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分析
来源：赵悦淳的日志
零七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一轮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肉类等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涨幅甚至达到一倍多，与此同时，放假房价持续走高，民众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明显下降。

那么这场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呢？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生产减缓，物资短缺：二是政府过多的发行了货币，使发行量超过了流通量。

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对前景的预期也持乐观态度，因此，如果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灾祸或者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显然不可能出现生产减缓的情况。

（汶川地震是一场比较大的突发事件，但它对全国生产的影响是有限的。

）同时，房地产与金融市场在中国金融危机前的繁荣景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生产
的积极性。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生产没有减缓的情况下出现物资短呢?在某一个领域、一个地区可能发生，比如非典时期对食盐
需求量的突然加大以及个别人的囤积行为。

然而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内发生的概率是极其低的，结合当时的情况，只有一宗合理的推断——中国计划对台进行全面军事行动而进行物资储备。

后来的事实显然推翻了这种假设。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出于某种目的过多的发行了货币。

这种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通过发行货币，政府可以进行融资，这实
际上好比向民众收取了通货膨胀税。

同时，为预期到的通货膨胀能够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实际利率的降低与事前事后利率的差别实际上使国有银行获取了群众的财富。

再者，通货膨胀使税收发生扭曲，名义工资水平的增加使民众叫了更多的税。

事实是由于这轮短暂而突然的通货膨胀，政府获得了民众私有财产，却并没有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也没有造成投资的过快增长。

与通货膨胀同时，在金融市场上，中国收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股票与基金下跌猛烈，在短时间内市值大量蒸发。

毫无疑问，这些蒸发掉的市值大部分来自民众的存款。

从始至终，中国政府就没有任何的救市方案或者利好政策出台，也并不打算进行有实质内容的调控。

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定力，但似乎镇定的过了头，仿佛根本休克了一般。

难道真的是这次次贷危机来的太快太突然，使中国政府觉得措手不及或者回天乏术？当然不是。

首先，从次贷危机本身来说，对中国的直接伤害较少。

所谓次贷危机，是指美国将其国内的不良房贷打包成债券销售给国外造成全球金融滑坡，而对于与美国金融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中国来说手中会握有多少美国的垃圾债券，这些垃圾债券对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体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来说又有多大的危险性？（实际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出口方面比金融业上更大一些。

）其次，从中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来说，次贷只是一个诱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泡沫的膨胀，银行贷款与企
业负债的增加，房地产市场温度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

因此一旦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通过杠杆作用导致恐慌出现，多米诺骨牌就被推倒了，冲击会一环一环的向各行各业蔓延。

这有些类似于九七念得亚洲金融风暴。

中国受益于封闭的外汇政策以及稳健的应对策态度，成功的避免了九七年可能的严重打击。

而这一次，由于不是人为因素引发的，其中不确定因素增多了，应对起来也会更困难，但是依靠中国国有制的银行体系和几乎无限制的宏观调控，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

所以，中国政府的静观并不是没有能力做什么，而是不愿做。

那么政府的休克有什么结果呢？很明显，股票基金市场一跌倒底，居民财产大幅缩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基金股票市场的危机程度，其他实体行业部门将要面临的危机会严重得多。

不过理应由金融行业向其他领域转移的危机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烈。

而且股票基金市场的动荡似乎没有对银行也产生多大冲击。

可以说，中国政府是在有底限的放任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个底限即金融危机向全面经济危机的转化。

事实上，一旦金融危机波及到生产领域，中国政府就变得十分活跃了。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难道民众在股票基金市场投入的资产真
的蒸发了吗？这些财产的表现形式是货币，也就是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当然不会蒸发。

如果说蒸发的只是市值，并不是真实的货币，那么就很难解释民众的亏损不仅仅是预期收益的亏损而
且还有本金的亏损这一事实。

单一的通货膨胀因素也不会造成如此大幅度的财产缩水。

如果从宏观上理解股票基金市场，直接影响总体价格的因素是十分单一的,那就是资金在股票基金市场与其他市场的流向。

这里并不涉及预期流向对股票基金价格的影响，因为预期实际上只影响个人的投资行为，大盘走势只是如实反映当时的而不是未来的资金流向。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股票基金市场有大量的资金流出。

这些流出的资金到哪里去了？显然没有到大多数亏损的普通民众手中。

那么无非有几种可能：流向金融机构；刘翔在股票基金市场上融资的企业；流向中国政府。

中国的金融机构成立必须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许可，大多数为国有银行；在股票基金市场融资的企业也多为大型国有企业。

所以，资金最后的流向都指向中国政府。

综合上面谈到的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某些不明显的经济手段减少民众手中的财产。

这些私有财产被集中到国家手中，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变成了共有性质的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很稳定，财政并未出现难以承担的赤字，所以不能说中国政府是因为缺钱才这么做的。

那么，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了——中国政府正在通过经济手段从整体
上调整国民经济中私有成分的份额。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兼容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

从最初的坚持完全的公有制，到允许私有制的发展，但共有成分在绝对数量上要大于私有成分，再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的发展，但要保证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府一步步放开了对私有经济的市场限制。

伴随着政策的开放，私有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一方面，它活跃了市场，带动了经济，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似有陈分在经济地位上的提升带来了政治方面的要求，这种政治权利的要求首先表现在对于市场经济自由的进一步要求。

例如将私有制的保护写入宪法，要求将国家垄断行业部门向私人开放，要求土地的自由买卖等。

这样看来，中国政府如果一步步的向前走，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稳固。

分析起来，中国是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因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要保护国有经济。

显然，公、私成分在中国的市场内地位是不平等的。

实施情况是，私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国有经济快的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份额逐步提高，这样发展下去，难道中国会发生私有制主导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并存？也许有可能，但中国政府显然不想冒险尝试。

这种调整手段有以下几点优点：首先，这些财富被集中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次，这种方式不会减慢国家整体增长水平，因为这些钱只是发生公、私性质的改变，它们在市场上的效能和价值没有发生变化。

这种方法把本来民众用来储蓄的财富拿出来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再次，由于手段
的隐蔽性，不会引起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民众的激烈反应。

如果中国政府直接提高税收或者采取直接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反应一定强烈得多。

显然，中国政府的这次运作是相当成功的，大多数的民众都或多或少的向政府上缴了部分财产，（富人上缴的尤其多，这客观上缩小了贫富差距。

）而中国政府的后续政策也十分的得当，一方面取消利息税、减少房贷利率、家电下乡，另一方面，拿出四万亿进行国家建设项目投资。

这么一来，可以说收上来的这笔钱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不仅如此，还在客观上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目前不景气的经济，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的大势所趋，国有经济不可能永远存在于政府的保护伞下，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仅仅依靠经济手段调控，结果必然是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剧。

当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手段有了全方位的理解，像现在这么顺利的运作就很难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