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
八十年代：“新启蒙”背景下的苦难叙事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革结束后的“新启蒙”运动①，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变革的文学也成为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新和思想解放紧密交融的盛况。
作为对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的反叛，80年代小说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情节设置来诠释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宣扬宏大的社会理想，而是以个体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关切对象，从“人民的文学”转向了“人的文学”。
且不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公开为“人”和文学应该写人正名，古华的《芙蓉镇》、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河的子孙》、陆文夫的《美食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郑义的《远村》等作品，主人公多是被侮辱被损害者，有的是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如《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在历史新时期，他们都是被看作“人”而进入文学画廊的，他们的辛酸故事都浸泡在作家的人道主义同情里。
因此，无论从叙事对象还是叙事主体来看，80年代的苦难叙事都带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
这种人道主义属性，明显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苦难叙事自然地具有启蒙主义精神。
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和认同，它的潜话语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
但是，以个体的人为叙述对象，并不等于就有了个体意识。
个体意识也是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可以是对象主体的，但首先必须是创作主体的。
只有具备主体意识，苦难叙事才能成为启蒙叙事。
80年代书写苦难的作家，无论是复出的作家，还是新进作家，莫不是从被称为浩劫的“文革”中走过来，相当一部分人还经历过更多次数的地震般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身上落满了历史的尘埃，直至“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也还有人惊魂未定，并不是每个人都从精神上摆脱了因袭的重负。
正因为这样，抚摸伤痕，展示苦难，是对非人历史的控诉与批判，它宣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生存权利的确认，但也有的只是出于认同他者的需求。
浅谈曹文轩儿童文学的苦难叙事与温情体现
浅谈曹文轩儿童文学的苦难叙事与温情体现曹文轩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故事总是发生于田野上，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乡土之上，个体或集体的苦难时常降临，这些苦难或大或小，但总是为原野上的人带来无尽悲痛，但是苦难背后，也从不缺乏希望的力量和温情的传递。
本篇文章将以《青铜葵花》为例，探究曹文轩作品中的“苦难”文学。
标签：曹文轩;儿童文学;成长;苦难;温情在市面的儿童读物中，不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些会营造出完美的世界，留给孩子对世界童话般幻想的空间，培养他们发现真、善、美的眼睛。
而有些文学作品，现实的苦难被毫无掩饰的投入其中，也另有它的魅力和意义所在，如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就以“苦难”为切入点，为新时代生活优渥的小读者们开拓了眼界。
本文就将以《青铜葵花》为例，走进曹文轩苦难与温情交织的世界。
在曹文轩的笔下，位于乡土上的少年们，奔跑着，跳跃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是曹文轩的细腻呈现，用唯美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故事发生的地方。
这样美丽的地方，就像上面所说，也没有不包括苦难。
他的儿童文学世界，是贴近现实的，也是与往事有着巨大关系的。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个愿意进行经典化写作的作家来说，记忆力可能是一种比想象力更宝贵的品质。
”曹文轩出生在江苏盐城的农村，稻香渡、油麻地，其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和环境都来自于他记忆中的故乡。
从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水，是很重要的意象，也与其家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曾在《童年》中写道：“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
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顺其自然，水，也成了曹文轩用来渲染气氛的得力助手，更是作为一种隐喻的象征，传达着作者所感悟的人生哲理和对美的追求。
曹文轩笔下的少年们，是成长的。
成长历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免遇到一些挫折，一些苦难，这些少年面对袭来的苦难，没有逃离，没有将自己裹挟在壳里，拒绝再与世界交谈。
读书心得——莫言《檀香刑》的苦难叙事研究
读书心得——莫言《檀香刑》的苦难叙事研究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存在形态，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苦难叙事通过文学话语阐述对生活的情感体验。
文学和苦难总是有着不解之缘，苦难叙事不是一味地倾诉苦难，而是在苦难的诉说中给予肉体和灵魂的慰藉。
《檀香刑》以苦难叙事为创作基调，文本通过多元化叙事视角、映衬手法以及拟声化语言，诠释出苦难叙事所蕴含的抗争姿态。
一、酷刑下的身体创伤和精神悲痛莫言善于描写人生苦难，《檀香刑》中表现为对酷刑的展示，作品涉及到种类繁多的刑罚：腰斩、凌迟、五马分尸、大卸八块、阎王闩……莫言在开卷以颇具讽刺的笔锋写道：“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这就是中国的艺术。
”《檀香刑》通过描写残忍至极的刑罚来展露人类身体所承受的痛苦。
《檀香刑》详细描述了三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酷刑，分别是阎王闩刑、凌迟和檀香刑，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三种酷刑对人类身体的摧残。
“铁箍子煞进脑壳”“头被勒成葫芦”“脑骨碎了”“脑浆子和血沫子渗出来”等细节的凸显暴露了阎王闩刑的残忍与暴虐，文本以动态化的审视再现了刑罚的恐怖。
