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辖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关于辖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制作规范的高质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不仅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法官主要的具体的工作之一，而且是法院提高整体法律文书制作水平，确保公正高效司法的一项具体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最近，海南中院刑二庭在认真查阅了近500份辖区基层法院2001年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后，认为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说明和指导，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改进，使一审刑事判决书的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写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下简称“样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以下简称“解答通知”）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等4份补充样式的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分为首部、事实部分、理由部分、判决结果、尾部五部分。以下就按这五部分的制作顺序，就判决书中存在的普遍的和典型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列举、评析和研究。一、首部（一）对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监护人的表述不规范。按照“样式”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系本案被害人的监护人或亲友的应在写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职务”“住址”之后接写“系本案被害人×××的××”，然而不少判决书却写成，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被害人之母）”。（二）对被告人所犯前科和因涉嫌何罪所受强制措施，表述不规范，比较混乱、冗长、抓不住主要内容。如：有一份判决书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是“被告人李×，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系×省×县×乡人。1998年4月20日因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1998年9月14日被依法逮捕。1998年11月24日×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轻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在上诉期间，×县看守所以被告人李×服刑期满为由，于1999年4月19日将李×释放回家，2001年2月5日被告人李×因本案重新被捕收押。现关押在×县看守所。按照”样式“和”解答通知“的规定被告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处分、或者又在以上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内逃跑、可能构成累犯或者有法定、酌定情节的，应写明其事由和时间。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应表述为”因涉嫌犯××罪于×年×月×日被刑事拘留、逮捕。“如有变更强制措施的，也应写明，以便折抵刑期。因此，这份判决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只要抓住被告人曾经受过的刑事处罚和现在所受的强制措施的起止时间、罪名、强制措施种类，即可作出规范、简明扼要的表述为：被告人李×，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省×县×乡人。1998年11月24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9年4月19日刑满释放。2001年2月5日因涉嫌犯×罪被×县公安局依法逮捕，现押于某县看守所。另外，有的判决书在表述被告人依法被逮捕的起止时间前，还写了一段”×年×月×日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按照”样式“的规定，对被告人所受强制措施的表述，只要求写明强制措施的种类及起止时间即可，没必要把强制措施的程序写出。还有的判决书不写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只表述为”被告人于×年×月×日被依法刑事拘留，于×年×月×日被依法逮捕“。我们认为这也是欠妥的，因为哪个执行机关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依法都要通知被告人家属，所以判决书应写明执行机关以明示案件当事人。（三）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表述不规范。大多数的判决对辩护人是律师的表述都比较规范，但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身份

和关系的表述则与“样式”大相径庭，大都不表述辩护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只表述辩护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如：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系被告人之父。（四）在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段，没有客观反映法院在起诉后的立案日期和延期审理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只是告知当事人案件立案日期和案件审理期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便于当事人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法院对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执行情况，体现审理案件的公开和透明度，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按照“解答通知”的要求，公诉案件在“×××人民检察院×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之后，续写“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需要延长审限的，属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部分，应当写明：“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两个月”，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则应当写明：“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再延长审限一个月。”如果案件是经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则在经过的“×××人民法院二审后，于××年×月×日作出（××××）×刑终字第××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之后，续写：“本院于×年×月×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如有延期审理的情形，则按照以上所述写明。（五）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未说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一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其一为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二为个人隐私的案件，其三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审判实践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比较少见，大部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补充通知”专门在刑事判决书样式的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规定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是“因本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或本案涉及未成年被告人）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但所制作的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决书中却没有写明这一理由，应引起重视。

