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现代意义

（一）“卑怯”的内心状态

这一意识在《阿Q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狂人日记》是鲁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阿Q正传》却是他对国人性格的整体剖析。“国人的灵魂”的一般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的深层意识就是逃避现实的卑怯心理。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理性格，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卑怯的精神根源都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等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和现实存在中，传统中国人缺少平等机会和自我意识，相对于每一上级阶层和个人，都有一种本然的卑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谓中国的历史也只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作为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二）否定“伦理政治”

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而现代文化相对来说是以利益和人为本位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在于其思想的独出与人格的真诚，而在于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若脱离这种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而成为乱臣贼子，成为孤独者，从而受到这既定伦理关系的排斥，被社会所抛弃。于是，“枪打出头鸟”便成了代代相传的立身处世的箴言。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以反叛社会、传统史，而以回归社会传统史，及时这并不符合他自己真正的内心欲望。由于思想与行为的与众不同，魏连殳被本家们视为一个异类，成为孤独者。鲁迅自己亦有过这样的思想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鲁迅沉寂于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中。他在《呐喊·自序》当中说道：“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额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种法制政治，而是一种伦理政治。伦理政治是一种非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应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等级制和德行论。等级制的本质是人的不平等，作为民，特别是最弱者，便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历来被视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和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其实鲁迅真正所指，应该是对封建等级制和愚昧庸众的批判，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作者对于孔乙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小说选择孩子视角，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已渗透于整个社会。“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知识还是道德都必须通过权力环节才能获得价值的实现。

鲁迅以思想革命为先，对传统伦理道德全面否定，就是看破了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秘密。

然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借助于一种民族情感的保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操办盛大得到祭孔大典，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还有热心者设立国学私塾，找天资聪慧小儿，行周礼，着汉服，吟诗诵经。而出版市场也搭国学热的快车，各种“丛书”“经典”铺天盖地。真是东风浩荡，浩荡东风，

似乎前些年学者们畅想的“中国的世纪”就要到来。在这种文化复古的潮流中，鲁迅及其思想首当其中受到置疑和否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淡化和文化意识的强化，这一判断的真正价值便受到愈来愈明显的怀疑，最早是《收获》杂志“走进鲁迅”专栏，发表的某些文章，表现出对于鲁迅思想与价值的怀疑。旅美学者刘禾在1993年发表了《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来自于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其理论是受弊于美国传教士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2000年冯骥才发表文章《论鲁迅的功与“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高傲的面孔”。批评者意欲重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复古与排外的时代激情下，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的文化选择再一次进行否定。

面对这种国学热合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乃至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