凌迟这一酷刑是通过周围看客的反映来加以描绘的，围观这场面的人有的昏倒、有的跌倒在地，恐惧的场景不仅演示了刑罚的技艺，更展现出人类设计出这种惊悚酷刑来残忍虐待同族的可悲之处。
相比凌迟而言，本书的重点酷刑——檀香刑在细节方面更是考究非凡。
一截檀木是必备的用具，需要在热油中煮一天一夜，浸油是为了防止受刑者在行刑时被木头吸干血而提前死去。
行刑时檀木需要从谷道处进入，贯穿整个身体，在刑犯的五脏六腑之间穿过，最终从肩膀处“钉”了出来，这要求实施檀香刑的刽子手要准确把握力度，既让受刑者痛苦万分，但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酷刑展现出人类的凶残，苦难的体验透过文本话语符号的渲染得以淋漓尽致。
《檀香刑》中的酷刑彰显为身体所受到的惩罚，酷刑描述之详细、手段之残忍，使得文本充斥着沉闷压抑的氛围。
受刑者遭受的苦难不仅展示了刑罚带给身体的创伤和煎熬，更讽刺了人类的相互残害，体现了莫言对人类残虐同族的抨击。
莫言母亲范文
莫言母亲范文母亲：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
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
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
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
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
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
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其中一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
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
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
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
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
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
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
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
苦难的乡村叙事
苦难的乡村叙事作者：王刚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2年第12期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乡村苦难人性视角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
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
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
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
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
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凌辱的儿童是悲惨的。
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
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
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
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
当下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
来源 ，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现 实主
义 的来 源”②。概 言 之 ，金钱 成 为 乡土农 民遭受种 种苦难 的根源
景 ，既有 现 代化 语 境下 城 ／ 乡二
元对 立模式 中城 市文 明对 乡村文
人 的物质 生活条件 。而在极端封
闭与落后 的乡村 ，受 活人获取金
一
直是作 为一个他者 被幻想 、被
但是 ，如果 阎连科及其他 乡 土小 说家们仅仅停 留于展示 乡土 世界 无穷无尽 的苦 难经验 ，他 们 的创 作就只是一种 感性化 的 、表 象化 的情感宣 泄 ，他们 的创 作能
震慑 人心 的正是 其在冰冷文 字表 面下 汹涌潜流 的人道主义关 怀和 知识 分子 的良心。乡土小说 作家 们 大多具有一 种积极人世 的干预
９ 年 代 以来 的 乡 土小 说 对 ０
在 饱经苦难 的挣扎之后 重新 回归
乡土。
合理标 准。至此 ，金 钱 “ 产生 了
一
“ 普遍 的与我 们共 同的对 于命 运 的挣扎 ”后 的苦难进 行 了淋 漓尽 致 的书写 ，其 中对 苦难 的极端 化
书写 成为一种潮 流。这一潮 流 的
以知 识分 子的社会 良知与责任感表 达 了对 乡村苦难 的体 恤情 怀和 承担意愿 ；在 表现 自 然或 人为环境对 乡村
及农 民的生存挤压 与压榨 中， 乡土小说 家们 又表现 了对苦难具体 情境 的极 致刻画 ，但在狂 乱恣肆 的书写 中
又 导致 了苦难本质 的虚无 。 蚀与异化 ，也有环境 对农
民生 存的挤压 。在农 民或被 动或
钱 的唯一 资本 只有 他 们 的身体 。 自现代 化以来 ，中国农 村及农 民
中国人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以余华小说为例
中国人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以余华小说为例闫咚婉山西大学文学院摘要：苦难的身体叙事是沉浸在中国人骨血中的身体传统，在身体自由与思想自由二者的嫁接过程中，蕴化在生活中的苦难逐渐实现了身体的激情展演。
使得苦难的身体意识逐渐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认知，尤其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了一种以身体激情为载体的阅读体验。
余华的作品中充斥着“苦难”与“身体”两种叙事维度，将中国人群体式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群体式；苦难叙事；身体激情苦难的身体叙事是中国人在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中的群体式生存体验。
回溯中国悠长的历史岁月，无论是三座大山给予人民沉重的社会集体苦难，还是家庭重压、生活重担给予个体的私语苦难，亦或是思想沉闷、精神禁锢带来的个人心灵苦难……这些都成为中国人苦难的身体记忆。
而这些记忆依靠身体叙事呈现在文学文本中，成为了一种记录时代、记录生活相的文化符号，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性认知。
正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作品中，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描写，在利用苦难叙事展演身体激情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那种挣扎的生存绝望与希望。
那些在压迫与冲突、灭亡与希望中来回扭曲的可怜的人们却从不妥协，余华用缓缓的人物悲剧式的语调展现出中国人逐渐走向光明的黑暗前夜的希望。
苦难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本质，是始于人类身体而归于人类身体的原质性话语。
