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共8页word资料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80卷，署名纳兰成德辑，因其汇集宋人十八家“易说”，简要精当，故颇受时人推许。

继徐乾学点头称善后，朱彝尊对编者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曝书亭集》言其“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四库馆臣更将编者与宋人李衡、俞琰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李衡删房审权之书，俞琰钞李心传之说，并以取精撷要，有胜原编，此书之作其功亦约晷相亚矣。

”另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至今还分享着《通志堂经解》所带来的保存古籍及学术史上标志点地位的赞誉。

然而，上述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评价却建立在对其渊源、构成，甚至作者归属等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从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三篇简介文字谈起
作为“易说”汇编性质文献，《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是以同类性质的两部宋人作品为骨干，辅之清人的少量辑补而成。

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渊源及构成，自纳兰成德开其端后，朱彝尊及后来的四库馆臣均有简要的介绍。

署名纳兰成德的自序言“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

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横渠、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其康节、濂溪、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紫阳、东莱十一家之说皆《集义》上下经所引，《粹言》则未之及也。

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集义》止上下经。

余窃病其未备，因于十一家书中将讲论《系辞》以下相发明者一一采集，与《粹言》合而订之。

”这里，所谓的
两部宋人作品，即曾穑的《大易粹言》与陈友文的《大易集义》。

然而，《曝书亭集》《四库总目提要》的相关记载于此却存在出入。

朱彝尊言“吾友纳兰侍卫容若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

于温陵曾氏（檀）《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

合而订之，成八十卷。

”这里，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作者均为宋人陈友文，但是朱氏却记作“《集传精义》”，并非纳兰氏所言的“《大易集义》”。

四库馆臣于此尽管沿袭纳兰成德的成说，但对“陈友文《大易集义》”内容的描述却稍有差别。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提要》载“是书乃取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穜，今考正）二书而合辑之。

友文书本六十四卷，所集诸儒之说凡十八家，又失姓名两家。

”这里，仅所谓“友文书”含诸儒之说竟达20家，这与纳兰氏所谓“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多少存在出入。

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来源，纳兰成德、朱彝尊，乃至四库馆臣三者记载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陈友文这一线索或许是一把不错的钥匙。

陈友文，字隆山，《宋史》无传。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篇。

在历数宋人易学成果时，元人胡一桂言“陈隆山《大易集传精义》六十四卷（无《系辞》以后）……案，隆山所集王辅嗣、孔颖达、周濂溪、司马涑水、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苏东坡、游广平、杨龟山、郭兼山、郭白云、朱汉上、朱文公、张南轩、杨诚斋、冯缙云，又两家失姓名，但称先正先儒别之。

自序于宝佑甲寅年。

”这里
的“陈隆山”即朱彝尊所谓的“隆山陈氏（友文）”，宝祐甲寅年为公元1254年。

原来，朱彝尊所言的“《集传精义》”全称应为“《大易集传精义》”，作于南宋末年，今已不传。

陈氏《大易集传精义》或可简称为“《大易集义》”，因此，纳兰氏与朱彝尊记载之间存在着融通的可能。

然而，当我们将元人胡一桂所描述《大易集传精义》内容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相关信息进行比较，结果却大出人意料之外。

尽管卷数相同，但是具体到所汇集“易说”的诸儒，二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方面，就所辑诸儒时代言之，《大易集义》均为宋儒，而《大易集传精义》则除宋儒外，还有魏王弼与唐孔颖达两家。

另一方面，具体到所涉及诸儒，两厢比较，纳兰氏所言的吕大临、谢良佐、尹焞、胡宏、刘子翚、吕祖谦等6家溢出了《大易集传精义》范围，而后者所引王弼、孔颖达、司马光、苏东坡、杨万里、冯缙云、郭忠孝、郭雍等8家则为纳兰氏所未提及。

若验之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文本，其中并没有《大易集传精义》所引王弼、孔颖达等6家易说，相反，《大易集义》所言吕大临、谢良佐等6家则悉数在列（见表1）。

显然，从内容简介到文本考察，纳兰成德所谓的“《大易集义》”并非陈友文“《大易集传精义》”的简称，相反，二者为内容有所差别的两种文本。

考虑到不存在陈友文同时编写性质相同，且内容有同有异的两部作品，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无疑记载有误，而《大易集义》的作者应另有其人。

其实，朱彝尊大概觉察到了纳兰氏的疏漏，因无缘亲见《大易集义》一书，遂依作者而径改书名，故有“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之
说，但却没有注意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与《大易集传精义》在内容上的出入。

四库馆臣尽管沿用纳兰氏说法，却自觉不自觉地将相关介绍向作者——陈友文方向归拢。

今人潘雨廷先生因信从朱彝尊而怀疑纳兰成德的立场，使他没能进一步深究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与《大易集传精义》之间的差别，从而与问题的解决擦肩而过。

二、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乃魏了翁《周易集义》之别称
既然《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部分内容并非源自陈友文的《大易集传精义》，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实属误记。

那么，《大易集义》究竟是什么来路呢？
王士祯《池北偶谈》的一则记载颇值得留意。

在卷4《访遗书》条中，王氏言“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

朕留心艺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宜广为访辑……时礼侍徐乾学疏进宋朱震《汉上易传》并《图说》十五卷，宋张浚《紫岩易传》九卷，《读易杂说》一卷，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植《大易粹言》十卷，吕祖谦《东莱书说》十卷”。

