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江介绍

民国时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境内先后分别设置干崖和盏达弹压委员、行政委员，随后设盈江设治区和莲山设治区，40年代中期两设治区设置国民党区党部。但是，由于地缘、人缘及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 “改土归流”政策并未得到彻底实施，地方行政实权仍集中在土司衙门，形成“土流并存”局面。在整个民国时期，土官、流官争权夺利，互相攻讦，采取各种手段增强各自势力，搅得地方无一宁日。土司衙门、设治局多头盘剥，层层加码，苛捐、杂税、摊派多如牛毛，各族民众苦不堪言。直至盈江、莲山“和平解放”，才宣告了旧政权的结束，经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才最终从根本上废除了历经三个时代时间长达500余年的土司制度，各族人民真正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解放。
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盈江、莲山地区，两地和平解放。从此，本地区进人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初期，成功地团结了民族上层和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充分发动各个民族的群众，清匪反特，进行对敌斗争，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50年代中期，根据各个民族的发展差异，分别采取和平协商、缓冲等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景颇族居住的山区则采取“直接过渡”的办法完成民主革命。随之通过农村合作化和城镇工商业改造等运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各个民族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生产关系的变更，促进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各族群众极积性空前高涨，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60年代中期开始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一度破坏了边疆的安定团结，全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速度超过解放以来任何时期，盈江的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至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到35744万元，国民生产总值22545万元，国民收入20112万元，人均国民收入860元，工农业总产值14393万元，财政收入达到2054．3万元。
县内较大的河流43条，分属大盈江水系、羯羊河水系、勐戛河水系和龙江水系，均为伊洛瓦底江上游支流。年自产水量67．03亿立方米，加之邻县流入水量，共达104．35亿立平方米，平均每亩地域占有水量1613．4立方米。水能蕴藏量214．8万千瓦，占德宏州蕴藏总量的59．3％。河流大多属于山区型，落差大而集中，上游植被较好，丰枯季节流量稳定，有利于高水头电站开发。主要矿藏：锡、钨、铅、锌、银、锰，分布于县境东部和东北部。县城西北方蕴藏两大黄铁矿体，储量10万吨以上。沙金和原生金矿分布于铜壁关、昔马那邦一带。硅矿分布于卡场等地区。玛瑙、云母、绿柱石、大理石等遍布于西北部的卡场、勐弄和苏典等广大区域。
盈江地区古代是滇缅通商要道，明、清时期与缅甸的贸易交往尤其密切。清光绪二十年 (1894)中英《滇缅通商条约》签定以后，曾一度成为滇缅最繁荣的商道，英国领事机构、海关机构相继在境内建立，电报局北连腾冲、大理、昆明，南接缅甸的八莫、曼德勒、仰光。从腾冲至缅甸八莫的商道上客商马帮络绎不绝，沿途的旧城街、太平街、芒允街、小辛街、弄璋街、芒线街店铺马栈林立，商贸十分发达。经这条商道出口的商品销及缅北、印度大部分地区，进口的商品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然而，在民国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除“腾八商道”沿线集镇外，其余地区特别是山区商贸活动并不发达，仅有少量的行商小贩走村串寨叫卖，固定的商品经营网点很少，物资匮乏，商品奇缺。各少数民族自耕自食，商品经济意识极其淡薄。解放后国家派来贸易组，1952年建立起7个国营和供销商业点。至1990年全县各类商业网点发展到1 304个，每万人拥有55．8个。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0601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达3292．6万元。8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边境贸易重新崛起，成为盈江经济主体之一。至90年代初期，交通、通讯等口岸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口岸公路网络以县城为辐辏点，分别经芒允、那邦、昔马、卡场、苏典、支那通向边境，形成向西、西北和西南对外扇形伸展的开放格局。其中：经芒允红蚌河出境的公路基本沿大盈江而下直通八莫，是古商道走向；经铜壁关从那邦出境的公路与缅甸“史迪威公路”连接，北上可达密支那，南下可达八莫。盈江县的程控电话进入国内和国际长途直拨网。移动式电话亦已开通，通讯条件大为改观。
土地资源丰富，人均土地达26亩，人均耕地近2亩。土壤类型多样，有红壤、赤红壤、砖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亚高山灌丛草甸土、草甸土、水稻土等土类。全县小于25*的坡地478．3万亩，占总面积的73．4％。海拔1400米以下的热区241．9万亩，占37．4％。大盈江干支附近的广大区域是水稻、豆类、薯类、甘蔗、油料、烤烟主产区，山脚坝尾的坡地、台地及河谷热区适宜大量种植茶、水果、橡胶、胡椒、咖啡等。山区森林覆盖率为43％，多为阔叶杂木林，以栎类、栲树、木荷、木莲、楠木、桦木、杞木、椿木为主，北部和西部山区有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物资源呈垂直地带分布，已查明的高等植物近干种，其中高大乔木有80科376种。八宝树、龙脑香、云南石梓、腊肠树、娑罗双、团花、高大含笑、鱼尾葵等为珍贵树种，树蕨、苏铁、鹿角蕨等珍稀植物被称为“植物活化石”，西南部的大片热带雨林中仍有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态群落。野生植物种目纷繁，已查明的兽类有10目27科57种，鸟类18目51科335种，鱼类6目15科63种，两栖类7科19种，爬行类12科33种，昆虫类15目107科400余种。蜂猴、白眉长臂猿、印度支那虎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云豹、水鹿、猕猴、蟒蛇、绿孔雀、原鸡、冠斑犀鸟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南药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大娘山山系野生药材尤其丰富，俗称“一屁股坐下就有三棵药”。