承受苦难是身体的必然选择，在与苦难的抗争中去完成人类的伟大使命——生存。
余华的作品中，身体与生存始终是其关注的重要话题。
基于中国社会的真实镜像，余华并没有以思想的困顿作为其作品的切入点，但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人的思想。
余华只是将思想的载体——身体，作为其关注的重心，集中全力去关注人的身体的困顿，身体的饥饿、生存的延续是余华关注人类苦难最渺小却也是最宏大的视角。
他以冷峻的目光，炽热的笔调描摹尽了世间百态。
一、“暖而不幸”的小人物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有温度的血液作为身体的代名词被贱卖，象征着生命的鄙陋和生存的无情，却也温情脉脉地用血液传达出一个小人物对家庭的责任和爱。
文献综述整理
许三观卖血记小说背景50-70年代余弦重复的诗学——评许三观卖血记1996叙事重复主题重复本文为主题重复许三观的一生卖了九次血首尾两次不太明确目的的卖血行为使许三观的一生呈封闭式结构其余的卖血行为均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首位两次的卖血也稍微淡化了其生命的悲剧性除了主题卖血的重复小说中还存在次主题的重复一乐名字卖血前喝水以及卖血后喝黄酒吃猪肝这种带有戏谑性的情节淡化了小说中的悲剧性使小说带有了一些喜剧性色彩经过作者的设计小说以团圆欢乐结尾使得卖血的苦难被控制在能被接受的范围成为了高尚的作品论者在欣赏余华的叙事技巧的同时又意识到作者采用的主题重复技巧与作品的高尚似乎不协调，提出了余华小说存在故事情节模式化的缺点,甚至认为许三观是活着的重复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2000年主题转型-—“人”的复活和民间的发现1、人与生活的复活塑造了许三观这一典型形象,并通过卖血的情节不断深化人物形象淡化时代氛围和生活语境但又在故事的讲述中渗透着时代大氛围，对“历史场景"的悬置能够深入的思考人的生存本质。
对时代荒唐事并不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报以宽容理解的态度，体现出生活的感性力量,消解了意识形态叙事。
2、民间的发现与重塑故事发生在一个民间的村庄，先锋作家余华此时抛弃了作家主体化叙事，采用民间叙事手法，作者充当一位聆听者艺术转型返朴归真简朴素雅的艺术追求暴露叙事——隐藏叙事群口话语方式,营造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推动情节发展语言的多重功能重复叙事对余华的意义体现先锋作家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的转型，对简单朴素的回归，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最有力的证明.是余华自觉的选择，写出了高尚的作品李林荣生命抵押幸福的寓言故事2001通过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分析,认为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民间寓言故事，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着许三观卖血度过人生的每一道难关，许三观的12次是小说的主主体，而大的时代背景被淡化和搁置，处于次要位置，小说通过卖血的故事揭示许三观的生存哲理以及人生观，他以自己身体健壮能够卖血使全家度过难关而感到自豪,同时又相信因果报应，多行善事，愿意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
真实的“起点”与“归宿”--以《受活》和《炸裂志》为例看阎连科小说的民间叙事
真实的“起点”与“归宿”———以《受活》和《炸裂志》为例看阎连科小说的民间叙事刘子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摘要:阎连科的作品充满了荒诞、玄幻、奇谲的叙事,在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招致了批评界的广泛热议。
阎连科“神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形成,与其农村生活的经历、民间文化的滋养息息相关。
《受活》和《炸裂志》这两部长篇小说充满了民间经验、民间文化的因子。
民间真实是阎连科小说的起点和归宿。
关键词:阎连科;《受活》;《炸裂志》;民间叙事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726(2021)04-0038-04自1997年中篇小说《年月日》出版,阎连科这位大器晚成的多产作家开始走红于文坛。
从《日光流年》到《受活》,再到《炸裂志》,阎连科高举“神实主义”的大旗纵横文坛,同时也成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无论是早期朴素现实的“瑶沟系列”,还是后来充满奇谲荒诞的“耙耧系列”,农村生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民间故事、民间信仰、民间生活都是阎连科创作的重要养料。
民间不仅成为阎连科的创作域场,为其提供无尽的写作资源,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思维、民间故事中的某些特点,以及阎连科在农村的个人经历,都令阎连科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突破口,逐渐找到属于自己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三条道路”。
民间文化的滋养使阎连科对“真实”有着别样的理解。
阎连科本人对“神实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灵神(包括民间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现实内部关系与人的灵魂)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
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
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1]206。
苦海中的泅渡者——方方小说中的苦难叙事
而同样遭受甚至遭受了更多战争苦难的中国，却长期因为主流政策的控制 在战争的废墟上“引吭高歌”，贫困的生活因为政治的光环得到美化，苦难的人 生因为理想的关照而变得悲壮。旧社会的一切苦难都是阶级剥削或者黑暗政治
论中国当代灾难文学创伤叙事的情感表达——以《云中记》《余震》《花冠病毒》为中心
现象解读创伤叙事包括历史、文学、影视等多种表达形式，它是个体或集体对战争、疾病、贫穷、灾难、家庭暴力等的承受和记忆，作为一种表现个体或民族心理、情感创伤的叙述，具有强烈的生命抒写和崇高的悲剧美学特征。
感觉是心理的来源与基础，灾难袭击时所造成的一个短暂、迅速、封闭的时空，切断了人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连续性，身体感官承受了外界灾难事件的深刻撞击，留下了强烈的情感记忆和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情感具有应激反应的特质，并在人的潜意识心理中长期存在。
情感表达是灾难文学叙事的核心，小说的情感表达策略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时间、空间、角度等，作者对创伤情感体验的深度、广度、个体体验的差异性，是创伤叙事的出发点，由此决定人物的性格、命运、生存方式、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笔者试图以疾病、地震等集体创伤和个人情感、心理创伤为中心，选取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张翎短篇小说集《余震》、毕淑敏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为例考察创伤叙事的情感表达策略。