二、事实部分（一）叙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时，层次不清楚，重点不突出，文字语言不够精炼准确，时态助词的运用过多。如有一份判决书对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这样表述的：1996年11月12日晚上9时左右，被告人罗某酒后在甲镇乙村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后，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前往乙村报复，当时其妻文某劝阻无效后，怕他出事就陪同前往乙村。当俩人行走到保令田时，被告人罗某丢失手电筒后前行时突然向前摔倒，手无意中触动火药枪的扳机使枪走火，枪响后击中在前面的文某腰腹部致其死亡。这段不足二百字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的表述，时态助词“后”出现了五次，给人以强烈的时态混乱的感觉和表述的单一、乏味。若能按照语言精炼、逻辑严谨的记叙文章的写作要求作些修改，则该段表述层次就较清楚，重点便较突出，时态助词运用也得当，语言文字也显得精炼许多。如1996年11月12日晚9时许，在甲镇乙村，被告人罗某酒后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返回乙村报复，其妻子文某劝阻无效，担心出事遂陪同罗某前往乙村，二人行走至保令田时，罗某因丢失手电筒突然摔倒，手无意中触动枪的扳机使枪走火，击中走在前面的文某的腰腹部致其死亡。（二）例举经审理查明的证据时，往往出现如下一些问题：1、关于投案自首的认定。不少判决书只例举公安机关证明某一被告人或某几个被告人投案自首的证明材料，而不例举被告人投案自首的笔录。我们认为，认定某被告人是否符合投案自首的情形的权力在法院，法官只有通过对被告人当时投案自首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公安机关制作的投案自首笔录加以了解、分析、审查，才能确认投案自首是否成立。2、关于被告人身份证明的确认。不少判决书对被告人的身份证明极其简单的表述为，“被告人××的身份证明或被告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这种证据

表述毫无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效力和说服力，只不过说明被告人有一张身份证而已。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身份证明对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的适用。因此，在例举这一证据时应写明：被告人的身份证编号和出生年月日，并说明被告人犯罪时是已达到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达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属于不负刑事责任年龄。3、对鉴定书的表述极不准确和规范。刑事案件所涉及的鉴定书的种类是比较多的，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司法技术鉴定书、物证鉴定书、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司法会计鉴定书等。应当说，鉴定书在故意伤害、涉毒、贪污等案件上的证明效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而且也是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如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赔偿费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判决书例举证据时，对鉴定书的表述一定要具体、准确引用鉴定书的全称和编号，切不可泛指，如“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或“法医鉴定结论”之类。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如×检技鉴会字［200×］××号司法会计鉴定书，×厅［200×］公物证鉴字第××号物证检验报告，×司法鉴字［200×］第××号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刑技法医［200×］字第×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等。4、少数判决书将事实部分和证据表述成一事实一证据，最后又综述证据。这样将事实和证据割裂开来的表述方式，不仅有悖于“样式”的规定，而且导致叙述的事实不连惯，犯罪行为脉胳不清，证据重复。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有个别判决书将审理查明的刑事部分的事实叙述完了后紧接着就例举刑事部分的证据，然后再叙述民事部分的事实，接着例举民事部分的证据。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不符合“样式”的规定的，“样式”要求，“经审理查明……（既要写明经法庭查明的全部犯罪事实，又要写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其次写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因此应当按照”样式“规范行文。5、按照”样式“的要求，对证据之间有矛盾或者主要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还应进行分析论证。这一点，大部分判决书都没有做到。6、”补充通知“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用的刑事判决书的样式中明确要求：在例举证据的自然段后另起一行写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院了解到……（概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如果可能判处被告人非监禁刑罚的，概述所具备的监护、帮教条件等情况）。这一段落的叙述，是”补充通知“中最能体现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特点的部分，然而在所制作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中，却没有这一段落的叙述，也就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反映不出”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特点。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以后制作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书时，务必加以规范和充分体现。这种以学科建制为视野的探讨非常必要，也只有在学科建制的大视野中，才能同时并举地促进中国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并合理地顺应刑事证据法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对此，笔者认为，刑事证据理论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迈向统一的大证据学，还是走向分野的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与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具体而言，中国刑事证据法(学)要实现独立性转型就必须认真对待、处理“证