原来，康熙二十五年，皇帝曾有搜访遗书的号召，并命礼部领其事。

于是，当时任礼部侍郎的徐乾学积极响应，遂进献了一批共12部珍稀图书，其中除“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外，还有“《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其署名作者却是稍早于陈友文的魏了翁。

众所周知，大藏书家徐乾学为纳兰成德的老师，两人曾于康熙十九年，
以传是楼相关收藏为基础，合作刊刻过《通志堂经解》，署名纳兰氏的《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恰恰被收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曾穜《大易粹言》十卷”与“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一起均在徐乾学所献书籍之列，此二者恰好是《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主要来源与依据。

因此，纳兰成德所提到的《大易集义》应是六年之后徐氏所献本——“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

翻检魏了翁著作，原来，《池北偶谈》所引“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玉海》记作“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志》录为“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

其作于魏氏谪居靖州的第四年，即绍定二年（1229）。

由魏克愚于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刻于徽州紫阳书院。

后来，书版在元代时曾经修补并刊印，至清代已流传颇稀。

今存有国图藏本，列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

除了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的书名、卷数相同外，在内容描述上，魏了翁《大易集义》与纳兰氏所言基本吻合。

与陈友文《大易集传精义》同篇，元人胡一桂也提到了魏了翁的《周易集义》，《周易启蒙翼传》言：“魏文靖公《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案《集义》自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

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

”
不仅如此，若进一步将《大易集义》“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文本逐条比对，除极个别文字外，包括版式安排在内，颇为吻合。

因此，无论从前人对《大易集义》内容的描述，还是从《大易集义》
文本本身，均证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实乃宋魏了翁所作。

三、《大易粹言》及《大易集义》关系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由来
除了魏了翁《大易集义》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另一重要来源为署名曾穜的《大易粹言》。

《郡斋读书附志》言：“《大易粹言》七十卷，《总论》三卷，右集明道先生程颢伯淳、伊川先生程颐正叔、横渠先生张载子厚、广平游酢定夫、龟山杨时中立、兼山郭忠孝立之、白云郭雍子和之说也。

舒守曾穜序。

”显然，与《大易集义》一样，《大易粹言》也属于资料汇编性质，汇集有二程等七家“易说”。

今存四库全书本。

《大易粹言》刊于淳熙二年（1175），因为主编者曾穜从郭雍问学，郭雍则继承其父郭忠孝的易学，故《大易粹言》所收“易说”7家中，郭氏父子占据二席，其标举师门的立场不言而喻。

与删黜郭氏父子“易说”相反，在《大易粹言》基础上，魏了翁于“北宋五子”增益周敦颐、邵雍两家，于程门诸大儒补人吕大临、谢良佐、尹焯、胡宏、朱震、刘子翠，至朱熹、张拭、吕祖谦等共9家，最终扩展为16家的规模。

清初，当徐乾学、朱彝尊、纳兰成德等拟汇集宋元诸儒经说时，因为荟萃宋人“易说”，故魏了翁的《大易集义》与曾穜、方闻一《大易粹言》均在备选之列。

然而，《大易集义》尽管囊括诸家易说多至16家，但不及程门郭氏父子，且以经传合刊本论，独缺诸家有关《系辞》《说卦》《序卦》《杂卦》4篇的解说。

《大易粹言》虽经传俱全，但仅包含郭氏父子在内7家易说。

显然，从体例上借鉴《大易粹言》，在内容上扩展至《大易集义》
的规模，于二者合而订之，便是两全齐美的事情。

四、《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作者归属
尽管先有《通志堂经解》署名的纠纷，再有署名纳兰成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已为方苞揭露出自陆元辅之手，还有四库馆臣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作者归属问题上的狐疑。

然而，这些在当时均难撼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者为纳兰成德的结论。

就像署名纳兰成德的《通志堂经解》《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并非其亲力亲为一样，《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署名，亦为纳兰成德沽名钓誉的“幌子”。

接下来，或许有人会问，其作者归属是否与《通志堂经解》一样，为“逢迎权贵”的徐乾学代劳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序文末尾，纳兰成德言“自揣固陋，未必有当于《集义》《粹言》所以为书之宗要，或亦陈、曾两公之所不废也。

书成。

请正于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

命梓之，附于《经解》之末。

”这里，“座主徐先生”即纳兰成德的老师徐乾学，《经解》即《通志堂经解》的省称。

若纳兰氏序文所言不虚，当《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编成后，成德曾将文稿呈给其师徐乾学过目，徐氏对之很是满意，从中不难看出，代劳者并非徐乾学。

既然并非依《通志堂经解》冠名之例，那么会不会像《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一样，直接将别人现成的书稿拿来而自署其名呢？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

因为魏了翁《大易集义》在当时流传甚希，故才有徐乾学以之为“遗书”，进献皇宫，连徐氏朋友朱彝尊，甚至接近皇家藏书的四库馆臣均未能一饱眼福，这也是他们轻信纳兰成德，从而“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是旁人？
继《通志堂经解》《陈氏礼记集说补正》“署名事件”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又是纳兰成德沽名钓誉伎俩的现形。

一定程度上，乾隆皇帝对于纳兰氏经学水准及其人品的质疑并非全出于政治偏见，反而相当有见地。

四库馆臣无意中将之置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之前，可谓“歪打正着”。

至于今人大谈纳兰成德经学造诣，企图为之翻案，其识见反而在清人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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