一、身体经验与创伤情感的发生鲁迅小说《祥林嫂》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逢人便诉说儿子阿毛的悲惨故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婚姻、家庭的沉重打击后，再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泣不成声的祥林嫂在反复的倾诉中消磨了鲁镇人对她的同情和怜悯，这是遭遇疾病、贫穷、失去亲人的一连串不幸而引发身体上的应激反应，突出的是人物精神内核的改变以及对创伤记忆的反复表达。
创伤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都承受着身体至精神的双重苦痛，这种苦痛的情感记忆会长期伴随着人物的命运。
（一）疾病、死亡预兆与悲情《花冠病毒》第十三、十四两节叙述了女主人公罗纬芝在感染病毒之初到恶化的身体反应及对死亡预告的恐惧。
首先是身体的疼痛，“就在她准备以身相许的时刻，突然胸口一阵剧痛，一种非常特殊的从未经历过的内在之痛，从椎骨前方深处生发出来，利剑一样刺透了她的肺腑”①。
这种疼痛“仿佛一台马力强大的切割机，以锋利的刃口，螺旋着扫过她的肺叶”，还有刀绞般的腹痛、不停息的咳嗽、咳血、喘息、全身蜷缩等。
苦难叙事名词解释
苦难叙事名词解释苦难叙事是一种文学或口述方式，主要描述人类经历的困苦、痛苦或悲伤的经历。
这种叙述方式能够为读者或听者带来对人性、生命、人类历史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
苦难叙事中经常出现的名词有：1. 痛苦（Pain）：身体或心灵的不适或苦楚。
在苦难叙事中，痛苦往往是主人公的集中体现。
2. 困难（Difficulty）：困难指的是种种形式的障碍，如社会经济压力、身体残骸、心理障碍等等。
在苦难叙事中，困境往往是主人公面临的首要挑战。
3. 压力（Stress）：压力可以是体力上的工作、学习负荷，也可以是心理上的竞争、沮丧等等。
在苦难叙事中，压力常常是主人公人物性格特点的反映。
4. 疾病（Illness）：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在苦难叙事中，疾病常常是主人公的致命伤。
苦难叙事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文学传统，其背后的核心动力是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
历史上，诸如战争、天灾、人类虐待等事情的发生，导致了许多人遭受苦难。
对于这些事情的描述和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人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能够激发读者或听者的共鸣并引起深刻思考。
另外，苦难叙事也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诸如《双城记》、《格列佛游记》、《灰姑娘》等叙述方式，常常以主人公经历磨难、从苦难中成长为人的形态为主题，帮助读者或听者深刻地领悟人性和人类价值观。
总而言之，苦难叙事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它不仅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的痛苦和困难，也使得人们对人性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深刻思考。
它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苦难叙事的意义及其可能性——薛喜君小说研究
是成立的，但对食利阶层来说，所谓对生命的关 怀也许仅仅是那口头上的“ 一米阳光”。
苦难叙事的意义及其可能性—薛喜君小说研究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摘要]作家薛喜君目前的小说创作多属于“底层文学”范畴，故事素材基本来源于平民大众的凡 俗生活，体现出很强烈的现实观照和写作伦理。
客观化叙事手段使小说更具有现实冲击力，同时坚实而略 带痛感的语言彰显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
[关键词]薛喜君；苦难叙事&零度情感[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志码]A在没有获知作者性别之前，坦白地说，我一直以为小说的作者是位男性，因为这些小说表现 出来的“气质”完全没有那种女作家普遍具有 的细腻、柔情、敏感以及诗性的语言、舒缓的节 奏等特征，而是表现出一种有着深刻思想和近乎 原生态的“粗栃”语言以及毫无凝滞感的叙事 节奏，让人很“自然”地以为小说的作者是一 位男性作家，这是我阅读薛喜君小说最初的真切 感受。
当然，带给我最大触动的，还是来源于作 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切的介入感以及浓得有些化不 开的苦难意识，这点尤其能显示出作家的写作功 力，直接、尖锐并由此产生痛感，这样的写作，在所谓“小时代”意识泛滥的当下，无疑更具 有刺破昏聩、发人深省的意义。
底层人民的生活，是薛喜君小说写作最为核 心的表现内容。
无论是《炊烟袅袅》中的柳春、于奶奶，《老榆树的女人》中的常兴明、卢梨 花，还是《酒馆》中的马玉翠，《一只鸟从窗前 飞过》中的刘青芳，都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中 令人同情值得关怀的普通民众，他们是社会转型 期的底层人民生存的真实缩影，劳碌、困顿、挣 扎、抗争、隐忍、欲望、屈辱，所有这一切深深 困扰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
他们都是那种没有 任何可以凭借外在资源而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他 们是生活在灰暗与煎熬之中的“土拨鼠”，随意 抛射在人间近乎被遗忘的角落里，零落成泥，自[收稿日期]2017 -06 -20[作者简介]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82 —[文章编号]2095 -0292 (2017) 04 -0082 -03生自灭。
苦难叙事名词解析
苦难叙事名词解析苦难叙事是一种文学形式，它描述了人们在面对困境、痛苦和挫折时的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反思。
苦难叙事可以触及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并揭示出人性的种种复杂性和内在的力量。
在本文中，我将分析苦难叙事的不同方面，包括其定义、特点以及对读者和作家的影响。
1. 定义苦难叙事是一种文学形式，它突出展现人们在面对不幸和痛苦时的经历。
这些经历可以是个人的苦难，也可以是集体的苦难。
苦难叙事的目的是通过描绘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让读者对人性和生命的真实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2. 特点苦难叙事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使其在文学中独树一帜。
苦难叙事经常涉及到悲伤、痛苦和无助等消极情绪，这使得它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更具情感冲击力。
苦难叙事通常包含着突破性的变化和成长，主人公在苦难中寻找、发现并展示出自身的力量和勇气。
苦难叙事常常有着深刻的道德和伦理层面，通过对悲剧和苦难的思考，读者可以重新审视人性中的善恶之辩。
