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精神

“民盟精神”解读刘国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副主席张梅颖在2005年民盟九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为内容的“民盟精神”。

作为基层盟组织，认真学习“民盟精神”，深入领会“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民盟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光辉历程与现实实践，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定位，明确时代责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对于高擎薪火，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都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解读“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宗旨”。

一个组织、团体、政党的“精神”，就是这个组织、团体、政党的“宗旨”，因此，“民盟精神”所揭示的实质就是“民盟宗旨”。

结合民盟六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辉煌而伟大实践，仔细研读用长达34字表述的“民盟精神”，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文字实际上是从三个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一是从理想信念层面上揭示了民盟爱国忧民的本质内涵。

“立盟为公，以天下为已任”所揭示的就是民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忠心报国，矢志为民的理想信念。

民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在国难当头，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而国共两党合作正摩擦频频，破裂在即的关键时期成立，完全是为了推进抗战，防止内战，救亡图存，而非为了政党的一已之利；1948年民盟被国民党蒋介石无理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强行予以解散，也不是因为她与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而是因为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因为她没有自身的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她自己的最根本的利益。

半个多世纪以来，民盟坚定不移地以爱国、报国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定不移地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坚定不移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即使在多党合作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时期，她也从没有放弃过爱国、报国、强国的宗旨理想与坚定信念。

“民盟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

二是从品质特征上揭示了民盟良知、学识的本质内涵。

战争时期，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在野党，都是国民党的反对党。

那个特殊的时代，民盟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是靠权力也不可能靠权力，她靠的是正直正派的道德风范，靠的是学识楷模，靠的是乐于奉献的精神，概而言之，靠的是有良知，讲风骨、讲操守、讲气节、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格魅力与非权力因素，并以此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民盟作为参政党，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进步群体，民盟仍然是凭良知、凭学识、凭为国奉献的精神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信念，正如费孝通老前辈所说的那样，“正是这样一批人，作风正派、学有专长、有社会影响、愿意为国家做事情，大家走到一起才有了民盟组织，有了更好的做事情的条件”。

三是从个体素质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质内涵。

民盟在成立不久，国民党对之实施了拉拢政策，以高官厚禄进行诱劝，但民盟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决：“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他的要求便不是当国府委员，也不是部长院长，而是中国团结、和平、民主、统一之实现”。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民盟前辈的一个显著特点。

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广大盟员坚持操守，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不求名利，勤奋工作。

民盟组织中，有很多学者专家，在学界堪称大师泰斗，然而他们在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这些学者专家淡泊名利，却把道德文章看得比生命还重；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受过许多磨难，曾经被误解，受屈辱，却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之荣辱，历经坎坷而积极豁达，忍辱负重而执著付出，以自己的无私、风骨、情操实践着爱国、报国、富国、强国的宗旨理想和坚定信念。

二、“民盟精神”形成的历史探源历史造就了解民盟，也造就了内蕴丰厚的“民盟精神”。

回首漫长的岁月，民盟在血与火的砥砺中，在刀光剑影的考验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磨难，逐渐形成了足以使每一个盟员深感自豪的“民盟精神”。

今天，我们沿着民盟走过的65年历程，探溯“民盟精神”的渊源，当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民盟精神”，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盟精神”。

从民盟的产生背景看“民盟精神”形成。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后虽经历了袁世凯复辟等一系列事件，但最终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作为政治新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实行一党独裁，垄断独霸了国家政权和社会财富，大小军阀之间争权掠地，一片混战，中国仍然是战火频仍不止，内忧外患不息、国家动荡，国力衰败，民不聊生。

当此国家分崩离析、国土烽烟弥漫之际，一大批有良知的进步知识分子目睹这种政治乱象都在苦苦地思索中国的出路。

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一。

与此同时，苏俄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苏俄革命胜利的讯息传入中国，唤醒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段，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感召下，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但北伐成功不久，蒋介石便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反共反人民，将中华民族拖入了十年内战的水深火热之境地。

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并虎视眈眈不断加快吞噬全中国的步伐，终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就在民族和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出现严重摩擦，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抵御外侮的救亡图存斗争面临严重危机。

这是民盟产生的背景之三。

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民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民盟成立的公开宣言中指出：“国共党派问题的不速求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第三者的联合实为当时第一要事”。

民盟建立以后，积极地调解国共纷争，争取团结统一，并联合国共两党以外的主张抗日的党派和人士，与国民党排斥异已、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毅同志是这样评价民盟的：“皖南事变后，与国民党分裂阴谋作斗争，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们抗战，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问题。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

民盟正是以自已忧国忧民，矢志报国，促进抗战的理想信念和一代民盟前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权，坚持民主，维持民族和国家利益，将组织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土地，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浇灌出灿烂的“民盟精神”之花！从民盟追求真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历史看“民盟精神”的形成。

民盟建立之初，原是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对于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先是采取拉拢、利用的政策，诱之以高官厚禄，当遭到拒绝之后，便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打击、排斥。

民盟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于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张、共同的信念，使得民盟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并在多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在宣传舆论上，民盟先驱们在民盟组织成立之前，自“九一八”事变始就一直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资源，纷纷创办抗日救国刊物，声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皖南事变发生后，继续在舆论上为抗日救亡呐喊，与中国共产党配合默契，如，黄炎培把被国民党查封的各地生活书店转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资产，改为“国讯书店”，并以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为基础，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年9月，黄炎培赴香港主持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籍以募集经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杨明轩、杜斌丞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为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宣传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等主张；关梦觉创办《反攻》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等等；更有许多盟员通过撰写新闻报道抗日事迹，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

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展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斗争行动上，民盟前辈们自抗战以来，就开始了与中共密切的合作。

1936年6月10日，蒋介石约请沈钧儒和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要求“全救会”（后集体参加民盟）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沈钧儒拒绝，他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同年7月9日，沈钧儒受“全救会”委派与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发表全救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署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同胞书》，得到毛泽东复函支持；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

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

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考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从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蒋介石于1945年7月策划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民盟的先驱张澜与民盟成员左舜生等也拒绝参会，并写信蒋介石，劝其考虑民意，改变主张，并与盟员左舜生在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

在两党领袖间的交往上，老一代民盟领袖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友谊佳传一直成为历史经典，例如：1945年7月1日，民盟成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等赴延安考察，其间有一段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周期率”的对话，这段对话一直成为民主党派敢于诤言的经典；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赴民盟总部“特园”，和民盟领导人张澜会晤，会晤后，为使国共和谈的内容公诸于世，商定以张澜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公开信，毛、张之间的个人情谊，也成为历史上的一段经典；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以至于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三访“特园”，和民盟领导人彼此达成了许多默契，当蒋介石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撤离重庆时，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财产全部送给了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