注重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规范。

然而，这两种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理念称为“以外儒内法济之以道”，它既包含了儒家的“以法治国”，又融入了道教的“以道养生”的思想。

外儒指的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的运用，即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社会秩序。

儒家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规范。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需要通过教育和规范来培养和引导。

因此，儒家提倡以礼治国，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内法指的是个人内心的修养和个体行为的规范。

道教注重个体的自我修养和追求自然的境界。

道教认为，人应该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通过修炼和修养来达到心灵的平静和自我完善。

道教强调的是个体的内在修养，注重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的升华。

道教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修养和提升，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完善。

济之以道是指将儒家和道教的理念结合起来，既注重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又追求个体的自我修养和追求自然的境界。

济之以道的理念认为，只有在个体的内在修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济之以道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一个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个体的内在修养，只注重外在的功利和利益追求。

然而，只有关注个体的内在修养和追求自然的境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完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社会层面上，儒家的“以法治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西汉中央集权制下的“外儒内法”

西汉中央集权制下的“外儒内法”摘要：西汉初期承袭秦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实力渐到顶峰，统治者需要新的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与封建统治，儒家思想经过一定的发展，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

西汉政权在吸收秦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革，形成了一套“儒”与“法”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汉王朝的统治，也使得“外儒内法”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的内在指导思想。

关键词：西汉；中央集权制；外儒内法汉承秦制，西汉王朝以秦律为基础，制定汉律九章，继承了先秦时期法家的一整套治国理念和政治法律制度，极力维护汉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理念。

同时，西汉社会又从秦朝严刑峻法的统治制度中解脱出来，奉行黄老之说，与民休息，解除了旧王朝对百家思想的禁锢，让汉初的社会摆脱了之前秦王朝对社会文化的压制状态，文化政策不断地调整，以往对知识的枷锁被打破，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渐次兴起，这为以后儒学的兴盛乃至在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

1.承袭法家思想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主张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但其中也夹杂了法家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作了简略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所以黄老之术，本身就包含了法家思想的内容。

黄老学派主张“道法结合，以道论法”，袭锡圭先生在《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一文中就提出“道法家”概念，将黄老法律思想视为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结合。

另外，黄老学派对平等、公平、公益的追求，也成为秦汉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如田骈主张把握“道”，必须要“贵齐”、“贵均”；《经法·名理》篇提出“是非有分，以法断之。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西汉初年出现的学术思潮里，也有法家思想精神的体现。

如汉初最著名的儒士——贾谊，司马迁认为“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贾谊和晁错一样彰显了申不害和商鞅的法治思想。

读《资治通鉴》之关于名实分离的对话

读《资治通鉴》之关于名实分离的对话原文：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第二十七卷•汉纪十九皇太子刘奭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

”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一、名实分离要说《资治通鉴》中含金量最高的对话，汉宣帝的这段话肯定能上榜。

原因在于他简单粗暴道出了精英们讳莫如深的秘密心法——名实分离。

名即思想观念，实乃自身利益。

思想观念是说给他人听的，目的是让他人心甘情愿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思想观念不过是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才是目的。

汉宣帝现身说法教儿子帝王心术:虽然大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你傻小子别信以为真，那是给百姓们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咱们的皇权统治。

真正管理国家，恰恰需要的就是被罢黜的百家思想们，那个乘用那个。

儒家本来是说给别人听的，你小子咋还真信了，自己把自己给洗脑了？连这个都拎不清，将来你当了皇帝肯定会出问题的。

在《资治通鉴》中，作为大儒的司马光对汉宣帝瞎说大实话非常无奈，在后边写了一大段的“臣光曰”想要圆回来，结果我看是越描越黑。

二、自己学还是让别人学？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推崇儒家学说，是因为儒学能够教化人的观念，让人们实现自我心理上的改造，人们观念里信奉“三纲五常”，就能实现自我管理，自己约束自己遵循社会伦理规则，这是最彻底，成本最低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

外儒内法——精选推荐

外儒内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曹础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庄子学家、易经学者。

从事高等师范教育40年，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校注、庄子研究、周易研究、玄学等课程。

主要著作有《庄子浅注》、《庄子浅论》、《国学新读本·庄子》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材，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支的编写。

