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论文-我国近年货币政策

我国近年货币政策分析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宏观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的多重结构失衡的局面。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业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经济环境的变化暴露出原有货币政策调控带来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多重经济风险，如若继续保持传统的数量扩张刺激经济的调控方式，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不仅如此，在“新常态”条件下，随着国内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原有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和实施工具效力受到削弱，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分化也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长期以来，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的投放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手段，为了控制外汇占款发行基础货币的规模，央行需要对外汇占款数量有着准确地预测。但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不稳定趋势，甚至多次出现外汇占款结余为负的情况。

进入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呈现出较强的分化局面，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乏力；未来美联储降息或削减其自身资产负债表必将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收缩，加速国际资本回流。受此影响，未来我国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降必然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传统的通过结售汇和发行央票来发行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面临巨大挑战。在此情况下，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的货币政策亟需转型。

在我国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以总量调控为特征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面临宏观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多重结构失衡，传统货币政策亦无助于解决产能过剩和化解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亟需转型。总体而言，“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双重转型任务：一是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形成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操作规则和政策工具；二是货币政策需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在较长时间内需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

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形成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完善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是“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首要任务，这包括明确货币政策目标

首先，就最终目标而言，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型过程中，其货币政策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较多地强调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而对于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重视程度较弱。在经济“新常态”格局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相反，“新常态”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则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结构均衡。相应地，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方面，也应下调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同时，考虑到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削弱了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应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情况以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

其次，在操作目标方面，一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两类，一类是价格型操作目标，如货币市场利率；另一类是数量型操作目标，如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等。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来看，一般采用价格型操作目标，比如：美联储选择联邦基金利率，欧洲央行选择主要再融资利率，英格兰银行选择14天期限的国债回购利率。

值得指出的是，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转型经验来看，其对操作目标的确定几经反复，将近三十年才最终走向成熟。以美国为例，其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经历了从联邦基金利率到货币供应量再到贴现窗口最终回到联邦基金利率的一个曲折的过程。美联储确定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如此曲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战后的利率管制刺激了金融创新使得利率管制趋于无效，

货币政策不得不转向更为市场化的手段；但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够深入，加之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往往比利率的价格调控手段更为直接有效，此时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和借入准备金等工具来实现货币数量调控。随着金融深化的继续，货币数量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变得愈加模糊，且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更为多样化，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规避货币数量收缩的货币政策效果；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对于利率的价格传导机制更为敏感。在此情况下，联邦基金利率的价格调控最终成为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途径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兼顾了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以前者为重；价格型指标不仅较为模糊，包含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回购利率两个指标，且与货币供应量等中介目标相关性较弱。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应由价格和数量兼顾朝向价格型目标过渡，明确以SHIBOR 为核心的基准利率体系，实现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最后，形成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包括货币政策规则的确立。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的货币政策转型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其由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最终转型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通货膨胀目标制仍有相机抉择的成分，但其强调了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并保证了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独立性。此外，央行还要定期公布货币政策报告以及时和公众进行政策沟通和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于货币政策执行结果的偏离也引入了问责机制。美联储虽然缺乏明确的货币政策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参考了泰勒规则，在规则性和透明度方面均得到明显改善。相比之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缺乏明确的规则，相机抉择的成分较大。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实施中应逐渐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规范相机抉择政策的使用；同时增加与公众的政策沟通渠道，注重引导政策预期，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

总结以上，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金融创新和市场化调控的背景下确立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不仅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规则，还要建立由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的操作手段和工具；同时，在“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要求我国货币政策更多地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这就需要央行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并协调传统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职能。

首先，我国货币政策转型应着力于构建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就目前来讲，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目标和规则，同时，新的经济环境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在此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转型亟需建立从政策目标到监控指标、从政策规则到操作工具的一系列政策调控框架以避免政策失误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

其次，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应注重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传统的总量型货币政策虽能改善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但对信贷可得性和资金流向缺乏影响。相比之下，结构化货币政策可以将基础货币注入与商行的放贷行为更紧密地挂钩，以提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央行使用结构化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面对经济“新常态”，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型需要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资金价格和流向，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

最后，货币政策转型应注重协调传统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不仅面临结构性难题；新形势下外汇占款的急剧减少和货币乘数的大幅下降使得国内基础货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缺口，货币政策同样面临总量上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央行需明确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分工，既要发挥“降准”、“调息”等传统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作用，同时，也要使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发挥总量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