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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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3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03年02期第171～177页

【英文标题】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the Ninth Year of the Ming Emperor Wanli

XU Su-min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3, China)

【作者简介】许苏民(1952-)，男，江苏省如皋市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

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

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

“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

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

思想的大量研定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

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

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

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

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The year 1840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author draws upon lots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has reached such a conclusion that the ninth year of the

Ming Emperor Wanli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is breakthrough is conducive to changing the Western

mode into Chinese one, resulting in multi-idea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开端/早期启蒙说/内发原生模式/世界近代史/一元扩散与多元发生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early enlightenment/take place from inside/from single to multi

［中图分类号］K0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2-0171-07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模式：一是“冲击—反应”模式，由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B.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费正清

(J.K.Fairbank)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在西方的冲

击下开始其近代化运动的历史。在马士的影响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陈恭禄、郭廷以、蒋廷黻等，在他们分别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中皆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二是“侵略—革命”模式，由苏联学者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印的《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

运动史》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革命史。中国的历史学家李鼎声（孪平心）在1934年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直接来自这一叙事模式。不言而喻，这—叙事模式也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三是“早期启蒙”模式，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于1945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所确立，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

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

开端。该书于1947年再版时，将书名改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从而使其关于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观点更为鲜明。不可否认，无论是“冲击—反应”模式，，还

是“侵略—革命”模式，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某些历史的真实，中国学者认同这

两种分别来自西方和苏联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都反映了他们对于民族复兴的愿望，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发挥过积极的、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

二者在学理上似皆有不足之处，前者的逻辑指向是“西化”，后者亦曾导致一度照

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惟侯外庐的“早期启蒙”模式在学理上似更为全面和深刻，对

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更具启迪意义。

本文试从学理上评说以上三种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模式，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借以论证中国近代史的“内发原生”模式和以明万历九年（1581年）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的观点。

一

以何时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确立当前的奋

斗目标、为现实的社会功利目的或政治目的服务的问题。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它乃

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文化、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

重大学术问题。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富于学理上的深刻性和广袤性。

“冲击—反应”模式论是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在西方近现代史上，“中国文

明否定论”和“中国文明赞美论”两种观点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前者源自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的“东方文明否定论”的传统，后者源自拉丁文化系统的古典人文主

义传统。前者以法国启蒙学者盂德斯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威廉·琼斯、穆勒父子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重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分析；后者以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狄德罗和伏

尔泰以及现代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为代表，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的阐扬。如果说18世纪是“中国文明赞美论”占上风的话，整个19世纪则是“中国文

明否定论”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而“冲击—反应”模式论就是直接来自西方文化

中的这一“中国文明否定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