3. 对读者的影响苦难叙事对读者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可以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让读者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人公的痛苦和挫折。
这种情感共鸣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并有助于他们应对自己生活中的挑战。
苦难叙事可以激发读者的思考和反思，引导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观的思考。
苦难叙事还可以通过展示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启发读者在面对困难时坚持并不断成长。
4. 对作家的影响苦难叙事对作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苦难叙事要求作家具备深入洞察人性的能力，能够通过文字描绘出人性中的光明和黑暗。
苦难叙事要求作家具备情感表达的能力，能够通过文字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苦难叙事也对作家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提出了挑战，他们需要思考苦难叙事中的善恶之辩，并通过作品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反思。
总结：苦难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通过展现人们在面对困境、痛苦和挫折时的经历和反思，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内在力量。
它具有深深的情感冲击力，能够唤起读者内心的情感共鸣，并激发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观的思考。
《活着》叙事技巧浅析
《活着》叙事技巧浅析1000字《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以贫苦农村人民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变革和生命的价值。
其叙事技巧也是其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和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寓意深刻的寓言叙事整个小说都是围绕“活着”这个主题展开的，通过“福贵”这个角色的生命历程，让读者体会到生命中的苦难、不幸、坚韧和生命的可贵。
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寓言形式，隐喻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经验。
将福贵的人生经历强行套用在中国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是余华为实际历史写下的浪漫史诗，也是一种超现实的寓言叙事。
二、情节跌宕起伏的线性叙事小说叙事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展开福贵的生命历程，将小说的情节层层递进，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感受到故事带给自己的震撼。
整个小说叙事相当完整，结构简洁，情节连贯，没有太多的描写细节，更加注重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表达。
三、角色塑造真实的叙事小说通过一个农村人家的命运展现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其中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通过角色的塑造，让读者深入感受到这些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福贵这个角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人，经历了失去亲人、流浪、饥饿等各种磨难，但在面对逆境时，他时刻保持着乐观和信仰，体现了生命的坚韧和生命的可贵。
其他的角色也都有着鲜明的性格和生命意义，形成了一个生动的角色阵容。
四、艺术手法多样的叙事小说运用了众多的艺术手法，如人物典型性、象征手法、对比手法、用词精准、时空叙述等，让人物栩栩如生，情感丰富，艺术感染力极强。
用细腻的笔触、高超的艺术手法，让小说成为了一部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史典范的传世之作。
综上所述，余华的《活着》深入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革和人民生命的价值，采用寓言、线性、真实和多样的叙事技巧，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感人，从而使得读者对它充满敬意和思考。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导言：《活着》是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者是余华。
该小说以中国农民福贵的生命故事为背景，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苦难和变迁。
2003年，由于该小说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导演张艺谋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就《活着》的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一、叙事结构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以福贵的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展现人物的成长、遭遇和命运转折。
整个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描写扩展，力求展示时代变迁对生活的影响。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闪回和镜头的跳跃，将福贵的经历与历史事件相交融，更加深入地展示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冲击。
二、画面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对景物、人物内心活动和对话的描写帮助读者构建感性的画面。
小说中的描写往往更加细腻和深入，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视觉形象的展示，借助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摄影的技巧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体验。
电影所呈现的画面更加直观、生动，能够更好地打动人的心灵。
三、角色刻画小说《活着》通过对福贵以及周围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各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和个性特征。
小说通过对福贵内心活动的描写，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引导来塑造角色形象。