科研成果曾获广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第二、三等奖，1989年获广东省优秀教师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核心提示法律条文必须是公开的；对法律的判定和执行必须一致，不得厚此薄彼，也不能朝令夕改；任免官员要有统一的标准；官员的职权要分明；统治者要多方听取舆论意见……2240多年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贵族韩非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完备的学说体系。

他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

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现在也在建设法治社会，一些传统文化中的做法也会有启发作用，所以今天的话题有现实意义。

但怎样结合？靠大家思考，我是客观地多介绍韩非法治思想说了些什么。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曹础基上周六开讲香山讲坛，带来《韩非的法治思想》。

■源于“大争之世”战国时期，韩国在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

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

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思想都是时代产物。

战国时代的特点是韩非所说的…大争之世‟。

”曹础基教授说：“当时既为…战国‟，一直处于战乱，大国7个小国5个，大家都想统一中国。

大动荡的战争年代，最重要特点是变革。

“儒皮法骨道家心”——“儒、法、道”三种意识形态下的汉王朝

“儒⽪法⾻道家⼼”——“儒、法、道”三种意识形态下的汉王朝“穷则独善其⾝，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曾作为中国古代⼏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存在着，激励着⼀代⼜⼀代的中国⽂⼈⼊世，⽽儒家学派的创始⼈——孔⼦，则是“⾼⼭仰⽌，景⾏去处。

”被后世当作圣⼈的典范。

作为确⽴儒家为正统思想的汉王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汉王朝统治时期却充斥着“儒、法、道”三家的⾝影，今天我们就来浅析下，“儒、法、道”三种意识形态下的西汉王朝。

“儒、法、道”三家在汉王朝不同时期的应⽤黄⽼⽆为，与民休息在汉朝初⽴之际，百姓已遭战⽕摧残多时，各种事物百废待兴，朝廷急需调整状态，于是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就被统治者制定下来，《汉书》中记载：“孝惠⾼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俱欲⽆为，故惠帝拱⼰，⾼后⼥主制政，不出房闼，⽽天下晏然，刑罚罕⽤，民务稼穑，⾐⾷滋殖。

”⽽后⽂景⼆帝时期为缓和阶级⽭盾，仍旧延续⾼祖⽆为⽽治的治国⽅略，并且⽂景⼆帝开始⼤⼒发展农业，强调“农，天下之⼤本，务莫⼤焉。

”。

道家黄⽼学说注重节俭制奢，所谓“卑宫室⽽⾼道德，恶⾐服⽽勤仁义”，在汉朝初期统治者承继尧舜明君贤明爱民的思想，加之道家黄⽼⽆为、顺其⾃然的与民休息政策，符合当时的社会状态，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盾，极⼤的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景之治”更是为汉代中期发展新局⾯提供了必要条件。

推崇孔⽒，抑黜百家在汉武帝统治初期，汉武帝刘彻与窦太后的权⼒⾓⽃逐渐浮出⽔⾯，汉武帝依靠儒⽣⼒量对抗窦太后专权和汉代前期黄⽼⽆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为巩固统治，采取了⼀系列尊儒的政策，如设⽴五经博⼠、建⽴太学、举孝廉、建⽴博⼠学官制等等众多引儒学⼠⼦⼊世的举措。

《史记·儒林列传序》中记“⾃此以来,则公卿⼤夫⼠吏,斌斌多⽂学之⼠矣。

”说到汉代儒家就不得不谈到⼀个关键性⼈物董仲舒，他摒弃了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主义，兼收百家之长，尤其是他提出“君权神授”并且明确“君⾂之礼”的重要性，⼗分符合汉武帝理想蓝图中的统治需要，此后他所提出的“推崇孔⽒，抑黜百家”，利⽤孔⼦学说来统⼀天下的思想，就被汉武帝以及后世君王效仿执⾏。