农业发展极为显著，商品粮从60年代开始即销及省内外20余个县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虽然每年局部地区遭受到不同程度自然灾害，但从1980年起粮食连续11年获得丰产。农业内部结构于80年代基本形成“粮蔗并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发挥热区优势，合理开发热区资源”的总体布局，1980年以后，盈江县先后被列为云南省商品粮基地县、油料基地县、荔枝基地县、滇西南农业综合开发县、“八五计划”第一批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113 835吨，甘蔗340000吨，油料1 585．8吨，茶叶6150吨，烟叶38．8吨，橡胶(干胶)339吨，水果16480吨，咖啡、胡椒、砂仁、草果亦有较大发展。全县农业总产值847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8．9％。农村经济总收入18698万元，农民人均总收入869元，纯收入692元。解放以前，盈江仅有少数个体手工业。1953年创办民族织染厂，生产少数民族传统用布。50年代中期以后，农具、五金、造纸、印刷、缝纫、制革、粮油加工、建筑、电力、酿酒等工业企业相继建立。此后，新企业不断涌现，老企业不断改造优化，新产品不断得到开发。至80年代末期，制糖业已经发展为支柱产业，建材、酿酒、制革、食品加工、珠宝玉器加工已经形成优势，部分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品种多门类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基本形成。1990年工业产值5 91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1％。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81．07％，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占13．49％，个体工业产值占5．44％。轻重工业产值比例84：16。主要产品产量，蔗糖25 318吨，精制茶317吨，饮料酒967吨，酒精1923吨，水泥8151吨，发电量7230万度。
盈江地区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且有盛极一时的滇缅商道从境域内通过，然而，在民国及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傣族居住的坝区基本属于封建领主经济形态，少部分地区开始向封建经济过渡。景颇族、傈僳族散居于山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严峻，刀耕火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基本还徘徊于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态。而旧城街、太平街、芒允街、弄璋街、昔马等汉族聚居的街镇，则属于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土地大量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只占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民国时期旧城、太平少数地主富绅肥田连片，既出租土地，又经营商业，其经济势力可以与土司相抗衡。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矛盾愈来愈大，斗争愈演愈剧烈，民国13年发生的“干崖大兵灾”，就是两种经济形态冲突的集中表现。由于各个民族发展不平衡，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本地区虽资源丰富、平畴沃野，“种一可食三”，但民众并不富裕，特别是山区的景颇族、傈僳族仍长期处于极端贫困之中。
盈江县幅员辽阔，县境总面积4429平方公里，占德宏州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明、清时期为干崖土司、盏达土司及盏西土目司辖区。民国时建盈江、莲山设治区。解放后设盈江、莲山两县，1958年合并为盈江县。2005年行政区划分15个乡镇，辖99个行政村，共1157个村民小组。世居少数民族为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和德昂族等，占总人口的59．7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4．6人。

大盈江哺育了两岸各族人民，但大盈江的水患亦是长期困挠人们的主要自然灾害，尤其自清代道光年间浑水沟泥石流暴发以后，大量泥砂倾泻江中，江道淤填洪水泛滥，给两岸造成巨大损失。大盈江一般洪涝每隔3-4年发生一次，特大洪涝15～18年发生一次。一个多世纪以来，与水患搏斗成为盈江人民一项代价昂贵的艰苦斗争，治理大盈江亦成为衡量评价一个政权政绩的主要标准之盈江地区西汉时期属于益州郡的“滇越”部分，东汉、蜀汉、两晋属于永昌郡哀牢辖地。南朝时期，今旧城一带设西城县，隶属永昌郡。唐初隶属于腾越软化府，天宝年间改设押西城。宋代(大理)则属于腾冲府乞兰部。元代以前，这一地区互不统属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以向中央朝廷进贡方物决定臣属关系。元王朝建立以后，就地分封部落酋长，让其世袭统治本族人民，初步形成了早期的土司制度。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本地区干崖土司、盏达土司、盏西土目司以及户撒土司分而治之的格局。景颇族山官、傈僳族、德昂族寨头寨主，汉族街镇的绅首，均隶属于傣族土司统辖，土司实际上成为本地区被封建朝廷认可、掌握辖区内军政大权的最高世袭统治者。各个土司之间互不统属，虽为姻亲，但各自为政，且辖区犬牙交错，土地相互插花，彼此钳制。明、清时期的土司辖区幅员十分辽阔，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缅甸后，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沿边各土司及各族民众与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中英划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大片国土丧失，土司辖区日渐内缩。干崖、盏达土司及盏西土目司自建置以来的数百余年时间中，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族目之间、土司与属官之间，兼并土地争权夺位的斗争绵延不绝，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极大地破坏了本来就很低下的生产力。同时，历任土司及其族目、属官为了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官租、苛税、劳役、摊派等方式，大肆盘剥辖区内的各族民众，并建立了“三班六房”、土司武装等一整套统治工具，以维护其世袭的统治地位，民众稍有反抗即遭到残酷的镇压，甚至贿请朝廷军队镇压本民族民众的反抗。然而，以历史的观点看，土司制度亦曾起着凝聚民族、稳定边地、巩卫边圉的积极作用，在与中央朝廷频繁交往的过程中，亦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