电影往往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音效，更加直观地展示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四、节奏与氛围小说《活着》以行文简洁、紧凑的风格为特点，通过章节的划分和叙述的抑扬顿挫来调节节奏感，营造出不同情节下的氛围。
小说中往往以福贵回顾过去为主线，穿插回忆和现实的描写，使读者同时感受到福贵的人生历程和内心感受。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镜头语言和音效来调节节奏感和氛围。
电影中的画面切换和音效的运用可以更好地表现时间变迁的流畅和压迫感，营造出观众更为直接的观影体验。
中国人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
中国人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作者：闫咚婉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11期摘要：苦难的身体叙事是沉浸在中国人骨血中的身体传统，在身体自由与思想自由二者的嫁接过程中，蕴化在生活中的苦难逐渐实现了身体的激情展演。
使得苦难的身体意识逐渐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命认知，尤其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了一种以身体激情为载体的阅读体验。
余华的作品中充斥着“苦难”与“身体”两种叙事维度，将中国人群体式的苦难叙事与身体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群体式;苦难叙事;身体激情苦难的身体叙事是中国人在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中的群体式生存体验。
回溯中国悠长的历史岁月，无论是三座大山给予人民沉重的社会集体苦难，还是家庭重压、生活重担给予个体的私语苦难，亦或是思想沉闷、精神禁锢带来的个人心灵苦难……这些都成为中国人苦难的身体记忆。
而这些记忆依靠身体叙事呈现在文学文本中，成为了一种记录时代、记录生活相的文化符号，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性认知。
正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作品中，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描写，在利用苦难叙事展演身体激情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那种挣扎的生存绝望与希望。
那些在压迫与冲突、灭亡与希望中来回扭曲的可怜的人们却从不妥协，余华用缓缓的人物悲剧式的语调展现出中国人逐渐走向光明的黑暗前夜的希望。
苦难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本质，是始于人类身体而归于人类身体的原质性话语。
承受苦难是身体的必然选择，在与苦难的抗争中去完成人类的伟大使命——生存。
余华的作品中，身体与生存始终是其关注的重要话题。
基于中国社会的真实镜像，余华并没有以思想的困顿作为其作品的切入点，但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人的思想。
余华只是将思想的载体——身体，作为其关注的重心，集中全力去关注人的身体的困顿，身体的饥饿、生存的延续是余华关注人类苦难最渺小却也是最宏大的视角。
他以冷峻的目光，炽热的笔调描摹尽了世间百态。
一、“暖而不幸”的小人物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有温度的血液作为身体的代名词被贱卖，象征着生命的鄙陋和生存的无情，却也温情脉脉地用血液传达出一个小人物对家庭的责任和爱。
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
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
王达敏
【期刊名称】《文艺理论研究》
【年(卷),期】2005()2
【摘要】《许三观卖血记》堪称当代杰作 ,但对其批评存在极大的分歧。
本文着重论述作者的原意阐释、有代表性的四种肯定性批评和两种否定性批评 ,并在批评之批评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 ,其苦难叙事具有形而下的生命哲学的韵味 ,最终通向伦理人道主义。
其最大的病症是庸俗低劣而又消极的世俗性描写。
【总页数】8页(P54-61)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苦难叙事;性描写;当代;批评;人物;民间;存在;否定性;生命哲学
【作者】王达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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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态”时空下的“苦难”叙事——论《中国文艺》的“写实小说”
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人实施严苛的文化统制，但为了转移民众的政治视线，也鼓励文学创作，以期为建设“大东亚文化共荣圈”提供相应的文化基础。
《中国文艺》便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由旅平台湾文人张深切在北平创办的，从1939年9月创刊至1943年11月终刊，共出版9卷51期，是华北沦陷区颇有影响的文学期刊。
尽管《中国文艺》是日本人出资支持创办的，但其执笔的编刊者却力避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干涉，秉持“文化兴邦”的办刊理念和“纯文学”的启蒙追求，与日本的文化政策斡旋，使《中国文艺》“纯文学”的文化立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中国文艺》的办刊原则引起了有识作家的共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艺》从重振民族文学与重振民族精神两方面探索北平文学的自救方略，所刊载的文学作品体现出其文学启蒙导向。
《中国文艺》一共刊载了243部中短篇小说，其中除一部才子佳人小说①、一部武侠小说②和六部色情小说③外，其余的235部小说则以现实为基点，从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抒写“苦难”的“写实小说”。
这些“写实小说”既有对社会暗角的暴露讽刺，也表现家庭生活的困境；既批判封建愚昧的腐朽观念，又抒怀青年人的忧郁情绪。
其多元的主题开掘苦难时代民众的精神困境，展写战争背景下满目疮痍的社会图景，战争罹难、沦陷之辱、社会无序、生存维艰使得“苦”成为这个时代的共鸣。
《中国文艺》刊载的小说将作家对“苦”的情感体认予以文学的表达，使文本在作者的关切、同情和理解的情感作用下拉近了作者与民众的距离，建立了作家与民众的血脉联系，由此成为了受难同胞的民族语义场，以苦难的民族书写建构了文学启蒙话语。
从家庭到社会，从“他者”到“自我”，作者对“苦难”的书写与现实的反思拓展了理性精神启蒙的维度。
本文以此为基点，将《中国文艺》刊载的“写实小说”的主题分为家庭小说、暴露讽刺小说和反思国民精神的“问题小说”，进而解读收稿日期：2020-09-16基金项目：2020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期刊与北京文坛研究”（L20CZW003）；2020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期刊与北京文学研究”（WQN202005）；2019年博士人才启动项目“‘五四’新文学观与沦陷时期北平文坛的重振”（BS201931）作者简介：高姝妮（199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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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作者：————————————————————————————————日期：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读了《活着》，再读《许三观卖血记》，发现这是另一部《活着》。