据法学与自然科学的证据学之间的关系”、“证据法学与权力运作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证据法学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等范畴；相应的，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讲，中国刑事证据法学要确立自身的独立性地位，也必须与证据学、权力操作手续、以及实体法学脱离干系，确立自身应当具备的法学品格、人权法品格以及独立于实体法的程序法品格，实现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以及独立于实体法的程序法转型。在逻辑的递进关系上，如果说证据法学摆脱证据学的桎梏，并从一元认识论转向以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为理论基础，乃是致力于加入法学、确立法学品性的历程；那么，从关注如何构建一套“赋予公权力取证权限和取证便利的取证规则”到强调如何构建一套“保护民权，限制取证行为、规范证据资格”的可采性规则，则是旨在加入人权法、确立自身人权法学品格的历程；最后，从单纯地重视实体性裁判和实体性目的，到实体性和程序性裁判并重，就是确立证据法学独立于实体法学之独立性品格的历程。(一)实现证据学和证据法学的两分，以“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为理论基础建构证据制度、发展证据法学，从而确立证据法学独立于科学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法学品格。在我国，认识论是传统证据法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按照一般的理解，证据制度乃是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即“如何保证其主观符合客观”[24]。由于过分重视证据法学的认识论取向，过分追求“积极的实体真实发现主义”，导致我国刑事证据法在限制证据资格、规范司法求真活动方面显得极为欠缺。证据规则不仅没能起到防止误判的工具理性功能，更没有起到价值权衡的价值理性功能。司法实务界在极端的认识论和“主观符合客观”的思想引导下，为发现客观真实不惜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现象大量发生。在一定意义上，诸如杜培武、佘祥林等冤案的出现均与忽视证据价值论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由于证据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立法，进而导致我国证据法学因还不具备法学学科的两个现代性维度而丧失法学品性。其实，根本无须对认识论一元论做出更多评析，仅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按照认识论一元论的观点，尽管证据是通过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方式获取的，但如果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仍应当认定其具有证据能力。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当前日益高涨的程序正义理念，也不符合各国刑事证据法制现状，更不符合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而且，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太多非人道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需要规制。因此，刑事证据规则的建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实用性，这很像当年豪尔以权利救济为基点力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所以，我国当前的证据法研究现状和理论指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当务之急，首先应当将证据学和证据法学区分开来，使得证据法学摆脱证据学的藩篱。不仅不宜再以建构“大证据学”之完备理论体系为由，使具有法学特征的证据法学与具有浓厚自然科学色彩的证据学纠缠不清，更不应将犯罪控制作为证据立法与证据法学研究之基础为积极真实发现主义申辩。(注：主流学界认为证据立法的基础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参见陈光中、刘枚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载http：

//https://www.360docs.net/doc/3212405606.html,/col87/col96/article.htm1?id=15103.)这种剥离法学意蕴与价值意义的积极真实发现主义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阻碍正当性程序原理在刑事证据法学领域的发展。对此，季卫东先生曾指出，如果“以事实为根据”的裁量和情境思维脱离了实质性正当程序的限制，刑罚权的行使就有可能渐行渐远，甚至走极端促成所谓“命案必破”的刑侦政策和“从重从快”刑罚