“外儒内法”之辩正

抽象原则。在统治方法上，孔子提倡 “ 以德服人 ” 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
“ 政以德 ”主张 “ 刑罚、税敛 ”重视道德教化礼之本也 ”《语集注・为，省薄，（论为政》。正是先秦礼法并用）的作用，对 “ 教而杀”强调用 “ 君、臣、反不，君臣父思想的传承和继续发挥。父、子” 子的纲常伦理统治社会。尽管如此，子也孔韩非作为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出于荀子之其并没有摒弃 “ ” 而提出“ 主刑辅 ”强调 “ 之以门，人性有着深刻认识，发展了荀子有关 “ 恶法，德，道对并性政，之以刑，齐民免而无耻；之以德，之以礼，道齐有论 ” 的思想，为人性是绝对自私的，恶 ” 认 “ 是历史进
外儒 ” 并非 “ 儒内法 ” 而外。
【关键词】外儒内法；建社会；封情理法【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７ — ６６２１）１０４ — ５６３８１（０２０ — ０５０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 “ 儒内 “ 外以德服人 ” 。但是，Ｌ与孑子一样，子并不否定法的孟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慎罚” 思想，高呼“ 国以礼” 创立了儒家学派，为，其刑辅 ” 附会为上天 “ 阳不任阴，德不好刑 ” 《任好。（春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遵循外儒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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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历史背景与政治需要
历史背景与政治需要
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也反映了当时政
治的需要
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需要一种既能规范人民行为，又能强化思
想控制的统治策略
而外儒内法的结合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PART 5
结论
结论
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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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历代的统治者都遵循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是因为这种结合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又能够赢得民心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遵循外儒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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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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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1 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
2 法家思想的社会作用
3
外儒内法的结合
4 历史背景与政治需要
5
结论
6 外儒内法与现代社会
7
总结
PART 1
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

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虽然在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实际上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
这种治国理念的运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
PART 6
外儒内法与现代社会
外儒内法与现代社会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尽管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起源于古代中国，但其中的一些元素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作用。现代社会中，法治和道德仍然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儒家强调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法家强调的法律约束和秩序，都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外儒内法与现代社会

对外儒内法的看法

对外儒内法的看法
“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从汉代到清代长时间以来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

从历史角度来看，“外儒内法”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思想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是治国安民的根本，而法家的严刑峻法是必要的手段。

因此，在实践中，儒家思想被用于指导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而法家思想则被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惩治犯罪。

然而，“外儒内法”的思想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方面，过于强调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忽视法家思想的规范作用，容易导致人治而非法治，使得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

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法家思想的惩罚作用，忽视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则容易导致法治而无人文关怀，使得法律成为冷酷的工具。

在现代社会，“外儒内法”的思想仍然产生着影响。

一方面，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儒家思想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教化作用，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需要法家的规范作用和惩罚作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因此，“外儒内法”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外儒内法”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的价值和意义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读后感

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读后感读完汉武帝那“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就感觉汉武帝这人啊，真是个治理国家的“鬼才”。

先说这“外儒”，就像给大汉帝国穿上了一件华丽又温和的外衣。

儒家那套东西，讲什么“仁”啊，“礼”啊，听起来就让人觉得特别美好。

在朝堂上，大臣们都得遵循儒家的礼仪，一个个彬彬有礼的，这就给国家营造出一种和谐有序的氛围。

而且汉武帝大力推广儒学，让天下人都觉得，咱们这个国家是讲究道德、重视文化传承的。

这就好比是给老百姓画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大饼，大家一看，哇，咱们生活在一个这么文明有礼的国家里，心里就舒坦，也愿意拥护朝廷。

比如说办学校教儒学，这就像是在思想上给大家洗脑（当然这是比较幽默的说法啦），让大家都朝着儒家倡导的那种忠臣孝子、善良百姓的方向发展。

可这背后呢，是“内法”这个强硬的骨架在支撑着整个国家。

法家那可是讲究严格的法律制度，不讲情面的。

汉武帝用这法家的手段，来确保国家的秩序和他自己的统治权威。

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普通百姓，都得受到惩罚。

这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人都不敢轻易造次。

就好比那些贪官污吏，要是被发现，可没有什么儒家的“仁爱”来饶过你，直接按照法律办。

而且在军事、财政等方面，法家那种高效的管理手段也发挥了大作用。

比如说盐铁专卖，这就是国家用强硬的手段把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是光靠儒家那种温温柔柔的劝说，估计这些资源早就被富商大贾们瓜分了。

汉武帝这“外儒内法”的手段一使出来，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既满足了老百姓对于美好道德社会的向往，又用法律手段牢牢地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这就像一个厨师，用儒家的调料调出了美味的表象，让大家都闻着香，又用法家的食材确保了这道菜的坚实内核，吃起来有嚼劲。

不过呢，这也有一些小问题。

有时候这“外儒内法”搞得太复杂了，下面的人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时候该讲“仁”，什么时候该严格执法呢？但不管怎么说，汉武帝靠着这一手，让大汉帝国走向了鼎盛，还是很厉害的，这手段就像一个独特的配方，调配出了一个强大的汉朝。