两部小说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在苦难和厄运中如何生存、如何活着的故事。
两部小说都蕴含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其乡土民间叙事均通向深度的人道主义。
所不同者，《活着》是命运交响曲，写倒霉透顶的农民福贵在极其悲惨的命运的打击下，面对家人一个个宿命般地先他而去，他却依然活着，而且越活越超脱；在生与死的命运冲突中，最终是生战胜了死，具有形而上的生命哲学的意味。
《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写身份卑微的工人许三观以卖血抗争苦难而凄惨地活着，体现出世俗化的民间叙事的特点，具有形而下的生活哲学的韵味。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的至爱，余华正是凭着这两部小说首先走向世界，继而走红国内的。
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最高文学奖——第17届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从此，《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好评如潮，并开始进入经典运作与建构的阶段，人们在民间化与现代性、民族化与世界性的想象中为它们建立了经典性。
与此同时，由于它们呈现与蕴含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又引发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批评：肯定性批评与否定性批评。
这两种批评都以某种人生观、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的标准，在自设的语境中，它们的言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自设语境与文本语境相合或相近时，其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作品的实际；当自设语境与文本语境不合或相异时，其批评不是对作品作了误读误解，就是强行将作品纳入自设语境之中，逼迫作品就范。
说到底，自设语境是一种先定预设、先天为真并且具有排他性的话语系统，尤其是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是极力排斥通约性的。
而对作品的正确判断与评价，是不能以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作为唯一视界的。
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内的批评尽管有时也能够在某些方面或某一点上有独到的看法，但它的“独到的看法”常常不仅不能将它的有效性覆盖到整个作品，反而将视界定于一端或一点，从有限的合理走向极端的偏执，影响了批评的正确性。
如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蕴含的意义也处于明晰又含混、确定又不确定、单纯又丰富的状态，这样就为各种批评提供了建构自设语境的可能性。
我以为，正是这种意义表面处于确定性的“显在”，而实际处于不确定性的“含在”，在为《许三观卖血记》造就了经典性的同时，也为批评预设了不确定性。
批评的不确定性不断撑大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意蕴和意义的边界，丰富了它的内涵，无论是肯定性批评，还是否定性批评，都对它的意蕴作了真正意义上的发掘。
我作批评之批评，是想在拆除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的情况下，努力抵达《许三观卖血记》的苦难叙述之中，去体会、去把握它真正的真实。
一我在《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一文中说：“余华是一位不回避对自己的小说作本意阐释的作家，在作品解读方面，他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天赋与理性言说的才能。
他对他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作过解释，有的三言两语，有的专文解说，甚者则一而再、再而三的论及。
从情感的力度和阐释的深度来看，他最倾情的小说无疑是《活着》。
他对《活着》的本意阐释不是最多，明显少于《许三观卖血记》，但却是最到位最深思熟虑的，所言所论均落到实处。
相比较而言，对《许三观卖血记》的阐释常往虚里走。
”[1]即使这样，余华对《许三观卖血记》所作的原意阐释，还是对批评家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度影响。
我们不难发现，在作者的原意阐释与肯定性批评之间，其理路和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解读余华的原意阐释，是通往《许三观卖血记》及其批评的一条必经之路。
余华对《许三观卖血记》作了较多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许三观抗争命运，虽然失败，却拥有生命的力量。
余华是在回答《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谁更优秀的提问时表达这个看法的：对我来说，福贵和许三观是我的两个朋友，我在生活中曾经与他们相遇过，而且以后还会经常相遇。
要说这两个人：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有其他它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你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许三观是我另外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时时想出来与他命运作对的一个人，却总是以失败告终，但他却从来不知道失败，这又是他的优秀之处。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物，至于说他们两人谁更优秀或者说他们的故事谁更精彩动听，我不知道。
[2]余华从许三观不知失败，在失败中体现出生命的力量的看法，让我突然想起余华在一次访谈时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来自《圣经》的故事仿佛是专为余华的这个看法预备的，我将其移过来作为余华对许三观看法的注解。
《圣经》里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非常富有，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托付给一个他最信任的仆人。
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后，人老了，想回来，于是就派一个仆人回去，告诉原先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结果报信的仆人被毒打一顿，让他回去告诉主人不要回来。
可是主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派一个不够伶俐的人去报信，于是就派另一个仆人回去，这一次报信的仆人被杀了。
