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的解析

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年轻人中“御宅族”文化兴起，“萌”最先是日本“宅人”一族之间使用的一个隐语，表示面对令自己砰然心动的动漫人物造型或网络游戏角色时，突然涌起的一种狂热喜爱和热血沸腾的精神状态，后来就成了对这一类可爱、幼稚的形象的形容。“萌”的对象通常指的是具有甜美、纯真、讨人喜欢、入世未深、脆弱的特质人或事物。
再从文化差异上说，东亚社会中，男性主导的力量比西方更加强大，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依然存在，男性也倾向于控制女性。那么，“萌萌哒”无知少女当然最好掌控，更受欢迎。女性通过卖萌，也可以在父权制的社会中获得竞争优势。
而在经过N次女权思潮洗礼的欧美，无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还是男性对女性的彻底控制，都已经被主流价值观所淘汰了。既然男女平等，女性当然要更加独立，犯不着人畜无害扮天真。而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还是很喜欢“萌妹子”的，当时的电影里，受欢迎的女性往往都纯洁、天真，而非性感、自信，甚至到50年代，《花花公子》上推崇的，也还是乡村女孩一般的纯真形象。
“萌文化”约在2003年，以日本东京秋叶原为中心开始流行开来。2004年和2005年，“萌”当选为当年日本全国第一新潮用语。2006年三省堂出版社将“萌”字正式收录进《大辞林》。所以，从“萌”开始流行，到“萌萌哒”席卷网络，都不过是近十年的事。
“萌”成为一种风潮，虽然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细数“萌”的种种特质，会发现它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典型，在日本历史上不乏与“萌”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日本关西大学人类学学者奥野卓司教授曾撰文提出，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曾出现诸多“萌”要素。江户时代是一个庶民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表现之一就是庶民由“外行”成为某一文化领域的“专业”推手，这与“萌”的庶民精神十分类似。在江户时代，为创造精深的艺术，庶民们自发地形成许多团体进行艺术探讨，并形成了各领域的各种专家级带头人，这从本质上接近于现在的“御宅族”。另外源自江户时期的独特的美学意识“粹”也和“萌”有着渊源关系。它追求一种风流潇洒让人产生类似于恋爱之感的美，这与“萌”如恋爱般的感觉是一致的。以上分析证明，“萌”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萌”文化才不至于昙花一现。中国的有些学者断言“萌”文化在中国不会长久，并罗列出种种原因，缺乏历史的根基恐怕是其中之一。
同时，日本人一直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表现为对集团的需要和依赖，并善于借助集团的推动发展出各种极具特色的集团文化。“御宅族”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封闭性，极度地沉迷于某个领域或某样事物不能自拔，而完全不在意周围的看法；但另一面又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对团体归属的渴望和依赖。作为“御宅族”的发展类型之一，“萌”文化同样既在形式上表现出某人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的执著和忘我，展示出明显的封闭性;同时又通过对某一特定偶像的共同追求，或较为固定的集体交流活动来谋求与团体之间的联系，并通过集团内的交流活动不断发展出对“自我”的肯定，进一步推动“萌”文化的发展。也正是这种需要，使得“萌元”文化类群组成一个个属性各异的团体，通过同人志市场、COSPLAY、女仆咖啡馆等各种集团活动，将“萌”推向更大的规模。而中国的“萌”文化目前尚处于满足自我欣赏的阶段，传播者们也还没有形成将之深化的意识。缺少强有力的集团组织，缺少以集团为依托的有秩序有目的的活动，这使中国的“萌”文化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气候。
“萌”在东亚大行其道，但是在它的诞生地日本，却已经引起了很多批评，甚至警告。日本动漫大咖宫崎骏老师创造了很多看起来很“萌”的女性角色，但是他本人却是个女性主义支持者。他认为女性角色不应该只是可爱，还得有勇敢坚强、足智多谋的一面，把女性描绘得像宠物一样是“无耻的方式”。
过分泛滥的“萌”，日本人还有更多的批评，比如“以幼稚为可爱，将天真降格为愚蠢”。评论家福田和也说，如果幼稚不是缺陷，反而是“可爱”，那么人真没有理由要求自己必须长大。小说家清水义范写了一本叫《大人的消失》的书，说遍布日本的“幼稚文化”，让日本成了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没有大人的国家。大前研一干脆抨击这种现象为“低智商社会”、 “白痴化”。
此外，在东亚各国普遍等级观念森严，规矩繁多的背景下，偶尔卖个萌也可以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例如在日本职场，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相比于日系漫画中，到处都是忽闪着大眼睛，穿着蛋糕裙的软妹子。在卖萌这一点上，亚洲的女性比欧美女性有先天优势。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提出了“幼体滞留”的观点，即喜欢一切有幼体特征的东西，是人的天性，幼童的可爱特质能够引发成人的养育之心，确保幼童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这是一种演化上的适应，确保了人类的延续。
与此相比，中国“萌”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虽然包括一部分日本动漫文化爱好者，但主流却是普通网民。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萌”元素的传播活动，即将自己理解的各种“萌”的现象、行为在互联网上进行展示。从性别年龄上看，中国“萌”文化的追捧者以年轻女性为多，这和日本“萌”友年龄层分布广泛，男女比例接近的情况相差较大。更因为对“萌”精神理解的偏差“萌”文化追捧者只是在模仿中形成了一种有异于“萌”文化的流行风尚，而并未如日本“萌”一族那样对其作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付诸实践。
