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之比较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与之相比的,“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

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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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

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