外儒内法的例子

外儒内法的例子
1. 你看那教育孩子，表面上说着要仁爱，要讲道理，但孩子犯错时，该严格管教还是得严格管教，这不就是外儒内法嘛。

就像平时对孩子笑嘻嘻，犯错时立马严肃起来。

2. 在公司里，领导对外总是宣扬团结协作、人文关怀这些儒的一面，可到了执行规章制度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该罚就罚，这和外儒内法不是一样一样的啊！好比表面温和，实则很有原则。

3. 咱中国人的社交礼仪啊，嘴上说着要客气要礼貌，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该争取时绝对不手软，这可不就是外儒内法的典型么！就如同微笑着博弈一样。

4. 想想看古代那些帝王，满口的仁义道德，宣扬儒家那套，但治理国家靠的还是各种律法来约束，这难道不是外儒内法的体现？简直就是明着一套暗着一套嘛！
5. 家庭里面也是啊，父母要求孩子要善良要懂事，可一旦孩子调皮捣蛋了，肯定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难道不是外儒内法么？这就像是有温柔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

6. 学校的老师平时总是教导学生要友爱同学，这是儒的表现吧，但对于违反纪律的学生，也会按照校规进行处理，这不就是外儒内法的实际运用嘛！就像糖衣里面包着规则。

7. 社会上倡导文明和谐，这很儒家吧，但对于违法犯罪行为也有严格的法律制裁，不正是外儒内法在大环境中的体现吗？好比阳光背后也有阴影的存在。

8. 人际关系中，我们会对人友好和善，可当有人侵犯我们时，我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和外儒内法多契合啊！就像是披着柔软外衣的战士。

我觉得外儒内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既能让我们保持良好的道德规范，又能让社会有秩序地运转。

企业管理应外儒内法

企业管理应外儒内法张宏波外儒内法其实是古代政治家留给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宝贵的思想理论体系，其要求企业文化管理与制度管理的完美结合。

在与许多企业家的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在企业管理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企业管理的关键基调，往高深里说，就是本企业的基本管理哲学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基本答案，一是通过企业文化来吸引人、管理人、留住人；二是通过严格的制度来构建规范化的企业管理体系，使企业管理拥有正规的发展壮大渠道。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是都不全面，如果将两者有效结合，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如果借鉴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就可以归纳为“外儒内法、王霸杂之”。

其中“儒”和“王”在企业管理中代表着企业文化，而“法”和“霸”则代表着企业的制度化体系建设。

自从汉朝武帝时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中的地位，成为国家的统治哲学以后，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一直遵循着“仁、义、礼、孝、信”的治国哲学，这也是儒家的核心理论思想体系，以这种核心思想来治国体现出天下一家的哲学基础，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哲学理论思想使国家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仅仅利用儒家思想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根基旺盛。

为了让国家处于正常的体系运转之下，治国名臣们提出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

其基本核心思想就是在对臣民的思想教化上强调儒家思想，在内部运行上强调通过法治来强制儒家思想得到推行，其中春秋战国时的法家思想一直成为治国的主要基础。

“内法”的思想讲求通过明赏罚、重奖惩来规范臣民的行为，撕去温情脉脉的面纱，只求实际治国效果。

战国时秦国的崛起正是利用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才得以雄霸诸侯，统一天下。

应该说，这种赏罚分明的做法是与目前企业中流行的制度化管理所完全契合的，通过制定完备的制度体系，明确规定奖惩措施，从而达到企业运行的规范化，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完成，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境界。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仅仅使用制度化管理的手段，而忽略了企业中温情的一面，往往使企业变得冷漠而缺少人情，人心涣散而无归属认同感，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缺乏，一遇诱惑容易违经叛道，丝毫不会考虑企业的利益与损失。

外儒内道的例子

范例一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王者配天，谓其道。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若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

这中间不无道家的影子。

但秦因道而亡，所以道家便成为当时的忌讳。

因而外示儒家，内施道家。

实际上，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中的依道听讼，依道刑人，便是先秦道家一断于道思想的发展，只是此时却已成为了儒家之术。

