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共8页word资料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渊源及构成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80卷，署名纳兰成德辑，因其汇集宋人十八家“易说”，简要精当，故颇受时人推许。继徐乾学点头称善后，朱彝尊对编者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曝书亭集》言其“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四库馆臣更将编者与宋人李衡、俞琰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李衡删房审权之书，俞琰钞李心传之说，并以取精撷要，有胜原编，此书之作其功亦约晷相亚矣。”另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至今还分享着《通志堂经解》所带来的保存古籍及学术史上标志点地位的赞誉。

然而，上述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评价却建立在对其渊源、构成，甚至作者归属等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从有关《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三篇简介文字谈起

作为“易说”汇编性质文献，《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是以同类性质的两部宋人作品为骨干，辅之清人的少量辑补而成。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一书渊源及构成，自纳兰成德开其端后，朱彝尊及后来的四库馆臣均有简要的介绍。署名纳兰成德的自序言“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横渠、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其康节、濂溪、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紫阳、东莱十一家之说皆《集义》上下经所引，《粹言》则未之及也。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集义》止上下经。余窃病其未备，因于十一家书中将讲论《系辞》以下相发明者一一采集，与《粹言》合而订之。”这里，所谓的

两部宋人作品，即曾穑的《大易粹言》与陈友文的《大易集义》。

然而，《曝书亭集》《四库总目提要》的相关记载于此却存在出入。朱彝尊言“吾友纳兰侍卫容若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檀）《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合而订之，成八十卷。”这里，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作者均为宋人陈友文，但是朱氏却记作“《集传精义》”，并非纳兰氏所言的“《大易集义》”。

四库馆臣于此尽管沿袭纳兰成德的成说，但对“陈友文《大易集义》”内容的描述却稍有差别。《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提要》载“是书乃取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穜，今考正）二书而合辑之。友文书本六十四卷，所集诸儒之说凡十八家，又失姓名两家。”这里，仅所谓“友文书”含诸儒之说竟达20家，这与纳兰氏所谓“二书摭拾宋儒论说凡十八家”多少存在出入。

对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来源，纳兰成德、朱彝尊，乃至四库馆臣三者记载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陈友文这一线索或许是一把不错的钥匙。

陈友文，字隆山，《宋史》无传。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胡一桂《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中篇。在历数宋人易学成果时，元人胡一桂言“陈隆山《大易集传精义》六十四卷（无《系辞》以后）……案，隆山所集王辅嗣、孔颖达、周濂溪、司马涑水、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苏东坡、游广平、杨龟山、郭兼山、郭白云、朱汉上、朱文公、张南轩、杨诚斋、冯缙云，又两家失姓名，但称先正先儒别之。自序于宝佑甲寅年。”这里

的“陈隆山”即朱彝尊所谓的“隆山陈氏（友文）”，宝祐甲寅年为公元1254年。原来，朱彝尊所言的“《集传精义》”全称应为“《大易集传精义》”，作于南宋末年，今已不传。陈氏《大易集传精义》或可简称为“《大易集义》”，因此，纳兰氏与朱彝尊记载之间存在着融通的可能。

然而，当我们将元人胡一桂所描述《大易集传精义》内容与纳兰成德所言《大易集义》相关信息进行比较，结果却大出人意料之外。尽管卷数相同，但是具体到所汇集“易说”的诸儒，二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方面，就所辑诸儒时代言之，《大易集义》均为宋儒，而《大易集传精义》则除宋儒外，还有魏王弼与唐孔颖达两家。另一方面，具体到所涉及诸儒，两厢比较，纳兰氏所言的吕大临、谢良佐、尹焞、胡宏、刘子翚、吕祖谦等6家溢出了《大易集传精义》范围，而后者所引王弼、孔颖达、司马光、苏东坡、杨万里、冯缙云、郭忠孝、郭雍等8家则为纳兰氏所未提及。若验之于《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文本，其中并没有《大易集传精义》所引王弼、孔颖达等6家易说，相反，《大易集义》所言吕大临、谢良佐等6家则悉数在列（见表1）。

显然，从内容简介到文本考察，纳兰成德所谓的“《大易集义》”并非陈友文“《大易集传精义》”的简称，相反，二者为内容有所差别的两种文本。考虑到不存在陈友文同时编写性质相同，且内容有同有异的两部作品，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无疑记载有误，而《大易集义》的作者应另有其人。

其实，朱彝尊大概觉察到了纳兰氏的疏漏，因无缘亲见《大易集义》一书，遂依作者而径改书名，故有“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之

说，但却没有注意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与《大易集传精义》在内容上的出入。四库馆臣尽管沿用纳兰氏说法，却自觉不自觉地将相关介绍向作者——陈友文方向归拢。

今人潘雨廷先生因信从朱彝尊而怀疑纳兰成德的立场，使他没能进一步深究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与《大易集传精义》之间的差别，从而与问题的解决擦肩而过。二、纳兰氏所言“《大易集义》”乃魏了翁《周易集义》之别称

既然《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的部分内容并非源自陈友文的《大易集传精义》，纳兰成德所谓的“宋陈友文《大易集义》”实属误记。那么，《大易集义》究竟是什么来路呢？

王士祯《池北偶谈》的一则记载颇值得留意。在卷4《访遗书》条中，王氏言“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宜广为访辑……时礼侍徐乾学疏进宋朱震《汉上易传》并《图说》十五卷，宋张浚《紫岩易传》九卷，《读易杂说》一卷，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植《大易粹言》十卷，吕祖谦《东莱书说》十卷”。

原来，康熙二十五年，皇帝曾有搜访遗书的号召，并命礼部领其事。于是，当时任礼部侍郎的徐乾学积极响应，遂进献了一批共12部珍稀图书，其中除“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外，还有“《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其署名作者却是稍早于陈友文的魏了翁。

众所周知，大藏书家徐乾学为纳兰成德的老师，两人曾于康熙十九年，