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流行音乐

上世纪20年代，流行音乐已经悄悄登上中国音乐舞台一角。在80年左右的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中，它曾被看作“靡靡之音”，看作“文化快餐”，看作“洪水猛兽”，当然，也有被看作“精神食粮”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评价与讨论都没有把流行音乐红火的发展势头压倒。历经沧海变迁，今天，流行音乐已经占据了中国音乐的半壁江山；流行音乐体裁之一的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大众的，平易近人的音乐形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可以为我们传情达意，可以作为一种感情的宣泄，可以随时随地让我们感到愉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流行音乐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是不完整的，而在今日，缺少了流行歌曲，我们的生活是不充实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从各个时期的流行歌曲的题材中、曲调里，看到流行音乐受历史模压后留下的清晰的痕迹。



一、政治阴影下的流行歌曲

（一） 建国后17年的流行歌曲

在抗日救亡歌曲，解放战争时期歌曲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流行歌曲仍然以进行曲与新民歌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而新民歌则有民间素材变化，或者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两种趋向。



这一时期的歌曲有：贺绿汀的《人民领袖万万岁》、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王永泉的《打靶归来》、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电影歌曲《敖包相会》、《谁不说俺家乡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心爱的土琵琶》等等。这些歌曲的歌词内容为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也正因如此，时代性、群众性、民族性加强了，而艺术本身的个性化特征则被淹没了，有艺术性让位于政治性的倾向。虽然此间发生过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对抗与交流，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强烈介入，使得一次非常好的融合流产了。在之后的文革音乐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介入。



（二）文革——附着于政治的流行歌曲

文革10年内乱时期，国家建设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民权法制被肆意践踏，人性扭曲。像所有的文艺形式一样，流行歌曲在文革当中成为"毒草"，被烙上阶级斗争的印记，取而代之的是《红星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类特殊年代里的流行歌曲。



在那个动乱年代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知青，于是“知青歌曲”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知青歌曲的创作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

自1968年起，上山下乡成了绝大多数学生无奈的选择。文革早期，尽管所谓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然而正是青春少年的知青们背井离乡，心情复杂。百感交集下，他们开始动笔创作歌曲，如《再见吧，北京》就是描述这种心态的早期知青歌曲。其后，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知青歌曲开始带有浓重的消极情绪。如《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锁链》等。歌唱者也以本色自然的演唱宣泄知青的真实感受，体现歌曲的思想内涵，于是也明显地带有流行音乐的特征，尽管它们的旋律风格大体上仍然接近传统抒情歌曲。知青歌曲创作带有民间性，主题内容体现了时代性，音调具有抒情性，伴奏、演唱方式具有通俗性，这些特征都对日后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自主意识复苏中的流行歌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也粉碎了闭关锁国的封建国策。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逐步在各个领域推行，国家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革”的阴影和改革开放的兴奋，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随着政治气氛的相对宽松，作曲家曾经压抑的自主意识开始复苏，在伤痕累累的大地上放飞心中的旋律。这是流行音乐的一个过渡时期，“人”的意识开始抬头，人们摆脱了束缚多年的精神枷锁，开始追求新的精神生活，开始用“黑眼睛”去寻找“光明”（顾城诗歌《一代人》）。有这样一些歌曲让大众记住，并且传唱至今：施光南的《祝酒歌》、《假如你要认识我》、《在希望的田野上》，张丕基的《乡恋》，刘诗召的《军港之夜》，王祖皆、张卓娅的《小草》，姜春阳的《幸福在哪里》，谷建芬的《妈妈的吻》，铁源、徐锡宜的《十五的月亮》，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王立平的《大海啊，故乡》，刘锡津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刘虹的《妈妈教我一支歌》等。这些歌曲题材多样，音乐动听而富于个性，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写照。



1979、1980年是港台通俗歌曲风靡大陆的时期。十年浩劫造成了民族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形成了青年人对流行音乐的饥渴，内地青年们对港台音乐趋之若鹜。这期间港台流行音乐大量涌入内地，从邓丽君到张明敏，从齐秦到王杰，无不让人们疯狂。随着收音机、卡式录音机、录音带的流行，流行音乐真正走入了每个老百姓的家庭当中。歌星也成为时尚的代言人，登上了舞台。有人称这段时期的大陆音乐是“邓丽君专政”；有人把“黄色歌曲”的帽子扣在港台音乐上，惊呼“‘黄祸’来了！”这也说明，港台流行音乐迅猛的势头引起了自身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内