其次，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年轻层中流行的“萌”，于表于里，从范围到深度都与日本的“萌”文化是有差别的。日本的“萌”文化有了“御宅族”文化这个雄厚的基础，己形成了有规模有系统有秩序的一支队伍。从“萌”本身的分类上看，其类别极为细化，根据“萌”对象的性质，既有对动漫作品虚构人物的“萌”，又有对真实人物及事物的“萌”，如“AKB(日本偶像团体)萌”等，甚至还有对非生物类对象的“萌”，甚至出现了为政治经济活动特意创作的“萌”角色。根据“萌”对象的身份可以分成妹萌、姐萌、哥萌、弟萌、正太萌、人妻萌、人偶萌、机器人萌、女仆萌等，类型对象不一而足。从“萌”感受上来说，除了喜爱、迷恋等基本情绪之外，还有兴奋、狂热、性激动等各种情感。与此相比，在中国“萌”意义上的“萌”基本上还是动漫迷们的专享，远远没有达到分类细化的程度，有动漫文化的爱好者制作专门网站交流探讨“萌”文化，用猫耳朵、蝴蝶结等“萌”系装扮在网络上宣传和展示“萌点”，网络文化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萌”意义上的审美倾向，如萝莉、正太等，但这些接受模仿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网民对“萌”的感受也都还停留于“可爱”这一单纯的视觉认同上。除各种“卖萌”之外动漫迷们似乎鲜有作为。
再者，日本“萌”文化影响深远，产生了巨大的文化经济效益。日本的“萌”不仅形成了一个看似小众却己然风格独特、系统分明的“萌”文化群体，其巨大影响力在政治、经济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日本自卫队频频利用萝莉美少女海报招兵买马，各地政府利用各种“萌”角色进行招商宣传都是“萌”文化在政治界发挥独特作用的典型例子。在商业领域“萌”经济更是表现强劲。矢野经济研究所2010年出具的关于“御宅族”文化市场规模的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萌”文化的代表性产业，模拟恋爱游戏市场规模比前一年增长83%，达到86亿元；COSPLAY服装市场同比增长5.5%，达到406亿日元；同人志市场同比增长4.7%，达到640亿日元；人偶模型市场同比增长2.7%，达到283亿日元；偶像文化市场同比增长1.9%，达到542亿日元。可见“萌”文化创造出的经济增长点颇具规模。
如此看来，“萌萌哒”也并非只有有益之处，同时，在各类场所频繁使用“萌”的概念也应该有一定的反思空间。
中日萌文化内涵差异较大文字先行可以被认为是新媒体时代下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萌”文化的载体，中国大众接受的首先即是“萌”这个汉字，如今中国媒体网络上流行的“萌”，其实是一个在日本“萌”文化模糊影响下的新名词，由此衍生的特殊的中国“萌”文化也有诸多异于日本“萌”文化的地方。
首先，中日两国“萌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性质不同。日本催生“萌”文化的旗手是“御宅族”，他们是一群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制造“专业或爱好迷恋”情绪的年轻人。他们多是动漫作品的爱好者，对某个动漫作品、人物及相关产品有着不同一般的钻研和狂热。随着电子产品和网络的迅猛发展，其迷恋对象逐渐拓展到电子产品、电脑游戏模型和其中的角色等。据矢野经济研究所调查，2010年日本人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或被认为属于“御宅族”，可见衍生“萌”文化的土壤相当肥沃。他们大多有着特定的喜欢对象，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大量的信息交流活动，既传播“萌”文化，又开展积极的创造活动，在满足自身精神追求的同时为经济政治发展作贡献。可以说，日本“萌”文化的推手己经形成一个较有规模的、特殊的、有作为的群体。
人类儿童会通过撒娇，向成人提出要求，获得照顾。这也是人类抚育后代的本能。从体态特征上来说，亚洲女性身材娇小，跟儿童的差异，要比欧美女性更小，这也就给亚洲女性在“卖萌”这一点上带来优势。她们能够通过模仿婴幼儿的语言、行为方式，比如天真、调皮、柔弱、童贞甚至无知，来获得男性的注意和喜爱。
相比之下，欧美女性因为体态特征跟幼童差距更大，要激起男性的保护欲就比亚洲女性困难一点，所以她们在吸引异性的策略上，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性感、冶艳。
东亚各国都深受儒文化影响。儒家的审美观是温柔敦厚，“微而婉”、“怨而不怒”，不赞成激烈和直露，不主张抗争和对立。而温和无害的治愈系“萌”文化，恰恰契合了儒文化圈的审美癖好。在中国，“卖萌”还被认为是一种“示弱”的智慧，因而广泛应用于营销、公关领域。诸如美女城管执法队、企业形象拟人化、明星自黑扮蠢都成了效果良好的营销案例。
日本原始宗教“神道教”是一种泛神信仰。它相信世间有“八百万神”，这个“八百”只是虚指，意为无穷无尽。因此人们深信自然间的万事万物中都有神灵居于其中，而且没有高下等级之分，对于任何事物皆应恭敬相待，所有一切也都有成为敬仰和膜拜对象的可能。任何使人充满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都应该得到尊重。这样一种泛神信仰，造成了日本人内心深处尊重和敬畏万事万物的国民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信仰的多样化倾向。可以说日本人具有将万事万物“神”化的传统和能力。“御宅族”和“萌”也是如此，都产生于对某种事物或某种属性的近于痴迷的崇拜。这些偶像和崇拜情绪，有时确实可以引起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年轻人的共鸣，但有时也会因为信仰的差异引起排斥和反感。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某些行为或爱好，日本人能获得强烈的“萌”感受，而在中国人看来却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显得偏执或变态的原因。同样，“御宅族”和“萌”这样的日本文化虽然在中国年轻人中颇有影响，但在中国主流大众层面仍然接受度有限，信仰取向的差异应该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