董仲舒对于道的改造，还在于由先秦时期单纯的用道或刑罚进行统治，变为礼道并用，德主刑辅。

首先必须实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罚。

即所谓前德而后刑，先教而后诛。

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形势相适应：虽重刑而不用其极。

因此在起用后极大的增强了汉中央集权的统治。

这也外儒内道的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历史上，都出现了酷吏，汉有张汤、阳球、江充，唐有来俊臣、周兴。

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道家思想在统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说儒家思想为适应其治国的需要，将道家思想包融其中。

所从说，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是儒是外表现象，其内在仍是道家。

范例二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元帝）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

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

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

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

我的育人之道外儒内法剂之以道

我的育人之道外儒内法剂之以道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政治的趋势不外乎“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

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

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则以顺乎自然，“无为而治”。

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如此的成效；在动荡终止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休养生息，以复原和进展生产；当国家稳固，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后，不能再实行严刑酷法，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外儒内法，剂之以道”是古代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理想、最成功的理念，古为今用，我们在班级治理工作中也能够借鉴这一理念，给予“儒”、“法”、“道”新的内涵，来提高我们的教育治理水平。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让我对此体会深刻，下面谈谈我的一孔之见。

一、“乱世”用重典，以“法”治班刚刚步入高一的新生，在学习、纪律、生活等各方面，还残留着初中时期许多不良适应，治理难度大，这确实是所指的“乱世”，“法”指的是学校、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

作为起始年级，让每个学生养成各方面良好的适应，这是形成良好班风、学风的前提，为此，从学生入校的第一天起，我就让他们尽快熟悉校纪校规，并着手制定班级班规，使学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熟悉了校纪班规后，全体同学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要求规范好自己的行为，若有违反，必须给予严肃的批判，该处分的要坚决处分，以教育本人，警告他人。

让全体同学明白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不要因顾及班级荣誉而姑息迁就，不然，会阻碍到整个班级的风气，前面所做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

因此，“乱世”须用重典，突出一个“严”字。

班主任应担当好“严父”这一角色。

2021年下期，我班学生胡又元刚进入高中，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上课不用心，晚自习喜爱讲小话、看小说，行为适应极差，学习成绩只退不进，在班上造成不良阻碍。

我找了他第一次谈心，可没有多大的变化。

从外儒内法到王霸杂用

从"外儒内法"到"王霸杂用"从"外儒内法"到"王霸杂用"【从“酷吏”到“循吏”】《汉书》中分别有《循吏传》和《酷吏传》，前者记载的是清正廉洁、造福一方官员之生平，后者讲述的是作风刻薄、执法严酷官吏的事迹。

我们细心阅读就会发现，酷吏多出自汉武帝一朝，而循吏则多出自汉宣帝一朝。

这并非偶然，而是与武帝朝与宣帝朝不同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的。

汉武帝执政，基本思路是“外儒内法”――一面穷兵黩武，开疆辟土，一面盘剥百姓，搜刮钱财。

这样的执政理念之下，酷吏往往更对汉武帝的口味。

汉宣帝的执政理念是“王霸杂用”，即以儒家轻徭薄赋的宽仁之政对待百姓，以法家严厉的督责之术约束官吏。

王霸杂用的治国理念之下，清正廉洁的官吏当然大受欢迎，所以宣帝一朝循吏众多。

不妨举例来说明汉武帝与汉宣帝在任用官吏上的不同特点。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130年，汉武帝让张汤和赵禹两人一块制定律令，务求严酷，两人就制定了“见知法”，让官员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检举揭发，汉朝执法严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张汤和赵禹均名列《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知道汉武帝喜好儒术，就拜大儒董仲舒、公孙弘学习，竭力做出“与上同好”的架势，并以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他当廷尉时，断案治狱以善于揣测上意著称，断案前“先要准确领会皇上意图”，若皇上讨厌此人，张汤就会极力用法条给此人罗织罪名，将无罪说成有罪，轻罪变成重罪；若皇上想放此人一马，张汤也能从法条中找出依据，以助其开脱罪责。

按说，这种做法根本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上意为转移”，是执法者的大忌。

可汉武帝却因张汤办案称意而格外赏识他。

赵禹出身刀笔吏，后迁为御史，“务为严峻”，也得到了汉武帝的提拔。

张汤、赵禹之后，汉武帝时期的酷吏还有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等，这些人均执法严酷，善于杀人立威。

比如，王温舒在河内郡主持“打黑”之时，以连坐之法逮捕豪强，一次就抓捕一千余家，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杀人之多，“至流血十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