陆音乐界的焦虑与恐慌。



《月亮代表我的心》（谱例见左页）是一首情真意切，委婉动人的歌曲，是这阶段传入内陆的流行歌曲之一，也是邓丽君经常演唱的曲目。全曲分四段，每段都以“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爱你有几分？”这样的发问开始，回答则是“你去想一想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一问一答，同样的委婉、深情，同时也使歌曲具有了一唱三叹之妙。在古今中外的音乐、美术、文学作品中，“月亮”常常作为一种纯洁、美丽的象征，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形态的月亮也能激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在这一曲中，就是以月亮代表恋人的心，独具匠心，富有想象力，也是含蓄而贴切的。歌曲的旋律跌宕起伏，级进和跳进交替进行，而节奏却相当平稳、舒缓，这一张一弛间，很形象地表现了恋人之间深情款款，卿卿我我的情态；歌曲琅琅上口，音区也很适宜，当时被文革间“高、响、亮、硬”灌输得麻木了的人们对这样朦胧、温情的歌曲充满了向往，不久，这首歌曲就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使“邓丽君”这个名字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十五首抒情歌曲”代表了70年代后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们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随着大中城市中出现音乐茶座、舞厅酒吧，形成传播流行音乐的重要平台。音像公司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成为新的传播媒介，进一步推动了通俗音乐的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李谷一率先用所谓“气声”唱法演唱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时，文艺界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报刊、杂志的争论中，有批判的，有称赞的，甚至有把这首歌提高到政治高度，一棒子打死的。奇怪的是这首歌并没有像以往的情况，遭到“封杀”，反而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与此同时的另一首颇受欢迎的歌曲《军港之夜》也引起广泛的争论。



三、走向成熟的流行歌曲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现在我们基本认为，中国真正的原创流行音乐始于这一年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确实，这个时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反映到流行音乐创作与演唱当中，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孟卫东的《同一首歌》，苏越的《黄土高坡》，张千一的《青藏高原》，李海鹰的《弯弯的月亮》，何训田

的《阿姐鼓》，郑钧的《回到拉萨》，臧天朔的《朋友》，汉颖的《真的好想你》，高晓松的《同桌的你》，肖白的《相约一九九八》，王佑贵的《春天的故事》，三宝的《不见不散》，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些作品或者接近民歌风格，或者接近抒情歌曲，或者接近艺术歌曲，可以看出作曲家们在努力探索一种属于自己的，独具个性的风格，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86年5月，北京，“国际和平年”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一曲组歌后，崔健挽着高低不平的裤筒，穿着松松垮垮的黄军装，吊着吉他出场，他演唱了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无所有》（谱例见左页），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首摇滚歌曲。这首歌曲开头的音域就拉到最高，形成了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全曲的旋律跌宕起伏，汲取了西北民歌旋法上的特征，歌词也具有西北人民粗犷、豪放的风格，又用激动人心的架子鼓节奏这样的摇滚乐形式为此曲配器，赋予了民歌式的旋律以新的活力。“一无所有”是这首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体现了一种无奈而又充满追求，充满憧憬的心情，表现了一个民族在抛掉重负后积极向上的强健心理。崔健的这首歌曲一扫中国流行乐坛30年代后普遍流行的，港台音乐影响下的嗲声嗲气、浅吟低唱的风格，代之以声嘶力竭、高亢嘹亮的格调，男性化的刚毅与粗犷终于到来，它被宣泄得淋漓尽致，使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昂然抬头。这种桀骜不驯的风格颠覆了传统的审美尺度，因为它触摸到了新时代的脉搏，迎合了人们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习惯。《一无所有》一曲震撼了整个年轻一代，也预示了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



1988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1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其代表性的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少年壮志不言愁》，《妹妹的大胆地往前走》等等。称呼其“西北风”是因为它们采用了陕北民间音乐的音调，实际上也包括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作为素材的作品。这股“风”显然与当时的西部电影、西部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舞剧《丝路花雨》率先兴起，西部“新边塞诗群”和小说相继崛起，之后，又有《黄土地》为代表的西部电影引起的轰动，形成了西部文艺繁荣的可喜景象。西北风作品曲调粗犷，苍凉，豪放，展现了西部人直率、坦诚、爽朗的性格，也是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的新的时代特征，似乎是在向世人证明，内地音乐已经把原本模仿港台音乐的痕迹“刮”得很远。

