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论赛看中西方文化

和“fltrp cup”结缘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伴随着比赛水平的提高，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渐渐地，我对议会制辩论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而深刻。纵观这几年的比赛，选手的水平总是停留在某个层次上无法拔高，总有些个瓶颈无法突破。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致。

合作vs拆台

孙中山先生曾感叹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说的是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中国疆域太广皇帝太远、利益集团太多；“大家庭”大到虚无缥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于是中国人自古以“家”为本，对再“大”一些的集体没有什么兴趣。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长大的中国人“天生缺乏合作精神”。

而西方的议会辩论的本质则是合作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很小，人口不多，有什么事大家一般聚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的最佳策略，这才有了辩论。所以简单地说，议会制辩论就是开会。会上大家固然各抒己见，但会前大家至少在议题和目的上要达成一致，否则这会就没法开了。会议上大家所持观点不同，但目标一致。开会的实质是合作。

当中国辩手遇上议会辩论，场面就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很多国外的评委到现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辩手总喜欢在definition和criteria的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因为definition 和criteria简单地说就是会议的议题和目的。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接下来的会议才是建构的(constructive)、积极的，有意义的。可咱们的辩手不是来合作的，而是来拆台的。正方自然要寻思着玩弄文字游戏，在definition上做文章，把对手逼上绝路；而反方也总是在找机会challenge the definition，甚至提出新的criteria以此重新夺回话语权。于是双方各说各的，整场辩论就变成了话语权的争夺，到最后开会的初衷已经无所谓了。

说vs做

同样让很多外国评委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学生总喜欢讨论feasibility。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遇到很多辩题无话可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人做事的文化。

决策者的缺位

在议会制辩论的实质是正反双方向决策者(在比赛中就是adjudicator)“推销”自己的观点，所以每位辩手在发言时的话语受众应该是决策者而非对手(opponent)。但是我看到很多咱们的辩手在辩论时—直冲着对手说话，互相攻击，似乎在试图说服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而鲜有试图说服评委请评委定夺的倾向。有不少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训练时对辩手一再强调要“speak to adjudicators”，但这种习惯可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学生有话要说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可以主持公道的地方。决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直是缺位的。

从小父母的话就是圣旨；上学后老师的话就是权威；工作后我们开始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周围的人不跟你讲道理，只告诉你这是游戏规则；你要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只能出局。讲道理7你疯了吗?

几千年的专制压迫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沉默。自古以来能够为民请命的清官屈指可数，而且其中不少还落了个晚景凄凉。于是乎老百姓有什么话私下聊一聊泄泄愤就好了，说给上面听不但没用，还可能招来祸害。所以中国人到现在还不习惯告状，不习惯打官司，因为没有能够信得过的司法系统，没有信得过的法官。

写到这儿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因为一来从比赛中看到的还有很多，所以其实要说得还没说完，但目前能写清楚的就这几点了。二来，刻意写个结尾总结一下拔高一下升华一下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倒不妨在这儿先来个“暂停”，待到明年比赛也许自己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再

给这篇文章来个了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