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

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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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

读了《活着》，再读《许三观卖血记》，发现这是另一部《活着》。两部小说都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在苦难和厄运中如何生存、如何活着的故事。两部小说都蕴含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其乡土民间叙事均通向深度的人道主义。所不同者，《活着》是命运交响曲，写倒霉透顶的农民福贵在极其悲惨的命运的打击下，面对家人一个个宿命般地先他而去，他却依然活着，而且越活越超脱；在生与死的命运冲突中，最终是生战胜了死，具有形而上的生命哲学的意味。《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写身份卑微的工人许三观以卖血抗争苦难而凄惨地活着，体现出世俗化的民间叙事的特点，具有形而下的生活哲学的韵味。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的至爱，余华正是凭着这两部小说首先走向世界，继而走红国内的。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最高文学奖——第17届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从此，《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好评如潮，并开始进入经典运作与建构的阶段，人们在民间化与现代性、民族化与世界性的想象中为它们建立了经典性。与此同时，由于它们呈现与蕴含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又引发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批评：肯定性批评与否定性批评。这两种批评都以某种人生观、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的标准，在自设的语境中，它们的言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自设语境与文本语境相合或相近时，其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作品的实际；当自设语境与文本语境不合或相异时，其批评不是对作品作了误读误解，就是强行将作品纳入自设语境之中，逼迫作品就范。说到底，自设语境是一种先定预设、先天为真并且具有排他性的话语系统，尤其是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是极力排斥通约性的。而对作品的正确判断与评价，是不能以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作为唯一视界的。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内的批评尽管有时也能够在某些方面或某一点上有独到的看法，但它的“独到的看法”常常不仅不能将它的有效性覆盖到整个作品，反而将视界定于一端或一点，从有限的合理走向极端的偏执，影响了批评的正确性。如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蕴含的意义也处于明晰又含混、确定又不确定、单纯又丰富的状态，这样就为各种批评提供了建构自设语境的可能性。我以为，正是这种意义表面处于确定性的“显在”，而实际处于不确定性的“含在”，在为《许三观卖血记》造就了经典性的同时，也为批评预设了不确定性。批评的不确定性不断撑大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意蕴和意义的边界，丰富了它的内涵，无论是肯定性批评，还是否定性批评，都对它的意蕴作了真正意义上的发掘。我作批评之批评，是想在拆除绝对排他性的自设语境的情况下，努力抵达《许三观卖血记》的苦难叙述之中，去体会、去把握它真正的真实。

一

我在《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一文中说：“余华是一位不回避对自己的小说作本意阐释的作家，在作品解读方面，他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天赋与理性言说的才能。他对他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作过解释，有的三言两语，有的专文解说，甚者则一而再、再而三的论及。从情感的力度和阐释的深度来看，他最倾情的小说无疑是《活着》。他对《活着》的本意阐释不是最多，明显少于《许三观卖血记》，但却是最到位最深思熟虑的，所言所论均落到实处。相比较而言，对《许三观卖血记》的阐释常往虚里走。”[1]即使这样，余华对《许三观卖血记》所作的原意阐释，还是对批评家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度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在作者的原意阐释与肯定性批评之间，其理路和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解读余华的原意阐释，是通往《许三观卖血记》及其批评的一条必经之路。

余华对《许三观卖血记》作了较多的阐释，其要点有二：

一、许三观抗争命运，虽然失败，却拥有生命的力量。余华是在回答《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谁更优秀的提问时表达这个看法的：

对我来说，福贵和许三观是我的两个朋友，我在生活中曾经与他们相遇过，而且以后还会经常相遇。要说这两个人：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有其他它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你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许三观是我另外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时时想出来与他命运作对的一个人，却总是以失败告终，但他却从来不知道失败，这又是他的优秀之处。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物，至于说他们两人谁更优秀或者说他们的故事谁更精彩动听，我不知道。

[2]

余华从许三观不知失败，在失败中体现出生命的力量的看法，让我突然想起余华在一次访谈时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来自《圣经》的故事仿佛是专为余华的这个看法预备的，我将其移过来作为余华对许三观看法的注解。

《圣经》里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非常富有，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托付给一个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后，人老了，想回来，于是就派一个仆人回去，告诉原先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结果报信的仆人被毒打一顿，让他回去告诉主人不

要回来。可是主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派一个不够伶俐的人去报信，于是就派另一个仆人回去，这一次报信的仆人被杀了。他仍然不去想从前的仆人是不是已经背叛他了，他又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派去了，认为原先的仆人只要见到主人的儿子，就会像见到他一样，可是儿子也被杀害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过去的仆人已经背叛他了。“这个人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他的愚笨，而是人的力量。他前面根本不去考虑别人是否背叛自己，人到了这样单纯的时候，其实是最有力量的时候。”[3]

确实，许三观是在没有明确的抗争意识的情况下，被迫用不断卖血的方式来抗争苦难的。许三观每当遭遇苦难与厄运的袭击而难以挺过去时，卖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唯一的拯救之策。这种被迫抗争之举，正是中国民间底层百姓面对苦难与厄运时普遍采取的应对方式。至于许三观为何反抗，而福贵为何不反抗，我认为余华没有找对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福贵不是不反抗，而是无可反抗，他即使想反抗，也找不到目标。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实在的苦难，而是无影无踪的命运。当命运将死亡的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他全家时，他全然不知那个隐形遁迹在死亡背后的真凶，而且更料不到它还会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他。他只能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去活着，以隐忍抗争的方式，即“不争之争”的方式活着。在生与死的决斗中，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死亡，而是选择活着。福贵自然不是“苟活”，而是在体验了人生的大悲大难，领悟了生命的要义之后，超然乐观地活着。

许三观面对的不是宿命般的命运，而是实实在在的苦难，所以他要采取应对之策，用卖血来救难，否则他就挺不过去。研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福贵和许三观，必须作出这种存在意义上的区分。

二，《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1998年）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他没有直接说许三观，而是说有这样一个人，他知道的事跟少，认识的人也不多，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他才不会迷路。他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他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这个人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当他醒着的时候，他追求平等。“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4]最后，余华说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叫许三观。在这里，余华实际指的是许三观们。追求平等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可许三观追求的平等，却是人性之恶的表现，这一点也许是余华没有意识到的。当他得知妻子许玉兰婚前和何小勇有过一次生活错误后，为了“平等”，他寻找机会也犯了一次生活错误。当偷情之事被揭开之后，他理直气壮地对许玉兰说：“你和何小勇是一次，我和林芬芳也是一次；你和何小勇弄出个一乐来，我和林芬芳弄出四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