政策[25]。同样地，将积极的事实发现(过度求真)和控制犯罪(追求治理)作为证据法学之理论基础，也必然会促成所谓的“追诉必要决定可信”和“真实一定可采”的采证模式。这里并不是说以追求求真技术和过程为取向的证据学不重要，相反，一种新的事实发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动刑事侦查领域的革新。关键是要将各自的“产权”界定清楚。为此，笔者同意陈瑞华教授的观点，一方面，创建一门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为宗旨的“证据学”；另一方面，建立一门具有法学品性的“证据法学”，它所要研究的是各种证据的资格、效力以及司法证明的规则[23]86。其实，之所以倡导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学科分野，最本质的原因乃是，尽管刑事证据法学也旨在发现真实，但是，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刑事证据法学是与完全依赖科学的证据学截然不同的，它具有法学所独有的意义和功能，并区别于包括社会系统与政策系统在内的其他功能系统。即它致力于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并接受由此所带来的有限度地放纵犯罪。因此，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言词证据，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证据，均必须经受法学意义与法学功能的检验，不符合法学特性的证据均应被排除。确立证据法学的法学品格之后，笔者认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当遵循证据法领域的两个现代性维度，并以此为模型塑造新型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消极实体真实发现主义和程序正义理论。前者旨在防止误判，以提请刑事司法主体注意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材料并不一定均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司法主体自身也可能因为人类的有限理性而产生偏见与误识。例如，传闻证据，经由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取证方式获取的口供可能不具有可靠性；又如，列队辨认中执法人员对辨认者的暗示所获取的辨认结论也可能不具有可靠性。后者旨在实现价值权衡，以达到实体真实与程序独立性、程序效率性、社会公平性等价值的有机平衡。如确立旨在保障正常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特免权规则、旨在吓阻违法侦查行为和确保司法廉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二)由取证规则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迈向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立法趋向与研究取向，使证据法(学)摆脱权力运作的附庸，确立证据法学独立于权力场域的人权法学品格。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身关于证据法规则的寥寥无几，其他大部分条文也基本是以公权力的有效行使为目的的，限制证据资格的规定几乎没有。即使在某些条文中设定有关于保障程序权利的训示性规定，但对侵犯权利所获取的证据之可采性问题也付诸缄默。在立法的指导下，司法实务部门更表现出强烈的办案中心主义倾向，对证据法规范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很功利的层面，即如何确保拟作为法庭审理依据的证据被保全或固定，如何确保拟作为法院定案依据的证据被审查和运用。不仅如此，我国刑事证据法学也没能超脱于证据法及其规定的范畴之外，没能彰显刑事证据法学作为人权法学的价值意蕴，没能起到证据法学应有的学术功能——对未来证据法制度的建构功能和对当前证据法实践的批判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偏颇的研究立场已经使其成为司法实务部门重视取证规则、忽视可采性规则的理论“共谋”，助长了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证据法进行法条中心主义解读的思路。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我国刑事证据法学与旨在发现真实的证据学实现分野，并顺利完成法学转型，那么，具备法学品性的刑事证据法学不仅不应丧失自身的批判立场和建构功能，而且还应当成为一门以维护正当程序、保障程序正义为最终价值目标的“人权法学”。具体表现为：通过学术努力所要建构的证据法规范并非旨在赋予司法公权力权限，致力于明确司法机关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审查判断证据以及如何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取证规则，而毋宁是一套旨在限制司法公权力滥

用，致力于如何限制取证程序、如何限制证据的资格的一套可采性规则；针对刑事证据法实践中的不规范或不合法运作行为所秉持的立场不应是机械的迎合或证成，而应当是反思性的批判或证伪。(三)由依附性的程序性裁判迈向有限独立的程序性裁判，使证据法(学)摆脱实体法任务的窠臼，确立证据法学独立于实体法学的程序法学品格。我国传统的证据法学研究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关于证据可采性的程序性裁判问题。在我国当前的证据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的争议时，主要考察两个因素：一是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的重要性程度，即考察该证据是否属于关键性证据；二是该案件在特定社区环境中的影响程度，即该案件是否属于重大案件，所涉及的罪名是否为重罪等。这些问题显然都是实体性问题，而非程序性问题。其实，从应然的角度讲，法院在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时候，所应当考量的乃是：该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该证据是否具有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的证据资格条件，以及当事人是否提出了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的申请和动议。应当承认，将证据可采性的程序性裁判问题与致力于实体目标的实体性裁判混同起来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自足性。为此，我们必须对程序性争议与实体性争议的本质内涵有一个清醒的理解与认知。实体性争议的目标显然是致力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而程序性争议的目标是要解决证据资料的资格问题，或者说是实现刑罚权过程的正当性问题。实体性目标与程序性目标不分，必然会导致以追求案件真实和实现刑罚权为宗旨的实体价值侵损以限制司法求真活动和致力于刑罚权实现过程正当化的程序价值。事实上，如果我国刑事证据法学能够认识并认真发掘这一论题，很可能会突破一条确立刑事证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