土生土长的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开辟了新的通途。但是，，不得不正视这其中包含的问题，“西北风”没有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在“西北风”的后期，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歌曲，相当多的作品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但从1988年下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和港台引进版所取代。而流行音乐的发展也随之入低谷。1989年，内地流行音乐创作颇为寂寞。年初，仅有黄奇石作词，刘诗召作曲的《爱的奉献》较为流行。另外，《今天是你的生日》也获得了一定成功。《苦乐年华》、《篱笆墙的影子》是《篱笆、女人和狗》的插曲，可以说是当年最有成就的歌曲。在寂寞的内地流行音乐对岸，大批的台湾歌星的盒带正式引进，形成邓丽君以来第二次港台歌曲输入的高潮。诸如王杰、童安格、姜育恒、张雨生、千百惠、“小虎队”、谭咏麟、梅艳芳等等港台歌星均广受欢迎，填补了内地流行音乐创作不景气所造成的市场空白。许多歌手浮出水面，如那英、朱哲琴、王菲；有些歌手到了鼎盛期，如刘欢、毛阿敏、韦唯。听众的喜好也逐渐分化而形成不同的欣赏群


四、世界流行音乐影响下的摇滚现象
90年代流行音乐的表现题材虽然仍然以情歌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社会、人生上进行了更大拓展的作品。音像制作行业也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中外合资公司，多家公司为一唱片制作、发行成为普遍现象。对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而各大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电子音乐和音响导演专业，培养流行音乐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一时期的中国流行音乐风格、体裁进一步地受到了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体裁上进展最大的当推摇滚。在80年代中后期的民谣摇滚（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基础上，出现了流行摇滚（《黑豹》）、重金属摇滚（《唐朝》）、迷幻摇滚（《窦唯：黑梦》）和庞克摇滚（《解决》）等风格的摇滚专辑。90年代初，摇滚乐在中国大陆达到流行高潮，号称魔岩三杰（张楚、何勇和窦唯）时期。此后中国摇滚几近瓦解。90年代末活动的地下乐队有地下婴儿、清醒乐队。近几年，中国摇滚出现复苏迹象，摇滚乐队异常活跃，在各种演出中都可看到摇滚乐队的身影。2004年8月中国的一些知名摇滚乐队在贺兰山举行了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演唱会。中国摇滚被描述为一种反传统的工具：一种非主流文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建制以及文化霸权的音乐。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层面，包括民族、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摇滚乐逐渐成了一种文化

现象，以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理念，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90年代末，摇滚音乐的影响日益深远，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着摇滚的名字。书摊上出现了摇滚手册，校园里有了摇滚训练班，各种摇滚音乐纷纷出台，摇滚乐以其躁动的生机铺天盖地而来。不同的摇滚有不同的形式，然而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自由、反抗与创造。喜欢摇滚的人也多半不是一般的追星族，而是用歌声倾诉一种生活态度和思想。



五、点滴感想

建国后到70年代，我国的流行音乐大体是服务于政治的。当时的歌曲是排斥流行，排斥一切带有个人宣泄内容的艺术形式的。纵观那个时代的歌曲，几乎都是一些歌颂领袖的作品。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这时的人们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我”的叙述，有的只是革命歌曲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的伟大的共产党”这样的语汇。“我们”这一个意义模糊的词语，代指了我、你，他，也取代了自己。人们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是被统一的，自我是被掩埋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人们都唱着统一的革命歌曲，唱着统一的内容，穿着统一的军装，甚至天天喊统一的口号。而“流行歌曲”，也只能是这一时期的人们眼中的天方夜谭。



80年代，改革开放把原本坐在井底的中国人拉到了世界这块巨大广阔的土地上。这使我们寻回了丧失已久的自我，也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我们经历了十年动荡后的萧条的经济状况，如何面对外来的文化冲击？在这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我们开始了新的探索。流行音乐，从初期的引进港台，到后来的原创；从开始的邓丽君，到后来的王菲；从开始的寥寥几个歌星，到现在五花八门、从未间断的明星八卦新闻……流行音乐越走越丰富，也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它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一种我们已经离不开的文化形式。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经济也发展迅猛，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商业的繁荣，音乐的商业性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也是音乐作为社会产品存在的一部分内容。而在繁多的艺术形式中，流行音乐应该说是最具有商业性的，这一点，也道出了流行音乐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在商业化的今天，流行音乐会走得更远，变得更丰富。如何进一步发展流行音乐，相信在未来的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众多的代表作品会给我们一个完满的解答。



参考文献：

陶辛 《流行音乐手册》 上海音乐出版社

陈

维建 《暧昧的中国二十世纪流行音乐》 《南腔北调》2001年第12期 毛 凯、杨传红 《从通俗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看我国的通俗音乐创作》

《商品化与中国流行音乐》

刘鑫 《摇滚乐：禁忌与时尚》 《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总第30期

王思琪 《“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 《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

项筱刚 《流行音乐——20世纪中国音乐史建设亟需完善的课题》

《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

周伟 《变迁——101年中国社会生活全印象》 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