他仍然不去想从前的仆人是不是已经背叛他了，他又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派去了，认为原先的仆人只要见到主人的儿子，就会像见到他一样，可是儿子也被杀害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过去的仆人已经背叛他了。
“这个人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他的愚笨，而是人的力量。
他前面根本不去考虑别人是否背叛自己，人到了这样单纯的时候，其实是最有力量的时候。
”[3]确实，许三观是在没有明确的抗争意识的情况下，被迫用不断卖血的方式来抗争苦难的。
许三观每当遭遇苦难与厄运的袭击而难以挺过去时，卖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唯一的拯救之策。
这种被迫抗争之举，正是中国民间底层百姓面对苦难与厄运时普遍采取的应对方式。
至于许三观为何反抗，而福贵为何不反抗，我认为余华没有找对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福贵不是不反抗，而是无可反抗，他即使想反抗，也找不到目标。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实在的苦难，而是无影无踪的命运。
当命运将死亡的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他全家时，他全然不知那个隐形遁迹在死亡背后的真凶，而且更料不到它还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他。
他只能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去活着，以隐忍抗争的方式，即“不争之争”的方式活着。
在生与死的决斗中，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死亡，而是选择活着。
福贵自然不是“苟活”，而是在体验了人生的大悲大难，领悟了生命的要义之后，超然乐观地活着。
许三观面对的不是宿命般的命运，而是实实在在的苦难，所以他要采取应对之策，用卖血来救难，否则他就挺不过去。
研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福贵和许三观，必须作出这种存在意义上的区分。
二，《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1998年）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
他没有直接说许三观，而是说有这样一个人，他知道的事跟少，认识的人也不多，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他才不会迷路。
他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他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
这个人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
当他醒着的时候，他追求平等。
“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
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
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
”[4]最后，余华说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叫许三观。
在这里，余华实际指的是许三观们。
追求平等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可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却是人性之恶的表现，这一点也许是余华没有意识到的。
当他得知妻子许玉兰婚前和何小勇有过一次生活错误后，为了“平等”，他寻找机会也犯了一次生活错误。
当偷情之事被揭开之后，他理直气壮地对许玉兰说：“你和何小勇是一次，我和林芬芳也是一次；你和何小勇弄出个一乐来，我和林芬芳弄出四乐来了没有？没有。
我和你都犯了生活错误，可你的错误比我严重。
”他认定许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心理憋着气，觉得自己太冤，白白地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于是，他处处刻薄一乐，并严厉地告诉儿子二乐、三乐，要他们长大后，把何小勇的两个女儿强奸了。
这就是许三观追求的平等，这就是心胸狭隘、以复仇的形式平衡心理的许三观。
但许三观毕竟不是无赖可耻之徒，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又心软的人。
许三观的人性之恶逐渐消退而人性之善持续上升，是从何小勇发生车祸后，他终于同意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开始，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之后，温情引领着他的人性通向了伦理人道主义。
从人性的结构与人性的发展来看，许三观的人性远比福贵复杂丰富。
二真正对《许三观卖血记》作出了深入研究的批评，是由批评家们的肯定性批评和否定性批评共同完成的。
在作者的原意阐释之后，先起的是肯定性批评，然后是肯定性批评与否定性批评并行。
肯定性批评以国外媒体的评价和吴义勤、张清华及张梦阳的批评为代表。
肯定性批评1国外媒体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意义和意蕴的评价直取要义：法国《读书》杂志认为，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是外表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
法国《视点》杂志认为，在这里，我们读到了独一无二的不可缺少的和卓越的想象力。
法国《两个世界》认为，余华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
法国《新共和报》认为，作者以卓越博大的胸怀，以简洁人道的笔触，表达了人们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
比利时《展望报》认为，余华是唯一能够以他特殊时代的冷静笔法，来表达极度生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的人。
比利时《南方挑战》认为，这是一个寓言，是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寓言。
[5]这种言简意赅、直抵实质的点评，虽非专论宏论，但它的批评却是深刻精到的。
由于它直取要义，同时又将所取要义的表述直接凝定在观点和看法上，这样就使得它实际上直接为其他的批评提供了观点和看法，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因此，切不可小视这种点评的力度及影响力。
肯定性批评2吴义勤的专论题为《告别“虚伪的形式”——〈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
[6]吴义勤文章的逻辑起点定在一个视点上，那就是以《许三观卖血记》来认定余华文学创作的“转型”，同时又以余华文学创作的“转型”来确认《许三观卖血记》的意义。
余华的文学创作由“虚无”到现实、由先锋到写实，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历史》和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开其端，到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则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